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致曾之撰信札四通考释

2017年现身的吴大澂致曾之撰的4通信札,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这些信札作于光绪十六年至十七年(1890-1891)吴大澂在苏州守制期间;内容主要涉及苏州、常熟一带上层士绅的日常生活。这些信札,对研究晚清江南地区的社会生态,对补充吴大澂与曾之撰的相关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

吴大澂、汪鸣銮致潘祖同信札简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吴大澂、汪鸣銮二人致潘祖同信札五通,此前从未对外发布。吴、汪、潘均是苏州人,且都曾在京任职。信札主要涉及苏州士绅的日常交往,诗文著作交流等内容,对研究江南地区士绅的乡居生活,了解清末江南社会及潘祖同其人,都有一定的意义。

吴大澂致王叔蕃信札笺释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批吴大澂致王叔蕃行书手札,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这批信札共11通,内容相对完整。这些信札对研究近代以来上海航运、物流与信息中转站地位的巩固,官督商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情况,补充并丰富顾廷龙先生所撰《吴愙斋年谱》的内容,以及研究王叔蕃其人,都有一定的价值。

吴大澂致张之洞信札考释

近期现身的吴大澂致张之洞信札6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这些信札作于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1892—1894年)吴大澂担任湖南巡抚期间,收信人张之洞当时在湖广总督任上。信札内容涉及两湖地区的日常政务运作,如社会治安、经费筹措、与中央沟通等。这些信札,对研究甲午之前的两湖政情与社会形势、官员政务往来,对补充《吴愙斋年谱》等,都有一定的价值。

赵之谦的“金石朋友圈”与石门名刻

晚清时期,金石收藏之风大盛。其时,赵之谦与沈树镛、魏锡曾、吴大澂等结成金石好友,他们由相识至相交,群体合力,形成以寻访金石、考证文字、刊刻著述为风尚的“京师金石文化圈”。作为汉中地域的著名碑刻——《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石门铭》诸石刻,也成为他们重点搜访、考评以及在书法篆刻实践中追摹的对象。文章以沈树镛、赵之谦、吴大澂的题跋、信札、书法篆刻作品等为材料,结合当时闻人之年谱、日记,对赵之谦“金石朋友圈”的形成,赵氏以其好友对石门石刻的搜访和品鉴,他们在书法篆刻实践中对石门石刻的追摹进行考述,以期推进晚清金石文化史和石门石刻的研究。

吴大澂练兵思想研究

吴大澂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官员和军队统帅。他精通古文字和篆刻,以金石学和古文字学造诣而享有盛誉;他勇于任事乐于实践,以赈灾、治河、勘界活跃于晚清政坛;他热衷洋务关心时局,由帮办吉林防务步入军旅,成为书生戎马、文臣领兵的典型。19世纪80年代吴大澂在统兵带兵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练兵思想。在练兵宗旨方面,他提出了以势御侮的建军构想,既反对挑起边务纠纷,又反对削弱防军力量;在军队整肃方面,他提出了严禁兵痞作风的治军主张,从训诫和惩处两方面着手治理吸毒、游荡、空额吃饷等恶习;在军队武装方面,他提出了器用尚新的装备理念,主张从外国购买最先进的美德后膛枪炮武装军队;在军队操练方面,他独崇枪法,认为只要枪法精准就能先发制人,形成了枪法准头至上的训练思维。吴大澂的练兵思想,既有学习西方与时俱进的进步性,也有只知武器不知兵事,只知枪法不知战术,只知引进利器不知发展本国军工技术的局限性。他并没有练出一支能御侮的军队,其练兵思想也未能指导晚清东北军队实现近代化的转型。

光绪三年吴大澂致潘祖荫未刊信札

故宫博物院藏有光绪三年(1877)吴大澂致潘祖荫七十通未刊信札。这些信札,对了解光绪初年京城官员的金石收藏与鉴赏活动,对补充丰富《吴愙斋年谱》及《潘祖荫年谱》的内容,都有一定的价值。

吴大澂与《中俄珲春东界约》

1886年,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吴大澂奉清政府之命与俄方的勘界大员巴拉诺夫重勘兴凯湖至图们江口的一段中俄边界,并签订了《中俄珲春东界约》。从"喀(К)"字界牌越兴凯湖至乌苏里江口一段水路边界,因吴大澂"未能亲往履勘",致使后来"产生若干问题"。其最主要者,当属黑瞎子岛问题。在抢占领土、边界划分等问题上,与俄国人的多多益善、寸土必争相比,吴大澂的思维定式,仍然停留在作为天朝之国、礼仪之邦对"外藩"施恩、施德进行感化的层面。

光绪七年吴大澂致德平阿信札考释

近期发现的吴大澂致德平阿信札,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这些信札作于光绪七年吴大澂帮办吉林边务期间,内容主要涉及吉林东部地区的练兵、垦荒、对俄交涉等事宜。这些信札对研究吉林三边地区的开发,对研究清政府与俄国人在吉林边界地区的交涉,对补充吴大澂的相关研究,都有一定价值。

新法制与旧礼法:民国十一年吴湖帆继嗣身份确认案研究

通过新发现的史料《为吴愙斋公确定继嗣前后书状》探讨了民国十一年吴大澂后嗣确认案,揭开一个世人鲜知的与艺术大师吴湖帆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填补了长期以来吴湖帆研究的阙漏。这一后嗣确认诉讼案与晚清民国大量的以争夺财产为目的的同类案件有着显著不同,它以确认承继事实为目的,从而使其具有另一类的近代法律史意义。案件的审理反映出中国法律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对中国传统社会礼法和惯例继承的一面,折射出新法制与旧礼法之间存在着的复杂历史情境。

吴大澂致张之洞信札简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吴大澂致张之洞信札4通,此前从未对外发布。从时间上看,信札主要作于吴大澂任湖南巡抚期间;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两湖政务问题、诗文著作交流等;从文献价值上看,对研究甲午之前的湖南政情、官员政务往来、补充《吴愙斋年谱》等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从吴大澂致宋春鳌信札看吉林机器局的筹建

吉林机器局是近代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军工企业。它由吴大澂牵头发起,聘请宋春鳌为总办,在巩固东北防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故宫博物院所藏吴大澂致宋春鳌信札11通,作于吉林机器局筹建期间,对丰富机器局筹建过程中的细节,多有帮助。

吴大澂评述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吴大因甲午援辽惨遭败绩而长期遭受非议。然而 ,全面考察其 2 0余年的为政生涯 ,可以看出 ,吴大并非一无是处 ,其所作所为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尤其是在治理黄河方面成绩卓著 ,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敢于直言、体恤民生、勤政廉洁。

甲午前后的长沙--以吴大澂致汪鸣銮信札为依据的考察

故宫博物院藏有吴大澂在长沙任职期间致其表弟汪鸣銮的信札9通,内容涉及吴大澂向京城赠送例贡,北上作战失利后回任湘抚等。这些信札,对研究甲午前后长沙的社会情形,有一定价值;对了解吴大澂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心理变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吴大澄与延边地区的开放——纪念延边开禁120周年

清末时的延边地区由于封禁和沙俄侵略 ,面临严重的边防危机。吴大澄大力倡导移民实边 ,并于 1 880年奉旨“酌办防务事宜”。其治边政策“一购利器以讨军实 ,一招屯户以实边上”的实施 ,使延边地区得到了开放 ,东部边疆日益稳定发展。吴大澄在延边的开发史上 。

《天下郡国利病书》传本考略

以《天下郡国利病书》稿本为线索,梳理其康乾以后之流传轨迹,对前人如王颂文、金达、黄珅等论述加以补订,反映苏州藏书家与《天下郡国利病书》稿本之渊源。同时对分卷抄本、印本之传布情况加以钩稽,揭示分卷本在清代作为《利病书》传播之主流,其价值不容抹煞。

光绪四年的河间赈灾——以吴大澂致汪鸣銮信札为中心的考述

光绪四年(1878年),河间府遭遇严重旱灾,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调翰林院编修吴大澂赴灾区赈济。在新发现的吴大澂致汪鸣銮的5通信札中,详细记述了吴大澂在河间的放赈经过,是生动反映河间赈灾的第一手材料,对研究河间赈灾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吴大澂致翁同龢信札考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吴大澂致翁同龢信札8通,此前从未对外发布。这8通信札从时间上看,多作于吴大澂任湖南巡抚期间;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湖南地区与中央的财政问题、翁曾桂的职场前景、碑帖书画鉴赏交流等;从文献价值上看,对研究甲午之前的湖南社会状况、晚清官员的交往、补充《愙斋年谱》等,都有一定的意义。

光绪九年吴大澂致顾肇熙信札笺释

近期发现的吴大澂致顾肇熙信札,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这些信札共有6通,均作于光绪九年吴大澂帮办吉林边务期间。这些信札对研究吉林东部地区的垦荒与开发、清政府在吉林边界地区的对俄对朝交涉,以及吴大澂在中法战争前夕的强力主战态度等,都有一定的价值。

甲午年吴大澂致汪启信札

故宫博物院藏有湖南巡抚吴大澂致其幕员汪启信札二十六通,从未对外刊布。这些信札,均作于甲午战争时期,内容主要涉及北上湘军的军需供应,是解读北上湘军后勤保障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信札,对研究甲午战争中清军的军费支付方式、武器采购、后勤供应情况等,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