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榆林窟第29窟西夏国师鲜卑智海考

结合西夏文献的记载,对瓜州榆林窟第29窟西夏真义国师鲜卑智海做了进一步考证。他曾是西夏仁宗后期著名国师,活跃于1189-1214年之间,官至功德司正、译主、座主,五寺提点,兼末品官阶“■西寿”,驻锡于西夏皇家寺院大度民寺。他是西夏佛教“显密圆融”特征的典型代表:一方面,他继承西夏国师鲜卑宝源承自辽代通理恒策这一法脉的圆宗教义,于西夏光定四年(1214)左右,组织翻译了中原经师对《华严经》的注疏,从而被元代西夏遗僧一行慧觉列为“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中的首位,并冠以“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讲经律论重译诸经正趣净戒鲜卑真义国师”的名号;另一方面,他还是藏传佛教的信徒,身着右衽交领衫,头戴宁玛派的莲花冠,并作为国师多次主持具有藏传佛教特点的“烧施结坛,摄瓶诵咒,作广大供养”仪式。而榆林窟第29窟壁画描绘的就是乾祐二十四年(1193)由鲜卑智海主持、瓜州监军司通判赵祖玉为追荐仁宗而做的“广大法会”。

慕容鲜卑社会农耕、游牧经济转型实态与边疆特征——以公元3—4世纪的辽西地区为中心

在迁居大棘城之前,慕容鲜卑的社会经济以游牧经济为主,与东汉时期差别不大,在迁居大棘城之后则开始迅速进入农业社会。在农业经济上,慕容鲜卑最初学习西晋占田法,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慕容皝统治后期,又改占田为屯田,基本满足了急速扩张的人口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游牧生产弱化了经济功能,强化了政治与军事功能,从以输出生产工具为主要目的,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经济链条之一部。慕容鲜卑这一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具备混合性、边缘性、跟随性等边疆特征,在历史上具有典型性。

从北魏墓志看鲜卑族迁都洛阳后对汉文化的接受和认同

北魏迁洛前后,社会形态与主流思想均有较大改变,墓志则直观反映了这一变化。洛阳时期的墓志较平城时期墓志的结构愈加完整,形制更为规范,内容也不断体现出对汉文化的接受与学习,体现出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社会思潮,此外还包含有部分道家、佛教以及玄学思想。在墓志书法风格上,迁洛以后的墓志书法风格趋于中原书风,秀美俊朗,淡化了平城时期书法的边疆苍野气息与浓厚的隶书笔意。

武威吐谷浑贵族墓葬研究

20世纪以来,在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地区,发掘了一批吐谷浑贵族墓葬。该地区被考古学界认为是吐谷浑亡国后的“先茔”地,其中喜王慕容智墓保存最为完整。本文通过对武威地区吐谷浑墓发掘资料的整理,对葬俗进行溯源探究,从更多角度分析武威地区吐谷浑贵族墓葬葬俗特征。

慕容评的历史形象书写与慕容氏的皇权建设

慕容评作为前燕后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在史书中呈现出的祸国权臣形象实际上受到了历史书写的影响。慕容评代表前燕末帝慕容暐的皇帝权力,为其驱逐皇位的威胁者,他与慕容垂等人爆发政治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慕容鲜卑王位继承模式的不稳定性。在后燕与西燕竞争政统的形势下,慕容评成为塑造慕容垂“中兴之主”形象的工具。他的生平活动与历史形象,是慕容氏皇权强化进程的反映。

北朝对波对凤鸟纹绮绵“风帽”探析

“风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人主要佩戴的一种包裹头部、垂裙系带的帽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文章以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收藏的北朝对波对凤鸟纹绮绵“风帽”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献、图像及实物资料出发,对其族属、穿着者身份、年代、形制的时代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得出:此件“风帽”为北朝后期的吐谷浑贵族男性穿着,所属年代上限在北魏洛阳时期,下限在隋唐之际。这件珍贵的文物结构与已知同类文物均不相同,展示了一种北魏孝文帝汉化后上狭下阔、帽屋尖小、帽屋帽裙分离的独特“风帽”形制,为这一时期的“风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照。

贵金属鲜卑头带扣形制演进研究

特殊形制的贵金属带扣是佩戴者权力和阶级的象征。诸多文献记载中有见“鲜卑郭洛带”或“鲜卑头”,这是一种汉代出现的圆首方形带扣,是扣具在演变发展中产生的一种高等级装饰实用物,笔者称其为鲜卑头带扣,这种形制带扣在汉代北方草原地区开始出现,由贵重材质制造。贵金属鲜卑头带扣已经不仅仅是束腰结扣的作用,更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和赏赐者对被赏赐者权力的认可。本文通过梳理比较汉代晚期到两晋时期的重要贵金属鲜卑头带扣形制,结合考古资料对贵金属鲜卑头带扣进行分类研究,探讨其由简易动物纹向复杂龙纹演变的规律。

北朝至唐前期辽西地区粟特人踪迹钩沉

唐代的营州位于今辽西一带,此地区的粟特人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国时期,《魏书·安同传》记载安同的父亲安屈仕于前燕,应是文献可见最早在辽西活动的粟特人。隋末营州靺鞨酋长突地稽举事,石世则对其有推戴之功,这种行为与武威安氏与李轨的关系类似,是粟特人参与隋末地方社会活动的体现。武周时期的营州之乱和玄肃之际的安史之乱各有何阿小、李怀仙参与叛军,他们都有过服务于契丹部落的事迹。这些人物或为鲜卑效命、或奉靺鞨为主、或受契丹驱使,应该是居于营州的粟特人与主导当地的部族势力互动的体现。

浅谈呼伦贝尔蘑菇山墓地出土的汉代夹金箔玻璃珠

本文分析了呼伦贝尔蘑菇山墓地出土的汉代夹金箔玻璃珠的美学特征。这些珠子形态多样,夹金工艺增加了珠子的光泽度和高贵感,同时夹金层反射出的光线呈现了非常好的视觉效果。夹金箔玻璃珠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汉代玻璃艺术的珍贵实物,也是更好地理解汉代社会文化交流背景的重要实物资料。

四世纪中后期松漠草原发生的部族争霸战

四世纪中后期,“五胡乱华”中实力较强大的鲜卑部落集团的三支——慕容部、宇文部、段部在中国东北西部展开了激烈的争霸战争。宇文部在战争中失利后,部分余众在松漠草原上逐渐融合凝聚形成新的部落,并保留有原始的氏族组织形态,其中最为著名的即库莫奚与契丹。而后,由北魏军队发动的松漠之战,揭开了契丹人历史的第一页。

论北魏迁都后南迁鲜卑武人地位变化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为巩固政权,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遂从平城迁都洛阳,其汉化改革措施虽减少了民族对立,为南北统一奠定了基础,但仅仅几十年后的六镇起义便颠覆了北魏统治。在这整个过程中,鲜卑武人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随孝文帝南迁的鲜卑武人群体在这一时段地位变化显著,通过其社会政治地位变化的过程,可以从新视角反映迁都后北魏时局的变化与北魏中后期的政治进程。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对比研究

将《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与王沈《魏书》所载乌桓、鲜卑史料进行细致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虽然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在具体细节和详略程度上仍有不少差距。因此,不能仅因成书时间即断定前者完全抄录自后者。成书于刘宋时期的《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主要参考《东观汉记》中对乌桓、鲜卑的记载,其无疑是研究汉代乌桓与鲜卑历史最重要的专传,尤其是对东汉中后期及之前乌桓、鲜卑的记载更具价值。对王沈《魏书》中所载乌桓、鲜卑史料应一分为二看待。王沈《魏书》对东汉中后期以前乌桓、鲜卑的记载史料价值较低,而与曹魏相关的乌桓、鲜卑史料则价值较高,后者也基本被陈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采纳。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北魏彩绘木棺

现藏内蒙古博物院的两具彩绘木棺虽年代久远,但棺板彩绘颜色鲜艳,画面内容基本完好。根据画面内容确定为北魏时期的两具木棺。在述清现存棺板彩绘内容的基础上,对所绘内容表现出的北魏时期生产、生活形态进行了考证,推断其时代为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的彩绘木棺。

试谈蒙古族民歌与匈牙利民歌的亲缘关系

文章将《论匈牙利民间音乐》一书中匈牙利民歌与蒙古族民歌对比研究后,发现九首民歌十分相像,可以看作是同一母体曲调的不同变体。作者根据相关历史文献对此音乐现象予以解读,认为匈牙利民歌和蒙古族民歌之所以存在同宗民歌曲调,乃是多次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产物。

从随葬品看呼伦贝尔地区早期拓跋鲜卑中华文化认同

拓跋鲜卑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它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约在汉末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各地。嘎仙洞遗址和呼伦贝尔境内拓跋鲜卑墓葬能清晰体现早期拓跋鲜卑从起源到不断发展壮大过程及与周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中华文化认同因素。从考察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墓葬随葬品特征入手,分类研究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墓葬出土随葬品中的轮制陶器、铜镜铜钱、丝织品、漆器等遗存,探索其中蕴涵的中原汉文化因素,探讨早期拓跋鲜卑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和认同,对考察古代北方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南部的设立与猗卢时期的拓跋政局

猗卢“总摄三部,以为一统”,并未一举实现对原拓跋东、中、西三部的深度整合。南部的设立,在对汉人、乌桓人占相当比重的原中部属众实现集中迁徙和管控的同时,也成为猗卢尝试打破原三部结构的突破口。猗卢由西部进驻中部后,南部成为两重新旧之争的交汇处,故猗卢末年的动乱最终以南部叛乱的形式爆发出来。猗卢“总摄三部”之际,除以六脩统领南部外,应还分别授予了普根、郁律对东、西两地的监管职权,由此决定了猗卢死后三人先后夺得拓跋君位的历史走向。猗卢的“总摄”“一统”以及相关措置,为拓跋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帝制国家的迈进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

王者天下:吐谷浑阿柴王墓与喜王慕容智墓对比研究

2018血滑一号墓和慕容智墓是目前发现结构完整、布局清晰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主虽均为同时代、同族属的吐谷浑王族成员,但其墓葬形制及葬俗等方面却截然不同。本文拟通过对这两座墓葬的墓主身份、墓葬形制、葬俗等考古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不同政权下的吐谷浑王族墓葬所反映的多元文化交融。

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形象复原

在传统服饰热潮兴起和服装史研究具象化的背景下,尝试对北魏平城时期的装束服饰进行复原。通过对历史文献、出土服饰实物与壁画陶俑图像三重证据的考据,并以生活于这一时期的贵族司马金龙夫妇为案例,从服装、配饰、妆容、生活场景等方面还原北魏平城时期贵族男女的装束服饰。此次复原将司马金龙形象确定为头戴圆帽屋鲜卑垂裙帽,身穿直裾袍与绛纱褝衣,足踏木屐;钦文姬辰形象则确定为头戴四瓣帽屋鲜卑垂裙帽,身穿长褶衣与八破间色裙,足穿靴。夫妇二人的着装既表现出北魏平城时期汉服与鲜卑服杂糅的特点,也在细节处反映司马金龙与钦文姬辰作为胡汉融合家庭的身份特征。此外,本次复原还结合了南北朝乐府诗中对生活场景的描写内容,为还原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画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敕勒歌》中“敕勒川、阴山下”地理位置考辨

鲜卑人季春大会饶乐水,秋冬“阴山却霜”,已经暴露出《敕勒歌》中敕勒川、阴山下可能是南北两地。从秦汉至唐宋,不论是史籍载记,还是文人赋诗都佐证阴山是今医巫闾山;饶乐水在鲜卑故地,是鲜卑拓跋氏与库莫奚、柔然等部落攘夺之地。“饶乐”的完整读音为“袅罗个”,汉义黄、潢。《金史》记载泰州(黑龙江省泰来)附近有黄水与铁吕川,黄水即是今嫩江,黄水西铁吕川即是敕勒川。古代敕勒川在今嫩江以西,也是鲜卑故地。《敕勒歌》本为鲜卑语,是以鲜卑为核心、多族群大联盟的生活之歌,游牧生活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