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原型索隐——以唐传奇《李娃传》为例

中西小说文体有着深刻的差异,其一是小说人物与真实人物的关系。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对原型人物的索隐即是这一差异在研究策略上的体现。唐传奇《李娃传》的人物原型向来众说纷纭,恰可作为此类研究的样例。作品在细节上透露了原型的痕迹,却又在行文中尽量避免提及男主人公名字甚至姓氏,这正是作品掩盖原型的策略。据杜德桥的看法,其原型当为郑方逵兄弟。将传文中的主要时间节点与郑方逵家族比照,也若合符契。同时,元稹也是讨论相关问题的关键人物,甚至作品奇异的开端及其中提及白行简从未任职的“监察御史”很可能就是指元稹;结尾中的“伯祖”也可以确指其人。这些由原型延伸出来的考辨都指向作者、作品与其时代环境的互相映射。

“元亨利贞”与《周易》春夏秋冬的四时结构模式

《周易》以“元亨利贞”一句开篇,而“元亨利贞”是与春夏秋冬四时相呼应的,是四时观念的总结升华。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文化对时间的敏感,“食哉,惟时”是早期中国的重要思想理论,《周易》特别强调“时义大矣哉”的思想。先秦经典文本存在以四时为基础的文本结构形式,《周易》与《尚书》《诗经》《周礼》《吕氏春秋》等经典文献一样,都存在一个以春夏秋冬为中心线索的文本结构形态。《周易》以元亨利贞的四时观念为文本总纲,以“雷以动之”的意象为中心而结构文本,《屯》《豫》《革》《复》四卦是春夏秋冬四时运转的具体象征形式,《周易》的四时结构体现着时之动、物之象、礼之成、义之合的基本原则。

论元稹五过百牢关之情感迁变

元和四年到元和十二年期间元稹五次行经百牢关,在行经百牢关这一时期积郁于胸中的情感得以抒发,以百牢关为节点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时期元稹诗歌情感的迁变。元和四年出使东川时元稹的诗歌情感体现为仕途得意时的欢畅,元和五年到元和十年经历接连被贬之后诗歌情感逐渐转变为经历宦海沉浮后的幽怨,直至元和十二年再一次行经故地时回首九年间的经历,巨大的落差与变故使其诗歌中流露出对于人生无常的悲叹。

元白高古观考论

高古是元白共有的审美情趣。白居易诗文中的高古有三重内涵:政治角色层面,创作者对待国家要有深沉的思考与寄托;日常生活层面,创作者要保持高闲散淡的生活趣味;文学创作层面,高古的作品多是古体、散体,抒情主人公多是拥有崇高品格的诗人。元稹凭借主客观条件,在元和末、长庆初发展了白居易的讽喻文学,肩负起了“为天子复古”的历史重任,使得元和文学在制诰文改革声中渐渐落幕。白居易的文学创作在高古审美的主导下不断拓展创作题材,推动了中晚唐文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对元稹、白居易高古审美的钩沉发覆,不仅可以重新诠释白居易诗学的审美内核,并且可以反思元和末、长庆初的文学新变。

元稹商於古道行迹及相关诗歌的多维书写

元稹一生三次经过商於古道并有诗纪行。其商於诗作中既有蓝田、蓝桥驿等人文地理意象,也涉及秦岭、辋川等自然地理意象。这些诗作可以呈现诗人古道羁旅的行迹路线,勾勒出古道地理概貌;展现诗人记录景致、吟咏四皓、题壁留诗和寄诗酬赠等丰富的诗歌活动;反映出诗人达观的人生心态、昂扬的政治热情、寄情怀人的思念关切和面对年华流逝与物是人非的人生之悲。其行迹及诗作皆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

元稹诗在明代的接受起伏及其原因——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前、中期200余年间,重要唐诗选本对元稹诗选录极少,影响最大的《唐诗选》仅录1首。至明后期,诗学审美趋于多元化,元稹诗的价值重新被挖掘,其中《唐诗镜》最具胆识,选元稹诗121首,居中唐第三。明前、中期,诗学家多评元稹诗为“淫言媟语“”鄙俚浅俗”,元稹诗因不符“雍容温和”审美观念而遭到排斥,这与统治者倡导“和而正”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后期弊政丛生,士人盛世理想逐渐破灭,更重视性情的自由抒发,元稹诗歌的“真性情”被陆时雍等人肯定,渐受推崇。

论元稹与白居易佛教接受之差异

元稹和白居易都是中唐时期笃信佛教的典型诗人,接受和学习佛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由于他们与佛教接触的渊源相异和个性上的差异,导致他们的佛教接受在功利观和生命意识方面也有所不同.相较之下,元稹苦苦执迷于功名但却可以看淡生死;白居易可以洒脱对待功名富贵,视其为浮云,却又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难以超脱生死所赋予的厚重枷锁.

“以诗证史”视角下的诗、史关系——以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为例

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是学界普遍认可的诗史互证的典范,其史料别择、考据精密,令人叹服。由于诗歌保存了许多不见于史书的材料,成为史家进行历史阐释时重要的补充史料;诗歌文本理解的差异性,直接关乎学者在阐述问题时对史料的采摭;“以诗证史”与“史蕴诗心”既强调了诗史关系之“异”,又强调了“同”;清人章学诚以比兴之旨贯通诗史而通“义”的观点,为考察诗史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线索。

谈《屈原赋注》的考据方法

《屈原赋注》文辞约要,精于“因声求义”之理,从字音入手推敲原文之意,常以“语之转”标注。广引大量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尔雅》《说文解字》等字书、古注、《史记》《礼记》等古籍,利于厘清文意,为后世屈赋考据提供了方法依据。

长圆针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的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长圆针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疗效。方法将89例心脏神经官能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44例依据经筋理论,采用长圆针治疗,对照组45例采用西药治疗,观察治疗组和对照组疗效。结果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经治疗后显效率为88.64%,对照组显效率为35.56%,治疗组显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经治疗后总有效率为100%,而对照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仅为68.89%,总有效率治疗组显著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病例精神状态评价:治疗后,治疗组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良反应比较:治疗组治疗期间,没有发生不良反应,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2.22%(10/45),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0)明显低于对照组(22.2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长圆针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悼亡诗写作范式的演进

从男性心理及其艺术表现范式演进的角度考察悼亡诗,可以发现悼亡诗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至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始确定悼亡诗的特定内涵,即专门用来追悼亡妻,且书写的重心明显落在悼亡主体,而不是对象身上。二、唐代韦应物的悼亡之作注入了更多个人化的生活内容,使诗歌表现的重心由悼亡主体向悼亡对象转移。自韦应物之后,夫妻间日常生活琐事和丧葬经过写入悼亡诗中,成为诗家惯例。在艺术表现上,韦诗在意象营造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上都有所发展。三、元稹真正将悼亡诗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到他的《三遣悲怀》,悼亡诗的艺术表现最终完成。此后的诗人在悼亡诗的艺术表现上已无多少开拓的余地。

元稹艳诗与悼亡诗中女性形象透视——结合唐代士大夫婚姻观念展开

元稹艳诗与悼亡诗代表了他诗歌的重要成就,从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唐文学转型的标志之一。艳诗中的女子形象与悼亡诗中的妻子形象,是两类相异的女子形象,寄托作者不同的感情,甚至二难选择,体现出元稹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唐代士大夫的婚姻观念。他们在婚姻、爱情与仕宦的漩涡中痛苦挣扎,无法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只能寄托于诗歌创作中:对妻子永恒与对情人永恒和满足之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完美地保持了平衡。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于作盈教授谈“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

"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出自《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于作盈教授遵经博古,结合自身多年临床经验,对"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从含义到对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治、预防中的作用做了系统的阐述,并应用于中医心病的治疗理念中,为学经典、运用于临床实践的典范,对提高中医理论水平,真正指导临床实践,具有实际意义。

元稹诗三议

本文是对元稹诗歌创作、文集流布、道德评价等问题的全面论述,既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又融入了我们自己的心得体会,希望有助于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元稹的宦海浮沉与禅心消长

从交游、禅法接受、以及对佛教教理的理解等方面,对元稹进行考察,全面讨论他与佛教的关系。元稹早在少年时期即已接触佛教,其交游之僧人以苦行习禅者为最多,所受禅法当为北宗禅;作为仕进之心强烈的文人,元稹的亲近禅法发生在贬谪之后,这使他对佛教人物及其教理的认识都带有实用、乃至偏离本义的特征;而对既往之事的悔悟,亦使他在佛理之中找到了一种解释。

论刘禹锡与元稹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元稹唱和的黄金岁月是贬居江湘时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角色定位使他们经常以道义相勉、气节相励。离开江湘以后,他们唱和的频率与热度稍减,却依然不时藉诗鸿寄托闻声思念之情。尽管后来穷达有别、荣枯异路,且元稹饱受非议,刘禹锡却始终感念旧情,在微讽的同时不废友谊,并为其早逝一掬伤心之泪。

《白氏文集》“古体”与“古调诗”之关系

《白氏文集》卷11卷首体式标注之"古体",与同属感伤诗的卷9、卷10之"古调诗"是同体异名,均指五言古诗。《白氏文集》卷11卷首之所以标为"古体",而非此前诸卷所标之"古调诗"与《白氏长庆集》的实际编撰者元稹诗体分类观念和诗集编撰方式的新变有关。从元和中期开始,元稹就减少了讽谕寄兴作品的创作,与之相应,他在元和末年及长庆初编撰诗集时也不再使用"古讽"、"乐讽"和"律讽"等诗体名称。至长庆四年(824)编百卷《元氏长庆集》时,元稹则将以前创作的讽谕寄兴之作归入"古诗"和"乐府",将非讽谕题材的五言古诗归入"古体诗"和"伤悼诗"。基于同样的考虑,元稹在同年稍后编《白氏长庆集》时,就将白居易新近创作的感伤诗,且为五言古诗最后1卷的卷11,标为"古体",而非沿用白居易原先自编诗集时所用的"古调诗"。这不仅反映了元稹本人创作趣味和诗体分类方式的转移,与元和中期至长庆末年白居易五言古诗创作题材的嬗变也是相合的。

赋之再发现暨元白的理论贡献

赋本为《诗》“六义”之一,乃一种表现手法,衍变为文体之一种,在彼此之消长融会中,具有了直陈、铺叙、构篇的功能。至中唐,元白受乐府及新兴叙事文学———传奇之刺激,由杜甫转向写实而开其端的赋法,被元白重新发现,不但作为诗歌的表现手法,亦运用于篇章建构,使诗歌的叙事功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委婉详备、曲尽事情,为诗歌的叙事说理、谈性论道开辟了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诗歌的散文化倾向,实乃对于盛唐情韵浑融之诗境的反动。赋之再发现,其影响所及,遂开宋人诗风之先声。

翰墨甩块垒 狂气满云间——杨维桢及其书法艺术

元末书法家杨维桢是一位通才、奇才、怪才,他的一生可用诗、文、书、画、酒、声、色七个字加以概括。他的书法风格狂放怪诞、高古奇崛、乱中取意、神气逼人,是元后期追求个性彰显、强调自由精神的隐逸文人书法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