城市绿地碳汇核算和监测研究进展

城市绿地在城市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准确评估城市绿地碳汇能力是推进城市“碳达峰、碳中和”的一项关键工作。在阐述城市绿地碳汇概念的基础上,从城市绿地碳储量变化和碳排放2个方面梳理了城市绿地碳汇计量的核算方法及应用现状,提出了针对不同尺度、不同管理模式的城市绿地碳汇监测体系构建思路。在此基础上,从城市绿地基线碳汇量、泄漏量等方面阐明了城市绿地碳汇项目减排量的计量方法。研究结果可为提高城市绿地碳汇评估的准确性,推动面向“碳中和”的城市绿地建设提供思路和方法。

贸易空间的表述与实践:西藏山南“拉康加羌姆”研究

“拉康加羌姆”是俗人表演的法舞,是一部神圣与世俗共存的展演,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典型表现。整个仪式结构以独特的地理方位“枯廷拉康”为物质基础生产了一个具有象征性质的“空间实践”;以“卵(鸟)生宇宙”,“矮人”等情景完成了秩序的“空间表述”;最终以“猕猴与罗刹女”以及“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等情景展演,形成了以交易为主的“表述空间”。这些神话和历史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时空,但内在具有一定的联系,通过神话、仪式、历史事件的展演,形塑了一个由赞普直接表征的秩序空间,营造了边贸会和平互惠的贸易空间,这也是藏族社会突破村落和家族边界形成一个和平空间的根本机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婚礼表述了汉文化在吐蕃政治图景中的重要意义,这一空间的形成与文成公主镇压魔女的空间塑造策略是紧密相连的,而加羌姆则致力于将这一表述直接实践于地方社会的核心位置,从而实现空间的国家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体育地理学释义

“一带一路”包括陆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两个体系,其学理性意义指向为地理学。古代丝绸之路的地理学理念体现在人对地理方位的感知、探测和考量层面,而其外在的意义则在于游走、旅行、运输、迁徙层面。其与奥运会、足球世界杯及其他大型体育赛事的申请、举办、展示过程很相似,皆充满了交流、传播、移徙等元素和多元竞争精神。从体育地理学的视角切入“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历史意义与价值。海外贸易一向带有探险性质,“一带一路”也不例外,并融合了优化生态环境的诉求。体育源于自然,且与地形、地貌、水文等地理要素密切相关,这构建出“一带一路”的现代体育学意义。在探险心理的促动下,体育与贸易始可真实地实现融合。体育的核心意义在于身体学,中层意义在于管理学,高层意义在于文化学,而“一带一路”中的体育元素则同时指向于地理空间。

蔬菜供应链:边境农贸市场及其互市实践——基于云南孟定中缅边境的田野调查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隔清水河口岸与缅甸接壤。在孟定镇的边境农贸市场之中,活跃着两种商业活动:蔬菜供应链和缅甸街生意圈。从清水河口岸升级,以及边民互市优惠政策实施以来,边境贸易得到了程序化、规模化的发展。供应链是由内地资本推动运作的,规模化的,具有链条延伸性质的市场;生意圈是由缅甸商人的社会人际网络交织组成的,带有社区感和生活感的,具有聚集性质的市场。两种不同的机制在农贸市场中发生了交汇,延伸和聚集之间的拉扯,糅合成了边境贸易新的动态平衡,也为活跃在其中的人们提供了新的地方性的生活可能。

湖北省国土空间“三生”功能权衡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阐明湖北省“三生”功能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对国土空间布局的作用,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供理论支持。[方法]遵循“功能评价—关系量化—机制识别”的框架,基于格网尺度评价“三生”功能,采用均方根误差(RMSE)模型和地理探测模型等方法分别探究了空间功能权衡关系的时空演变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突破了既有研究对微观尺度上空间功能关系动态演变研究不足的局限。[结果](1)2000—2020年,区域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不断提高,其中武汉市“高”等和鄂西山区“低”等区域变化显著,分别扩张了538.54 km^(2),14207.47 km^(2);整体生态功能减弱,四大山区“高”等区域降低尤为凸显,年均减少1009.50 km^(2)。(2)研究期间,生产-生活功能权衡强度呈“Λ”形演变特征,空间布局呈“低值区扩张、高值区收缩”态势,尤以随州市中西部和武汉市主城区较为显著;生产-生态功能权衡强度和生活-生态功能权衡强度变化规律相似,均呈倒“N”字形演变趋势,但空间分布格局差异明显,分别呈“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规律和中心-外围的空间布局。(3)2000—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5年和2015—2020年,“一主两副”主城区、武汉城市圈部分县区和鄂西山区生产-生活功能权衡指数的动态变化尤为凸显;生产-生态功能权衡指数变化和生活-生态功能权衡指数变化显著区主要分布在湖北省四大山区和江汉平原部分县区。(4)人口密度、GDP和人类活动强度是国土空间功能权衡关系的主要驱动因子。[结论]湖北省“三生”功能之间协同水平整体呈提升态势,社会经济活动对“三生”功能协调发展的影响较大,后续应因地制宜加强国土空间调控与管理。

“三生”空间视角下土地利用功能演变与障碍诊断——以新一线城市南京市为例

基于“三生”空间视角构建土地利用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法评价新一线城市南京市的土地利用多功能及其时变特征、权衡协同关系与障碍因素等,得到的结果显示:南京市在研究期间内土地利用多功能呈倒U型变化趋势,其中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提高,生态功能呈衰退态势;南京市土地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空间存在程度不一的协同权衡关系;土地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障碍度持续增大,其中SO 2年均浓度、森林覆盖率影响较突出,生活功能的障碍度持续减小。因此新一线城市应在权衡土地生活、生产与生态功能协同关系中强化土地生态空间服务功能,减少生活与生产活动带来的生态负效应,引导土地功能向高度协调方向演化。

全球供应链空间重构下的中国外贸“三新”:新格局、新动能与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全球经贸形势日趋严峻的现实中,“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应成为中国外贸工作的根本原则和行动指南。文章描绘了当前中国外贸的空间新格局,分析了全球供应链空间重构下呈现出的中国外贸新动能,定义和阐释了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外贸新质生产力”,最后提出了政策性思考及建议。文章认为,当前,受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制造业回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从以成本管控、生产效能、科学技术为导向转为以供应安全、产业稳健和地缘政治为目标,并呈现出区域化、多元化、本土化、数字化、集聚化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发展特征,逐渐趋向于碎片化的发展格局。在新的空间格局下,中国外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对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出口贸易大幅下降,出口企业举步维艰。面对这一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凭借全球第一制造大国的雄厚实力,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品结构推陈出新,积极应对“脱钩断链”、产业链外迁导致的订单转移、出口下降这一不利局势,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出口取代传统劳动密集型“旧三样”产品出口,实现了稳规模优结构、提质增效的阶段性目标,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文章针对新质生产力在中国外贸领域内的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数据、信息与流量是外贸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交融是外贸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数实融合、虚实融合是外贸新质生产力的坚实基础。外贸新质生产力具有双轮驱动的独特优势与韧性,灯塔工厂是外贸新质生产力的中流砥柱,独角兽是外贸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建立在虚拟集聚平台上的跨境电商新模式、海外仓、全托管等新业态,形成了当前中国外贸新质生产力。要以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支撑和提升外贸新质生产力,以规模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扩大和提振外贸新质生产力。

企业工会工作的“空间逻辑”:基于深圳市A企业的研究

近年来对于企业工会工作的个案研究揭示了工会通过介入并协调劳资冲突而拓展工作空间的动力机制,而促进企业工会拓展工作空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国家在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中赋予工会的责任与使命,即政治空间的开放。通过对广东省深圳市A企业工会扩展工作空间的动力与策略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尽管该企业工会扩展工作空间与在协调劳资冲突中发挥自身能动性有关,但持续的推动力仍旧来自制度设计释放较为宽松的工会政策,提供了有利于企业工会发展的资源和平台,具体表现为各级工会给予企业工会发展的各项支持。随着企业工会工作的有效性逐步获得企业和职工的认可,工会也在企业内部拓展了能动空间,能动空间与政治空间之间形成了彼此支撑的关系。在当下我国劳动关系情境下,企业工会工作得以不断拓展与政治空间和能动空间之间的交互作用密不可分,持续的政治空间会促进能动空间的持续,反之亦然。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主要风险分析及管控

针对国内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事故频发、有限空间安全监督和管理广撒网、一刀切等问题,结合应急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性检查结果,本文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管理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提高企业有限空间安全管理水平,为有效控制和减少有限空间安全风险提供参考。

大兴安岭山脉中段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多维度权衡协同关系研究——以兴安盟地区为例

探究不同生态系统服务间的交互耦合关系、开展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管理是实现多维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发展的关键前提。论文基于InVEST与CASA模型、热点分析、相关性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2000—2020年处于大兴安岭山脉中段的兴安盟地区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与植被净生产力(NPP)的时空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协同关系。结果表明:(1)研究区各生态系统服务总量呈非对称持续上升趋势,空间分布自西北向东南依次递减,降水量的波动致使土壤保持服务与水源涵养服务的增量高于碳存储服务。(2)生态重要程度空间分布自西北向东南依次递减,重点生态区的占地面积增量显著,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提升。(3)协同关系是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主导关系,各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关程度各异,权衡协同强度较弱。(4)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权衡协同关系的空间异质性显著,总体上西北与东南为协同区域,中部为权衡区域。研究结论对于实现研究区协调社会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0—2020年京津冀地区国土空间多功能权衡强度时空演变及影响机制

厘清国土空间多功能相互关系及影响因素,对实现国土空间可持续利用与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揭示了其国土空间多功能时空变化特征,利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均方根误差和地理探测器诊断了多功能之间相互关系与权衡强度,并探析了多功能权衡强度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平原区,生态功能主要集中在西北山区,2000—2020年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提升而生态功能呈退化态势。国土空间多功能权衡强度均值表现为“生活功能-生态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生产功能-生活功能”。2000—2020年生产与生活功能间的权衡强度增强,从0.038上升至0.060;而生产与生态功能间权衡强度减弱,从0.190下降至0.180;生活与生态功能间的权衡强度轻微减弱,从0.206下降至0.205。京津冀西北区是生产与生态功能以及生活与生态功能权衡强度高值区,集中在承德、秦皇岛和北京市。东南部平原区是生产与生活功能权衡强度高值区,尤其是衡水、邯郸和邢台等地权衡明显加剧。国土空间多功能权衡强度空间分异受土地利用、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土地利用强度是最主要影响因子,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年份影响程度略有不同。研究结果可以帮助决策者将国土空间多功能权衡理念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与管理。

电力现货交易市场模式空间及影响分析

在市场化交易的电力市场体制背景下,传统电能交易模式难以满足电能灵活交易的现实需求,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建设势在必行。电力现货市场在发电侧和购电侧都可进行实时灵活调整,能帮助解决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电量平衡和价格机制问题,进一步发挥价格作用,完善交易类型,促进新能源消纳,进而形成市场体系化竞争。为此,文章对电力现货交易市场模式空间及影响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梁子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簇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力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明确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演变和驱动机制,对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梁子湖流域为例,基于FLUS模型、Pearson相关性分析、自组织映射、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识别流域2010—2030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揭示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时空演变规律与驱动因素,并提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簇的流域生态空间保护的工作框架。结果发现:(1)2010—2030年,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情况显著,整体表现为耕地和水体面积减少、林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2)3种模拟情景中,仅生态保护情景时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上升,其余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3)流域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权衡与协同关系,且协同关系占据主导地位。(4)流域共识别出6种生态系统服务簇,其中以食物生产为主导功能的服务簇面积占比最大;服务簇的识别结果与实际土地利用类型较为一致,但同类用地仍可提供多个具有不同主导服务功能的服务簇。(5)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簇的分异是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与景观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化景观格局能一定程度上保护流域主导服务功能的稳定。

古商道型传统村落院落空间保护与发展研究——以阳泉市骆驼道村为例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村落也在更新和发展,在这种的大背景下,传统村落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越来越多的传统建筑被拆除重建,地域特色和传统文化的流失等现状问题接踵而至。文章以山西阳泉骆驼道村为例,通过对贯穿村落的骆驼古道进行分析,探索其与骆驼道村院落空间形式的关系以及古商道型传统村落院落空间的内在逻辑,并据此提出保护利用的策略与方法,为今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更新提供参考。

商贸文化视角下龙溪口古镇商业空间类型及其特征研究

龙溪口古镇位于潕水流域少数民族聚集区,明清时期掀起多次移民热潮,当地建筑营造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尤以商贸文化影响为甚,因此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侗、苗等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古镇。该文从商贸文化视角切入,梳理古镇贸易形成的商业环境与古镇商业活动类型。通过对古镇的贸易型、生产型、服务型、集会型、文化型、运输型商业空间类型的归类,并分析不同功能性质的商业空间特征,进一步总结其商业空间形态特征,以期为传统商贸古镇的保护与发展奠定基础。

批评认知视角下经贸协议新闻叙事的话语研究

新闻叙事借用文学叙事的语言形式,来生动地描述真实事件,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模式。叙事的过程会使读者对报道的事件产生参与感,从而产生共情和共鸣。本文以新闻叙事为进路,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探讨英汉新闻叙事的心理空间内嵌和整合方法,对话语进行批评认知分析。通过对比英汉新闻叙事的特点和传播效果,发现英文的叙事空间采用现在时,让读者感受到国际贸易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找破解之法的紧迫;中文的叙事空间采用过去时,让读者产生整体形势较好的安全感,且多使用直接引语和感知动词,对企业在全球经济衰退的不利形势下善抓机遇和勇对挑战的智慧和勇气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提出中国新闻叙事对外传播话语建构的建议,以便讲好中国故事。

农产品贸易与服务业耦合协调度分布动态与时空差异研究

农产品贸易与服务业的耦合发展是优化产业结构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05—2020年中国31个省份(未包括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函数与莫兰指数考察农产品贸易与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农产品贸易与服务业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但目前整体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地区间耦合协调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农产品贸易和服务业耦合协调度总体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空间差异主要由区域间差异所引致;中国农产品贸易与服务业耦合协调度均丰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大多数省份处于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基于此,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政策帮扶和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以及整合区域资源等方面提出了推动农产品贸易与服务业高度耦合协调实现的政策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对贸易增长空间的影响--基于RCEP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使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对RCEP国家贸易规模及贸易增长空间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主要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贸易增长空间主要体现在贸易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对出口国贸易增长和贸易增长空间拓展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数量增加能促进贸易量增长和扩展边际深化;质量提升对贸易扩展边际的深化作用要大于集约边际;RCEP各国间因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差距形成的“数字鸿沟”对贸易量增长和贸易增长空间拓展产生了制约。因此,应鼓励中国企业加强与RCEP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合作,缩小各国间的“数字鸿沟”,在着力培育RCEP国家数字贸易市场发展的同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

入世以来中国省级区域贸易利益及影响因素

中国入世20多年以来,总体贸易利益增长固然惊人,但增长背后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不平衡性,区域协调的问题随之而来。通过构建包含省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能够量化分析省级贸易利益,从贸易利益源泉角度研究贸易利益的空间分配问题,进而刻画其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模型分析表明:(1)入世以来各省份贸易利益空间分配不均并且存在很大差距,主要是由促进竞争效应和选择效应导致的;(2)内循环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外循环,并且二者在地区间也存在差异,东部省份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省份,内循环对外循环的促进作用亦是如此;(3)劳动力人口、人均GDP和本地临界边际劳动需求越高,贸易成本越小的省份,单一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越大。

从走近到疏远:美国与萨达姆政权的交易型代理关系困境(1979-1991)

本文从交易空间视角,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与伊拉克曾存在短暂的赞助-代理关系。关于美国和萨达姆政权的交易型代理关系破裂乃至失控的原因,学界主要从利益分化、能源安全和制裁的视角展开论述。但上述视角均侧重“美国中心论”,没有足够重视萨达姆政权在赞助-代理关系中扮演的能动性角色。70年代至80年代初,苏伊关系的恶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扩张,为美国和伊拉克发展交易空间提供了基础,美伊关系由此经历了一段微妙的升温期。里根政府改变前任的中立政策,加大对伊拉克的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多方位援助,萨达姆政权则借机抬升其地区权势、开拓西方能源市场和购买先进武器。80年代中期至末期,尽管美国逐渐回调倾斜政策,但力度和决心不够,萨达姆政权则反向滥用美国的赞助,包括镇压异己和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化武,与美国的矛盾凸显。90年代前后,美苏关系改善,而美伊利益冲突已然难以调和,萨达姆政权强烈抵制融入美国中东新秩序的构想,引发美国对伊拉克惩罚升级。最终,萨达姆政权冒险入侵科威特,美伊交易空间彻底垮塌,双方的赞助-代理关系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