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藏《文选钩玄》编纂方法与价值考论

国家图书馆藏《文选钩玄》一书是明人华文甫摘选《文选》中句式整齐、音韵和谐或引经据典的“佳句”编纂而成。这种依靠摘句为主要手段的文本生成方式,是基于明中后期八股文写作中注重骈偶、韵律的文体特征。而《文选钩玄》摘句作为科举考试句法范例,是该时期考试方向由经部和史部逐渐向集部扩展、时文写作由注重义理阐释到兼备章法辞采的体现。但它对《文选》句子摘而不评,这类以选本形式指导时文写作的范文造成了士子对作文技法单一的关注,不可避免会导致士子思想学风的空疏。该书为明中后期“文选学”风气与科举考试研究提供了一个角度。

《文选》赋分类及体系考辨——兼论《文选》赋的文学生态与政治生态

自班固、扬雄始就有以分类论赋的赋学传统,萧统《文选》赋在前人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提出新的分类标准,通过赋的分类实现对人文的分类。人文之学是人学也是文学,文学讲究文采,而人学讲究治人之学,也就是建设、治理国家的规章法度。《文选》赋所分十五类既有传统抒情文学题材,同时也兼顾政治治理的主题。文采是对作品的要求,是萧统提炼作品主题用来表达观点的工具,文学与政治不是互相掣肘的概念。经过萧统重新组合的编类体系也兼具文学与政治两种生态,文学生态表现为题材编类上崇尚汉代大赋经典,政治生态表现为重视国事正统题材在编类中的重要性,并以此开宗明经。

文学话题与经典形塑:宋人笔记中的“《兰亭序》不入《文选》”之议及其影响

在宋代讨论《文选》去取的选本学语境中,“《兰亭序》不入《文选》”成为宋人笔记小说中广受关注的文学话题,书法名文《兰亭序》由此进入文章学视域,苏、黄庭坚等文坛大家模仿《兰亭序》进行创作。同时,该论在宋人笔记小说中的反复讨论与持续发酵也成为《兰亭序》进入选本空间的直接推力,成书于宋末的《文选补遗》最早采录了《兰亭序》。进入元代后,这一形成于宋人笔记小说的热议更是随《兰亭序》一同进入选本空间,并成为影响《兰亭序》文学审美的关键要素。《古文真宝》率先参与“《兰亭序》不入《文选》”讨论后,明代多部选本亦涉及该论,而在清代以《古文析义》为代表的细密评点中,该论甚至统摄了对《兰亭序》的整体观照。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

曹文轩对中国成长小说的探索及其意义

曹文轩关注青少年文学,对西方成长小说走进中国的可能性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理论上,他较早提出了中国成长小说的命名问题,并对成长小说的内涵与外延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界定;实践上,他创作了《草房子》《红瓦》和《根鸟》三部成长小说,对中国成长小说在主题和艺术形式的创新上具有示范作用,是中国成长小说理论的成功实践。

孔子谥号演变考

哀公作诔,称孔子为尼父。尼父是否为谥,历来歧见纷纭。自平帝时追赠褒成宣尼公后,孔子之谥,递有演变。北魏时称文圣尼父,唐时尊为宣父、文宣王,宋时则为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元武宗时至圣前又加大成,明嘉靖后止称至圣先师。其封爵代有不同,或称公,或称王,宋真宗时欲追加帝号未遂,其后儒生议此者甚多,至嘉靖定祀典,夺王爵而称先师。其谥号演变既受议谥规律所限,又与儒学发展及帝王崇抑纠葛在一起。

论《文选》之序体

文体论中的序体 ,缘起自《诗大序》。其发展过程中按目录学、文体功用及艺术形式 ,可分为多类。《文选》将自先秦迄南朝梁之序体文章加以荟萃 ,为隋唐以降之研究 ,提供了丰赡而翔实的资料。《文选序》多取诸所选序文。文选序体的典型艺术特色为 :序缘起而条贯。

关于《文选》所录诗文之来源问题——兼论《文选》乃合首选与再选为一体之书

《文选》中的某些作品无疑是选自其前的总集(或受之影响),然其所收作品更多的当是来自别集及相关史书。另外,有些亦可能选自单篇流行者;而"骚"类所收,显然出自《楚辞》一书。《文选》乃合"首选"与"再选"为一体之书,且当以首选为主。

论《文选》“对问”体——兼论先秦问对体式的发展历程

《文选》选文,有“对问”一类。问对作为人际语言交际的基本形式,由来已久;卜辞是人神问对,旨是决疑;《尚书》是君臣问对,旨在择贤;《论语》是师徒问对,旨在问道;《孟子》是君士问对,旨在问难;《庄子》是人物、物物问对,旨在说理。对问体在以专论为特色的第三阶段诸子散文消失,转移到以《战国策》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中,《战国策》也是君士问对,旨在问计。对问作为文体是作为手法的问对句型发展而来,其基本特征是设词见志,抒发郁陶之情。宋玉《对楚王问》作为对问体的唯一代表,从问对内容上确立了文体范式,是北方文化与楚文化的结晶,成为骈赋尤其是设论体的直接渊薮。

班彪与两汉之际的河西文化

两汉之际 ,河西地区相对平静 ,以班彪为代表的中原士人在王莽之乱后纷纷避难西北 ,在当时政治格局的变迁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

《文选·三都赋》旧注底本问题试探

李善注《文选.三都赋》时所采用的旧注底本应当为綦毋邃序注本,该本在张载、刘逵及卫权《三都赋》注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三都赋序》注。在李善注《文选》时,綦氏序注本略有残缺。对于臧荣绪《晋书》与序注本在旧注作者问题上产生的分岐,李善采信了史书的记载,因此导致了后人对《三都赋》旧注的误解。

《文选序》“以时代相次”不涉及作品辨——兼论以作品之作时考《文选》成书时间无实际意义

《文选序》“以时代相次”云云，是就《文选》之实际情况说的。因之，考察其所指如何，必须回归《文选》本身。《文选》“类分”后以人为纲，故“以时代相次”说的只能是作家而非其作品。据《文选》所录作品之作年如何以探讨其成书时间，无任何实质性意义。高步瀛以“每类之中，文之先后，以时代为次”释“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近是而有所未照。

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说的注释学思辨

宋人所提出的"无一字无来处"说,反映了在杜甫诗歌被奉为经典后对其提出的注释学要求。它在强调杜诗词语来源丰富的同时,又指出其用字的谨严,代表了宋人对杜诗的认识,并且对宋及宋以后的杜诗注释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一说法是否完全符合杜诗的语言事实,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呢?这一说法为何没有用在其他诗人身上,它是否确实反映了唐诗语言运用上的某种重要动向和转变?如果确有这种转变,并关联于杜甫,那么它与诗歌语言的创新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厘清。黄庭坚只是将它与"自作语"相区别,又以"灵丹一粒,点铁成金"的比喻将此表述得颇为玄妙,引发后人的各种发挥乃至指责。不过,我们可以将之置于诗歌用语的一般习惯和前后发展中来说明其确切所指。所谓诗歌用语的"来历",并不限于经史典故成语,此说的重点也不在此,而是指在前代文献中有用例的其他各类词语。客观上也表明,魏晋南北朝以后诗歌新创词语数量下降,唐代《文选》学兴起后诗歌用语日趋规范。杜诗扩大了采自《文选》的词语范围,并通过缩略等方式从《文选》用语中派生出新词,这两方面相结合充分显示出杜甫在语言运用上的纯熟与自信,达至他所追求的语必惊人的艺术目的。

《文选》分文体为三十八类说辨正——《〈文选〉分体三种说论衡》之二

《文选》分体既非三十七类,更不可能是三十八类,而只能是三十九类。对证明《文选》分类起关键作用者有二:《文选》序次作家的实际情形与《文选序》所说的"各以时代相次";相关版本上之标示。陈景云诸名家因未能就整体来考察部分,故虽知"移"而未能识"难"。《文苑英华》及《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如何,这对研究《文选》原分多少体无实质性意义;据天津艺术博物馆与日本永青文库分别所藏的敦煌本《文选注》之"解",无法证明"难"非《文选》之一体。

《文选》不录张融之作的历史考察——兼论萧衍的忌刻个性及其在萧子良集团中的实际地位

张融是南齐著名文学家,一生创作甚丰,质量亦高,却无任何作品入选《文选》,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萧衍在萧子良集团中实际地位很低,一系列的恩怨使他对后者产生了仇恨。其忌刻的个性,又使这种仇恨兼及了与萧子良关系亲密的张融,这导致《文选》编纂者不敢擅自选入张融之作。其次,张融个人的文学审美趣味与《文选》的选文标准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背离,导致《文选》编者主动摈弃张融之作。

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

考察《文选》所选录的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该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各地文学盛衰变化的情况。大致说来,从西汉中叶直到东汉前半期,关中一带的学术、文艺极为繁荣。随着东汉迁都洛阳,太学等学术中心亦随之东移,士子辐辏于洛阳,曾是全国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逐渐衰落。东汉的"羌乱"及西部人民东迁对后来的文坛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选》选录三国时代作家二十二人,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西晋运祚虽短,但被《文选》选录的作家却达三十二人,其地域分布似较两汉、三国有所扩大,但人数最多的仍然是今山东和河南的黄河沿岸一带及淮北地区,这些地方从战国以来,就是学术和文化最兴盛之地。《文选》选录东晋南朝作家共三十六人,绝大部分为黄河以南人氏,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文选》六臣注的文体论与《文心雕龙》异同

唐时有李善及五臣给《文选》作注,其注在文体下及文体的类别下、在文章题目下、在作者名下有文体论述说。而《文心雕龙》是当时文体论的集大成者,《文选》注的文体论述说,或与《文心雕龙》有相同、相似之处而又繁衍出新的内容,或与《文心雕龙》有不同之处,或有《文心雕龙》未述者,从比较中可见《文选》六臣注的功能与崇尚。

论《文选》与《文心雕龙》工作量之可比性诸问题

《文选》与《文心雕龙》因性质不同,故难以比较两者工作量之大小如何。然《文选》与《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却有着切实的可比性。编纂《文选》的工作量要远小于撰写《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的。完成同一工作量虽会"因人而异",然在两者有可比性的部分,不管从哪一角度看,其均无太多之"异"。即昭明太子编纂《文选》所花时间仍相应地要比彦和撰写《文心雕龙》的少。撰写《文心雕龙》要比人们想象的费时,而完成《文选》的工作量与难度则被某种程度地放大了。

从《文选》李善注看《列子》并非伪书

《列子》是先秦道家典籍,是列子门人记录列子思想的著作。该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整理附益,增加了一些晚出的内容,因而导致部分学者怀疑《列子》是伪书,"伪书说"者多认为魏晋人作伪。从《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条目来看,《列子》在两汉魏晋直至南朝宋齐梁期间一直流传有序,西汉、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很多作家都曾引用过《列子》,其中尤以张衡、曹植、嵇康、左思、张协、潘岳、陆机引用次数较多。这些情况表明,从西汉到东晋《列子》一直流传有序,魏晋间有人作伪之说难以成立。《列子》既然不是伪书,其价值和地位也应该重新评价。

关于《文选》编纂“工程”的大小问题——与《文心雕龙》比较

从编纂实质性(或学术)的层面说,由于《文选》自身的特殊性,使编者一旦选定篇目及将之分类与对所选的某些作品稍事“加工”,便告完成了。而从这一角度看,编纂《文选》的“工程”还不如写《文心雕龙》论文体部分加《辨骚》与《才略》这22篇的大。即使计誊写全书在内,《文选》编纂“工程”的大小至多与撰写《文心雕龙》相似,而没有人们想像得那么大。刘勰花四、五年的“业余”时间撰成《文心雕龙》,以彼例此,昭明太子完全能够凭一己之力编纂好《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