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理学”到“心理学”——论西周对“psychology”概念的创译

1875年西周翻译约瑟·海文著《心理学》,从此成为东方语境中“心理学”一词的滥觞,但因其所译西语为“Mental Philosophy”并非“Psychology”而被学界所诟病。然而,学界对西周的诟病只是语词使用这一形式上的问题,却忽视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其中包含西方心理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蜕变问题;东方传统哲学概念“性”与“心”在东方语境中的具体涵义问题;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对心理学方法论的影响问题,以及西周使用东方传统哲学概念与之对应等问题。另外,西周恰巧生活在西方心理学转型期亦不容忽视。

论张载、吕大临对“性与天道”问题的探讨

"性与天道"问题是北宋理学兴起过程中理学家们普遍关注的主题,本文由考察北宋时"性与天道"问题提出的背景入手,分析张载、吕大临师生俩在"性与天道"问题上的探讨,同时也试图对他们是如何来说明和确立儒家的道德伦常的天道性命之根据作一讨论。

论荀子道德主体性的生成和活动

荀子的人性观念中蕴含着一种实然与应然二分的存在论架构,而"成人"的意义就在于主体通过教化从实然状态转化到应然状态。荀子的性恶只是现象的恶,而非实体的恶。主体克服人性中恶的自然倾向,乃是克服自我中的他者。这一主体的自我克服、自我超越是以"人心"为基础的。作为一种自我反思、自我观照的心理能力,"人心"意味着主体的自我对象化,能将自我前此的意识作为对象加以省察,从而为自我超越感性欲望提供基础,并由此而证成了主体的道德自主性。然而,与孟子的良知概念不同,作为先天的心理能力的"人心"不是本然具足的道德主体,而须通过后天的教化完成自身的主体化。

汉语类词缀“性”和“化”的兼类产生机制

在汉语数量众多的类后缀中,“性”和“化”是较为特殊的两个,它们能产性极高,能够构成不同语法性质的词,因此可被看作兼类类词缀。研究二者的兼类产生机制很有意义。首先,穷尽性地分析了“性、化”和不同词基的结合以及兼类情况,发现一半以上的“X性”派生词兼具名词和区别词性,动名形类词基都能灵活地进入此类“X性”词;而“X化”最常见的是作不及物动词,“N.+化”为其强势派生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剖析了“性”和“化”兼类产生的原理,“性”和“化”的兼类实质上是时空概念相通在语言中的表现。至于二者兼类产生的原因,则是因为名词类的“X性”多表示一种抽象的性质或概念,是名词范畴中的边缘成员;而“X化”大多是不及物动词,属于动词范畴中的非典型成员。

论薛季宣、陈傅良对理学性理的兼容

南宋孝宗隆兴、乾道间至光宗绍熙时,理学主流派的性理之学与永嘉事功之学同时昌盛,后者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兼容前者的合理因素,具体表现在薛季宣"问阵而称俎豆"和陈傅良兼重"勇猛"与"详密"。他们对理学性理的兼容,其核心旨趣是传统儒家的"中道"思想,为叶适创建事功"治统"体系奠定了思维基础。

吕大临与北宋理学

吕大临是北宋理学中极为特殊而又重要的人物,他先是张载弟子,后为二程门人,其为人为学由关学、洛学所共同促成。本文在对吕大临的思想略作介绍的基础上,试图将其思想置诸牟宗三的宋、明儒学之分系理论中作一分析与讨论,以便说明吕大临思想不仅兼具关学和洛学之特点,而且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架构和型态。

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的内在转向

清代考据学发展到了乾嘉时期,过于偏重对经典作客观实证的研究,而缺乏对其思想意义的关怀,与清初的经世学风相比,考据学形式下的经学实为一套知识体系而非价值体系。乾嘉学者中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也对考据学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判。而章学诚对考据学的批判与这些人基本相类,甚至在学术路向上与汪中、凌廷堪等考据大家也有趋近之处。这反映出,清代中期的考据学自身在发生着某种内在转向,章学诚对考据学的批评与这一"转向"遥相呼应,他的思想是清代考据学思想的"综合"和"会通"。

翻译研究中的“性”字术语:现象与分析

中国翻译研究生发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术语,其中“性”字术语尤为普遍,但冲突频现:“可译性”和“可译”,“忠实性”和“忠实”之类有无不同?研究者为何偏好在翻译研究中冠以“性”字术语?汉译术语添加“性”字的根据是什么?这些“性”字术语多以翻译本质讨论为脉,或收录于中国各类翻译学辞(词)典中,或跻身于各类翻译研究论文的标题上。在翻译本质问题尚未达成一致的情形下,“性”字术语愈创愈多,不尽严谨。鉴于此,本文对译学辞(词)典和论文中的“性”字术语进行归类分析,辨析各类“性”字术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和范畴归属,澄清其不同的适用范围。希望这些发现有助于中国翻译学科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