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临证指南医案》和《不居集》探析叶天士与吴澄脾胃阴虚理论之异同

叶天士与吴澄继承并发展了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叶天士提出“胃阴虚”“脾胃分治”等理论;吴澄在新安派虚劳理论指导下,形成“脾阴虚”理论思想。叶天士和吴澄都重视脾阴对胃阴的影响,两者在脾胃理论上相辅相成,补充了脾胃学说中只补脾阳之不足,对脾胃论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基于《临证指南医案》和《不居集》分析脾胃阴虚的生理病理特点、脾胃与五脏之间的联系,探讨叶天士和吴澄对脾胃阴虚的治疗规律和用药特色及异同。

吴澄《不居集》养生思想探析

清代名医吴澄所著《不居集》为论述虚损性疾病专著,该书虽以载录前人虚损辨治经验及自身虚损诊疗经验思想为重点,但书中仍有诸多篇章记载着吴澄对于疾病预防、疾病养护及日常养生保健等多方面、全过程的丰富方法经验与理念原则,这些内容包含并彰显了吴澄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养生思想。文章拟从积精全神、培护脾元、谨守禁戒三个方面对吴澄的养生思想进行整理探讨,以期为现代养生保健事业提供理论与经验借鉴。

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述评

元代由吴澄创立的草庐学派,向来被认为是在接武朱子学的同时,对陆九渊心学也有所吸收。百年来关于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多立足于此重点分析学派思想中的朱陆关系。按时段与进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多以哲学史书写的视角,简要辨析吴澄思想中的朱陆成分;第二阶段为1949年至1980年,主要以我国台湾地区及海外讨论吴澄在元代的身份问题为主;第三阶段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在研究深度、广度方面,均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绩;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来,突出了去“朱陆”化、重群体的新变。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呈现出从无到有、从个人到学派、从思想单一到多元面向的发展趋势。

《不居集》外损思想探析

“外损”一词为吴澄所创,见于《不居集》。其“外损”理论是在当时医家不辨内外、以外感作虚劳、一味滋补的背景下所提出,其根源是医家对“外感”与“内伤”鉴别不明。吴澄提出外感六淫皆可成虚损,其成因包括误治、失治及失摄。对于外损的辨治,需明辨病因、正气盛衰,治疗以祛邪为先,重视正气,以补为托。

论吴简中的“关主记”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记录了大量有关赋税缴纳的简。通过对“关主记”简尾的“省”字的探讨及将其与“关邸阁”作对比,发现二者的文书格式相类,“关”字语境相似,认为此处“关主记”之“关”义为“经过、通过”,并推测“主记”一职在吴简中也有一层监督职责。通过对“关+职官(+人名)”这类监督者角色的探讨,以窥探三国东吴时期的赋税交付制度。

浅析新安医家吴澄《不居集》虚损辨治特色

[目的]研究新安医家吴澄《不居集》论治虚损的相关理论思想,揭示吴澄辨治虚损的用药规律。[方法]结合《内经》《难经》《金匮要略》《景岳全书》等相关论述论著,运用频数统计方法,对用药情况进行相关数据挖掘分析,阐释吴氏论治虚损经验,综合分析其辨治方药规律特色。[结果]吴氏创造性地提出"解托""补托""理脾阴"之法治疗虚损,笔者运用频数统计方法,得出治疗虚损药物共64味,柴胡、葛根、甘草用量较多;涉及8种药性,主要集中于辛、温、平3类;8种药味,以甘、苦、淡为主;在归经方面,主要归脾经、肺经、肾经。[结论]吴氏辨治虚损学术思想至今日依然对虚劳病症有重要指导意义,后学应结合临床与吴氏论著对相关医案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提高临床辨治虚损的能力。

吴澄《不居集》理脾阴法治疗虚损

清代新安医家吴澄倾尽毕生所学撰有虚损专著《不居集》,总结前人治虚经验,首创"外感致虚"理论学说,并倡言理脾阴之法治疗虚损,用药力避寒凉,喜用芳香甘平,自成一家之言,为现代临床治疗虚损疾病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吴承艳治疗湿疹经验

从疾病的认识、辨证、用药论治三方面介绍吴承艳教授治疗湿疹的临证经验,认为风、寒、湿是湿疹的诱发因素,痰、热是该病的基本病理因素,辨证不仅在于辨风、湿、热之孰轻孰重,还在于辨体质而扶正、辨三焦而祛邪;治法以疏风、清热、祛湿、养血、脱敏为主,因人施治,分期论治,早期湿疹多用防风通圣散加减,中期血分有热宜清营汤加减,湿重于热宜三妙汤加减;慢性期则多用六味地黄丸加减;强调内外合治,重视平素调护是治疗湿疹之关键。文末举验案一则,以供思路借鉴。

明钞本吴承恩词选集《花草新编》整理札记

上海图书馆所藏明钞本《花草新编》是吴承恩编辑的一部唐宋金元词选集,久已失传现在幸运再现。经过初步整理,我们发现它对于研究明代词学的发展进程,澄清一些重要的学术悬案大有帮助。通过比对,基本可以肯定明代万历年间陈耀文编成刻印、至今被作为明人词选集代表作的《花草粹编》,虽然自有贡献,但在构思立意上受到了《花草新编》的启发,而且侵占了《花草新编》包括序言在内的绝大部分成果。

朱子学的自我批判、更新与朱陆合流——以吴澄中庸学为中心

朱子学在后世传衍中逐渐显出异化为记诵口耳之学的一面,元代吴澄传承晚宋以来勉斋学派的批判创新精神,对朱子思想加以修正,彰显了潜伏已久的朱陆合流之思潮。以《中庸》诠释为例,草庐批评《中庸章句》过于精详而流于分裂,对全书章句作出了新的划分,突出尊德性对道问学的优先性,重新诠释"本心"概念,显示出宋元时期朱子学者经典诠释的创新能力,表明元代"朱陆合流"实为朱子学内部自我更新调适所至。

《西游记》中“红孩儿”原型在元杂剧中的叙事线索

吴本《西游记》中"红孩儿"的形象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元代前红孩儿的形象是以鬼子母之子的角色附于佛经中"鬼子母"故事而流传的。元杂剧中其虽不是一个成熟的文学形象,但故事叙述的大致线索都已出现,杂剧《西游记》中的红孩儿虽然仍从属于鬼子母的故事,但其对取经故事所起作用已大大加强;同时,元杂剧中也出现了铁扇公主的形象,这为后来吴本《西游记》对红孩儿故事的整合提供了丰富的叙事元素。吴本《西游记》出于叙事结构调整的需要和对孙悟空正面形象塑造的要求,综合了元杂剧中的叙事元素,塑造了红孩儿这一生动的人物形象。

《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小说家《务成子》等四家考辨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小说十五家,今虽不存,却多有迹可考。务成子为传说人物,而《务成子》则是掺合了阴阳五行和道家方术的小说家言,成书不晚于战国中后期,东汉以后失传。《宋子》载战国中期以来宋钘遗说和传说,其旨多合于黄老道家,又兼采名、墨二家之说,类于街谈巷议,成书时间不晚于汉初。《天乙》载商汤传说,为后人依托,汉以后未见著录,已佚。《黄帝说》托名黄帝,成书与以上诸书一样,也不晚于汉初。

浅谈《不居集》虚劳之学术思想及价值

[目的]探究新安医家吴澄所著《不居集》中虚劳病证相关理论思想,以期更全面地认识虚劳性疾病,从而拓宽思路,提高临床疗效。[方法]从虚劳学术源流、辨证论治、组方遣药、临床学术价值等方面,对吴澄有关虚劳病证治疗思想作出研讨。[结果]吴澄结合自己的临证感悟与心得,首创"外感亦可致虚"之论;针对虚劳之治,吴澄创造性地提出"解托法"、"补托法"、"理脾阴法"三大治则,辨证施治;吴澄尽毕生经历研究虚劳,虚劳理论的临床学术价值颇丰,不仅发展病因发病学说、丰富治疗思想,更是充实了养生预防学说。[结论]吴澄《不居集》内容丰富,其对虚劳病证的辨治颇有心得体会,时值今日,其论治思想对临床虚劳性疾病治疗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吴承恩词创作与词学贡献初探——《花草新编》整理手记

吴承恩词创作的成就与词学贡献少见关注且往往被扭曲,应该重新讨论。吴承恩词作虽散失太多仍有近百阕保存在《射阳先生存稿》中,风格多样,不乏佳作。他编选的词集《花草新编》领风气之先,分调选词约800阕,规模独步空前;可以确认明后期以来影响甚大的词选集《花草粹编》最初受启发于吴承恩,并且沿袭了吴氏编选词集的设想、体例和已经选好的约800阕作品,甚至占有了吴氏的序言。分调选词的《花草新编》可能完成于嘉靖十九年之前,这涉及明词史上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即究竟谁是分调选词的首倡者,究竟是谁首先使用了小令、中调、长调的概念?很可能是久被埋没的吴承恩。

焦竑《易筌》对吴澄易学的沿革及其学术史意义

明代焦竑《易筌》多引元吴澄易说,尤重视其中的象例和训诂。这与焦氏的推崇汉易学相表里。焦竑以吴澄《易》为汉易学的后继者,而实际上吴澄更重视宋代的恢复古易之学,并且力求独出心裁。由焦竑对吴澄易学的反驳,可知焦竑以汉代文献为易学考证的决定性依据。明代中后期汉易学的复兴,不仅受惠于元代吴澄等人的易学,而且从宋代恢复古易的学风中获得了启迪。

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学科意义与研究范式——兼评吴承学教授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文体学是当今古代文学学科中最为蓬勃的分支学科之一,其兼跨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两大学科,同时又具有独立的学科内涵。文体学的学科建设学理意蕴丰富,但宗经观念与"文体备于战国"作为文体学最重要的经纬二线,具有基石意义。吴承学教授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首次以外缘与内缘结合的方式,建构了具有当代形态的文体学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未来的文体学研究应加强"选文以定篇"的工作及文体起源的类型学研究,同时在制度与文体学的关系上有所突破,并重视在中西文论思想的贯通中合理评判和建构文体学的价值体系。

吴澄论“心”

元代理学家吴澄的心性论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吴澄从心能弘、心即仁及心具道三方面,结合"仁"、"道"、"理"等重要范畴对心性之可能及其形上根据进行充分论述,并以"弘"强调主体的道德自觉在心性之动态展开与现实呈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吴澄以"弘"统贯心的三种基本含义(即知觉之义、主宰之义以及道德之义),并以"仁"为本心之全德。在此基础上,吴澄通过对"心"的辨析疏理,为心学正名,将心学纳入儒家道统,体现了其弘扬心性的治学取向。

《春秋》是实录吗?——朱子以史视《春秋》说之理论困境及元儒之解决方案

朱子基于"圣人"观念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这一困境成为元代《春秋》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解决朱子的理论困境。

吴承仕的经学史研究——以《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为中心

吴承仕乃章太炎弟子,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民国时期著名的经学家。《疏证》是他经学史研究的代表作,具有独到的撰述特点和丰富的学术价值。一是广泛汇集史料,运用章句、史源、疏解、考证、论断等多种方法,在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的基础上,疏通、拓展了对唐前经学史的记述,丰富了这一阶段经学史的内容。二是综合众说,断以己见,从条理诸经次序、论述源流演变、阐明经籍流传、辨析误植伪托等几个方面梳理了唐前经学史的脉络。三是钩稽索引,缜密考订,在史料来源、典籍状况、经学人物、典章制度等与经学史相关的问题上,纠正了《经典释文序录》及多家论著的谬误,为后人的经学史研究扫除了障碍。

入明蒙古人政治角色的转换与融合——以明代蒙古世爵吴允诚(把都帖木儿)为例

明永乐朝对归附蒙古人的待遇颇为优厚。他们除了得到物质赏赐之外,往往被授予世袭武职,于军卫带俸。其中一些上层将领征战立功,最终跻身世爵行列。吴允诚(把都帖木儿)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通过吴允诚在明朝的活动,我们可以管窥明朝的内迁少数民族政策措施,还能够看到附明少数民族极强的适应性。这对于全面把握明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