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墓志所见“系羁侯王”张议潮史事稽考

张议潭、张议潮兄弟手足相扶,同声共气,偕同蕃胡汉众,开创六郡百万之家的归义军基业,每每向国输诚,可谓恭顺。然朝廷终究不放心,继张议潭先身入质后,张议潮亦在唐名帅李行素的劝诱下被“系羁”“束身归阙”,这可以被视为大唐对于西北边疆顶层运作的结果,而实际上亦是利用议潮系与议潭系的矛盾而引发的。沙州归义军建立之初,张议潭或曾以瓜州刺史的身份领归义军留后,逝后被其子张淮深宣传为沙州刺史,意在标举沙州大权原来即属议潭系所有。根据《张淮澄墓志》,张议潭早在咸通初已逝去,但敦煌文书却无一提到他的死亡,此应为先后秉持大权的张议潮和张淮深皆不愿冒风险入京以省墓,故令一道噤声搪塞而致。

P.3804咸通七年愿文与张议潮入京前夕的庆寺法会

通过校注P.3804正面所抄愿文,并结合P.3770《张族庆寺文》等进行综合分析,可以认为这两件文书撰写于咸通七年八月,正值张议潮束身归阙前夕。此前数月张议潭逝于长安,唐廷遂频繁催促张议潮入京。张议潮只得在所建佛寺尚未完全竣工时,仓促举办以庆祝寺院落成为名的法会。其深层目的,乃是在离开敦煌前夕炫耀己威,以稳定和拉拢人心。此两文便是为该法会而作,文中在称张议潮为司空的同时,又有多处称其为尚书,表明以往学界所持归义军首领获得新称号后即不再使用旧称号的观点,应予修正;在以称号为据为文书断代时,也应慎重考虑新旧称号交替并行的因素。

莫高窟第156窟营建史再探

莫高窟第156窟是敦煌石窟代表窟之一,是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是吐蕃之后莫高窟洞窟营建新的里程碑式洞窟,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对其营建年代和洞窟功德主,根据窟内供养人题记和《莫高窟记》,学界有不同观点,传统认为洞窟建于大中五年至咸通六年,其中前室和甬道是由张淮深续修完成。也有大中十二年完成说。经仔细梳理归义军相关史实,重新省思题记题写的习惯,可以肯定张淮深没有参与该窟的营建工程,实由张议潮主持下完成,时间当在大中五年至大中十年间。

敦煌本《张淮深变文》当为《张议潮变文》考

敦煌伯3451号写卷,首尾皆残,题目散佚,体制上属于变文,故孙楷第拟名《张淮深变文》,而学界多从之。文章根据变文对朝廷使者第一次到沙州的情景叙述及尚书打回鹘的时间,考证本卷中的"尚书"应为张议潮而不是张淮深;本篇应当拟题为《张议潮变文》。

晚唐张议潮入朝事暨归义军与嗢末的凉州之争再探——以新出李行素墓志及敦煌文书张议潮奏表为中心

沙州归义军政权曾长期致力于控制凉州,由李行素墓志可知,咸通八年,在朝廷的斡旋之下,归义军被迫放弃凉州,凉州被嗢末部族所控制。李行素这次单车西使,说服张议潮奉笏入朝,实现了唐中央对归义军的羁縻控制,并通过分割凉州而实际削弱了归义军,进而利用嗢末势力实现了掣肘和压制归义军的目的。也许正是因为嗢末具有与吐蕃民族近似的西羌文化特征,以及曾为吐蕃奴部、庶民的身份地位,所以李行素墓志才称其为"羌",其主要成员构成应与党项、苏毗等民族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直至晚唐五代,嗢末始终控制着凉州,强烈影响着河西走廊各部族政权的局势。

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

大中十年(856)唐朝遣使册立西迁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可汗一事是晚唐西北史的重要篇章,本文结合传世的诏令、史籍、敦煌发现的《张议潮变文》和西安新出《李浔墓志》,对于这次事件的全貌,特别是使团被"背乱回鹘"劫夺国信的详细情形做了深入研究。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仪仗乐队乐器考

本文以莫高窟第156窟主室南壁及东壁南侧下部所绘《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中的仪仗乐队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仪仗乐队的功能、乐器属性等方面的归类,考证了晚唐时期归义军节度使统军出行仪仗乐队的编制、乐器以及乐舞配置,重点分析了出行图中出现的各类乐器的沿革、形制、材料和演奏形式,并结合相关史料,对归义军时期的音乐机构进行了合理地推论,以期在上述诸方面得出一定的结论。

“张议潮夫妇出行图”的图像学考察

文章对敦煌莫高窟第156窟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进行图像学分析,在对图像本身进行客观描述的基础上,从相关文献和敦煌石窟壁画及唐代墓室和绘画图像资料中寻找到特定图像的母题,对这幅图的基本内容和构图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张议潮出行图是一种新形式的供养人像,其创作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图像学意义。

敦煌张氏归义军及西汉金山国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探究

收复瓜沙后建立的张氏归义军地方政权奉唐为正朔,不断与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第二代实际统治者张淮深为巩固权力,曾对唐朝廷的封赏充满期待。至第三代张承奉时,于唐朝灭亡的特殊情势下,建立了西汉金山国政权。该政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僭越性,但一定意义上又与中原王朝根脉相连,是中原王朝在河西地区力量的延续和汉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载体。

英藏敦煌藏文书写阿弥陀经跋文年代考辨--兼论张氏归义军政权与黠戛斯的关系

英藏敦煌藏文康寄满书写《阿弥陀经》(IOL,ch.ii.3,瓦雷·普散ValleéPoussin编号为C130,新编号为IOL,Tib J 1410)的跋文书写于张氏归义军时期,具体时间在858年或870年,反映了张氏归义军政权与当时漠北黠戛斯政权的关系,与之相关的英藏千佛洞(IOL,ch),73,iv,14(125,68卷,29号)号文书(新编号为IOL Tib J 134)书写时间则为862年,其中出现的黠戛斯人来自漠北地区。

敦煌历史变迁在唐诗中的书写

敦煌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唐诗中有大量作品咏及敦煌,唐朝前期敦煌的繁荣和安定、安史之乱中敦煌守军抵抗吐蕃人侵略的英勇斗争,张议潮驱逐吐蕃人势力,敦煌回归的巨大胜利以及在这场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敦煌人士都在唐诗里得到吟咏和歌颂。敦煌始终受到唐朝诗人的关注,唐诗反映了敦煌的盛衰变化。

张议潮的政治联盟窟——由洞窟组合崖面空间再谈莫高窟第156窟的营建

敦煌莫高窟作为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佛教石窟寺,莫高窟所在的崖面成为中古历史的文化“景观”,也是敦煌历史特有的宗教、文化与艺术“空间”。如何面对像蜂巢一样的洞窟“空间”组合关系,其实关系到敦煌石窟营建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洞窟组合在崖面“空间”上的关联,以及洞窟组合所展示出来的“历史物质性”,是我们今天阅读和理解庞大的莫高窟洞窟群时所面临的有趣课题之一。而莫高窟第156、158、159、161窟所在较为独立的崖面区段,以及这一组洞窟在组合关系上的“历史物质性”,或许是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一个难得的入口和线索。加上第156窟作为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结合其他三窟窟主的推论和洞窟营建特殊的历史背景,似乎可以看到在莫高窟营建史上一组特有的“政治联盟窟”,进而形成莫高窟崖面上的“张议潮政治联盟窟”。本着这样的思路,回过头来再看第156窟的营建史,实有新的发现或启示,第156窟最初的营建可以早到归义军之前的吐蕃时期,最可能的时间是《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所记张议潮赶走吐蕃统治者,在沙州自任节度使摄州事的大中二年到大中五年,因此洞窟的崖面选址充分地考虑了和张议潮一道起事的政治盟友安景旻、阎英达功德窟所在位置,同时窟内壁画题材布局设计也延续了吐蕃的传统。

从汉画像石到敦煌壁画——一种颂扬图像在中国与中亚的流传

本文提出了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张议潮出行图与汉代墓葬画像石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是经由7世纪中期粟特阿夫拉西阿卜壁画上的一些共同元素观察到的。尽管这些以狩猎和过桥场景为代表的共同元素只出现在晚唐时期的敦煌,但其图像源流可以上溯到中国汉代的墓葬艺术。阿夫拉西阿卜壁画的中国场景中,粟特艺术家可能也复制了一些中国元素,并根据他们自己的审美趣味进行了改动。本文通过对帝王狩猎和过桥场景的分析,论述敦煌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和中亚壁画在突显王权或颂扬权贵涵义上的密切联系。

张议潮史迹新探

大中二年张议潮充分利用了吐蕃王廷内乱以及河陇地区边将混战、各族百姓思归唐朝的形势,率众起义归唐。张议潮等沙州起义骨干人员都是原吐蕃政权中的敦煌本土出身的官员,他们与政治主张相同的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结成同盟,联手抗击不得人心的论恐热,驱逐其在瓜、沙、肃、甘等地的统治势力,收复了沙、瓜、肃、甘、伊等州,并遣使将包括尚婢婢部将控制地区在内的河、湟十一州图籍进献唐廷,建立起归义军政权。随后张议潮又在尚婢婢部众的协助下收复凉州,并向唐廷奏报婢婢部将拓拔怀光等击败论恐热,进献战利品的消息。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与尚婢婢部众及其后代保持着友好关系。

佛教供养与政治宣传——敦煌莫高窟第156窟供养人画像研究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是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窟内前室和主室各壁及窟顶为经变画,还有张议潮夫妇出行图,著名的《莫高窟记》也书写于此窟,该洞窟在敦煌石窟和归义军历史研究中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供养人画像多达26身,张议潮重复出现4次,张议潮两个儿子出现3次,宋国夫人出现3次,其他人各出现1次,这种现象在敦煌石窟中无先例可寻,即使是佛教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中也极为罕见,实是佛教艺术史上的重要例证。如果把张议潮功德窟的营建和张议潮个人在归义军时期的政治表现作有机的结合,则可以理解为什么第156窟供养像如此奇葩表现的原因,实是张议潮通过佛教手段进行个人政治宣传的重要方式,也是张议潮强调自己在归义军政权中不可动摇的图像印证,是其“束身归阙”到长安后依然对归义军政权间接实施影响的图像记忆。

唐壁后摹:《西岳降灵图》重考

故宫博物院藏传李公麟《西岳降灵图》卷,虽被认为并非李氏原作,但却保留了大量的唐代图像元素。本文通过图像分析,尤其是与敦煌第156号窟《张议潮及宋氏夫人出行图》的对比,认为该作脱胎自一幅唐代壁画。此外,本文亦对"西岳降灵"主题的形成,以及图像后世流传等问题略作考证。

再论张议潮时期归义军与唐中央政府之关系

大中五年二月,首班沙州使团到达长安,悟真出任使团首领,高进达只是使团普通成员。由于宣宗对河陇失地的经营并不热心,归义军与唐朝在大中年间保持了较为融洽的关系。随着宣宗、懿宗的替代及凉州等河陇重镇的收复,唐朝开始通过在河陇地区析置节度、分割归义军辖区等方式,持续削弱归义军的势力,所以两者的关系在咸通年间呈现出恶化趋势。张议潮于咸通八年入朝与其兄长张议潭病逝在长安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而应是咸通年间唐朝经营河陇策略持续实施的结果。

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功德窟莫高窟第156窟的里程碑意义

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墨书题记《莫高窟记》及其抄本藏经洞文献P.3720,是记载莫高窟佛窟营建的"里程碑"式文献,已得学界广泛认同,笔者也有专文论及1,相关的学术史在此不赘。《莫高窟记》题于"咸通六年正月十五日",以非常简洁的文字记载了莫高窟在咸通六年(865)之前的大事、要事,诸如有乐僔、法良开创之举,晋司空索靖题壁仙岩寺,隋僧善喜造讲堂,唐代有延载二年(实为证圣元年,695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又开元年中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均是莫高窟营建里程碑式的事件,故晚唐人在书写《莫高窟记》时对这些重要的事件做了特别的记载,显示《莫高窟记》书写者在编撰时对莫高窟营建史轨迹的基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