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与经今古文学

周予同是带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新型学者,受五四时期重新审查一切古代典籍、构建符合时代要求之学术思想体系的观念深刻影响,首次尝试对二千年的经学进行系统清理。经今古文学则不仅是其研究入手处,亦是其一生治学重点。其主要代表作《经今古文学》,辨析经学两大流派的异同、揭示两派演进脉络及原因、挖掘今文学的学术思想价值并探讨两派与其他学术的关系,在20世纪经学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之功。其最初研究虽带有今文学倾向,但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提高,他逐渐摆脱了学派影响,能够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研究真正达到科学、客观的境界。

“新史学”流派与唯物史观

涌起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在五四以后并未消亡,而是逐渐演变为一大流派。其与唯物史观并不属于同一体系,但在史学主张上存在着诸多相通和暗合之处。因唯物史观居于更高的理论层次,故而就两派的相互影响而言,究以新史学受影响为大,有的学者甚至发生治学方向的转变;同时,也有学者在对唯物史观部分观点予以吸收的基础上,试图对新史学体系进行修正和重构,以与其相抗衡。具体而言,唯物史观对新史学派影响最为突出者,是其核心历史解释观点,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基本进程;推动和影响社会进程的诸项原因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而与其他条件形成合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史学派继续加强或重新学习唯物史观,从而使学术研究达到新的境界,其中以周予同最有代表性。

周予同论清代今文经学

周予同在清代今文经学研究领域贡献卓著。他从清代辑佚学成果的间接推动、清代学术的"内在理路"和"外缘影响"等方面来探寻清代今文经学兴起缘由,客观而全面。周予同善于用比较的方法来论述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进程和学术特点,反映了周予同精深的治学特点。周予同充分认可清代今文学者的创造勇气、怀疑精神和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并肯定其对转变期中国新史学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但他同时也对清代今文学者治学的偏见和该学派的某些弊病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抨击,从中反映出周予同真实的史家本色。

周予同经学研究的逻辑

以理性精神始,遵循“教”“学”分离、学中探术、以学言变的路径展开,以科学的史学形态终,是周予同经学研究的基本逻辑。把经学与儒教区分开来,以理性精神批判儒家的宗教性,确立经学的学术性质,是周予同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一环。学术性质的经学与政治统治术略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通过研究经学的产生与更替、经典名目的变化等学术问题探索政治统治术略的变化,是其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二环。在把经学视为反映政治术略变化的基础上,对经学展开“超经学的研究”,用历史学的方法发掘经典材料,总结经学演变规律,是其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三环。周予同的经学研究逻辑,蕴含赋予经学史学形态从而延续经学文脉的价值指向,对当下的经学研究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周予同孔子观新探——兼论孔子形象的现代转型

周予同虽以批判经学著称,但对于与经学关系密切的孔子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周予同致力于塑造一个真实的孔子新形象,他努力将孔子与经学区分开来,认为传统经学中的孔子是假孔子,批判经学不等于批判孔子。他通过一系列学术工作批判了假孔子,重塑了真孔子。在周予同笔下,孔子既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普通人,又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其人格让人景仰,某些思想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周予同塑造的孔子新形象,促进了人们对孔子的重新认识和孔子形象的现代转型,对于今天的孔子和传统文化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经典创造与学术传统:周予同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

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的《中国历史文选》是高等学校文科历史专业基础教材,从20世纪60年代问世以来,畅销不衰,成为国内史学类选学的第一部经典文本。本文利用文选读本、档案和口述资料,全面复原了这一经典教材的生产过程,指出该教材在选篇特色上重在养成学生的历史观念、注意选材的典型性和多样性,以及选篇之间的关联性,以使学生充分理解历史的复杂性。论文还从首注、述注、校订、纂集、存疑等方面,对这一经典文本在校勘和注释方面予以高度评价,指出该书是由周予同为首的编选注释团队所完成的高效率教材产品,体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精诚团结、学术互助的学风。在这一经典教材编刊的过程中,也建构了严谨、求实、创新和批判的复旦史学传统。

《中国历史文选》:一本教材和一门课程的传承

中国大陆高校历史系的教师讲授“中国历史文选”,大多依托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与这一教材密切相关的还有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开设的同名课程,教材编纂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故事里还套着一组课程讲授的情节。本文尝试在前一篇《经典创造与学术传统》分析论证的基础上,以更生动有趣、更感人的口述回忆,特别是利用上海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同时结合自己亲身经历,阐述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以周先生引领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学团队,在亦教亦编的过程中,如何完成《中国历史文选》这一教材的编纂和修订,以及通过“中国历史文选”这一经典课程的教学,展现教材编纂和教学实践互动的关系图谱,引导出更有意义的问题。“中国历史文选”这一经典课程的教学以及教材的编纂,已成为体现复旦严谨、求实、创新和批判这一学术传统的经典案例。

理学与经学的关联及分别

由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意见而引发的关于新儒学渊源的论争,关系理学的属性,却始终悬而未决。其主要分歧在于:唐宋诸儒上承道统,声言辟佛,究竟是避名居实,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还是直探经学,反对异教;唐宋诸儒的义理之学,只是受到天竺势力大盛的时代影响(或压力),至多参酌佛禅性理之说,中心根本不出古儒家心学脉络,还是已经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即利用儒家心性说谈论佛教性理,以沟通儒释,使得谈心说性与济世安民相反相成;没有佛教以及吸收佛教的道教影响,新儒家能否再发现孟子心学,并且改造为义理之学。皇权的认定和新儒家的自许,让理学占据了宋以后经学的正统地位,对于中华文化的传衍至关重要。而儒佛属性的模糊及其衍生的问题,使得理学是否属于经学的范畴变得难以捉摸,以至于出现二者的盛衰适相反对的认识。尽管内心排斥,清代的经学与理学以及汉宋之争,只能在经学的领域内与理学争正统,无法根本反理学。必须深入经学的堂奥,又跳出经学的局限,才能把握经学与理学的关联及分别。而要彻底破解这一世纪悬案,还须留待有心之人。至于理学的旧途径之于中国未来的意义,则有待于来者发扬光大。

周予同今古文经学划分标准问题新探

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今古文经学划分标准的讨论是周予同经学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反观有关今古文经学的文献记载,却发现周予同提出的今古文经学划分标准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作为成长于五四时期的学者,周予同既受“化经为史”思潮的影响,致力于推动经学研究转化为经学史研究,同时又对晚清廖平、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划分今古文标准有所继承。传统经说与启蒙性经学史观间的矛盾,既塑造了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框架,也是导致其划分今古文经学标准难以自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