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昌邑王国辅臣规谏刘贺的政治意蕴

西汉昌邑王国国主刘贺的两大辅臣王吉、龚遂,基于儒士本色和自己的政治追求,积极规谏刘贺以止其非,教导刘贺成为积极有为的王国之主。值刘贺被权臣霍光选为嗣君并登帝位之时,两人又着力规谏刘贺要恪守家国的忠孝礼制,和好霍光。王吉、龚遂因各自的性格和人生履历,规谏刘贺的内容与方式虽不尽相同,但都富含作为王国辅臣的能力与智慧,特别是在刘贺被选为嗣君的关键时刻,他们向霍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输诚的心声,从而在刘贺政治失败后只是受到了较轻的刑罚。王吉、龚遂规谏的刘贺言行及其政治宿命,从一个特别的层面揭示出西汉武帝尊崇儒术后对地方王国政治的深刻影响,以及昭宣之际的霍光政局的政治文化性格。

从青柯亭本到《择翻聊斋志异》——兼论《择翻聊斋志异》的价值

清道光年间,翻译进士布吉尔根·札克丹把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部分作品翻译成了满文,称作《择翻聊斋志异》,因为是满汉对照本,又称《合璧聊斋志异》。这一满文翻译本不仅是满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该书自刊刻伊始,即在满、蒙、锡伯、达斡尔等民族广泛传播,学界对此已有很充分的认识,但对于此书的价值与汉文本《聊斋志异》的来源还认识不足。通过考查这一择翻本,我们不仅可以明确布吉尔根·札克丹选入的这一百二十九篇作品皆来自于清乾隆年间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还可以发现,其之所以入选《择翻聊斋志异》,是出于“有功于名教”的教育功能。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喜爱奇幻曲折、文辞佳丽的作品,而这一选择标准,与他的人生阅历有一定关系。

秦法“真-夏”身分秩序与臣邦统属关系——兼析刘敬“和亲”策略中的“风谕以礼节”

三代以来,华夏形成了以婚姻方式缔结与异姓国家政治统属关系的传统。身居西戎的秦人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并在经营巴蜀等臣邦的过程中采取了类似做法,通过塑造“真”与“夏”的身分秩序实现化夷为秦的目标。后来,刘敬也基于此种观念提出和亲匈奴。他十分清楚汉匈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格外强调对匈奴“风谕以礼节”,使之树立政治统属关系与宗法等级秩序同构的观念。长时段看,秦法中“真夏”的身分构建与刘敬的和亲政策都源于华夏文化中的“亲亲”“尊尊”意识,又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意识的创新性实践。特别是后者不仅在促使匈奴进入华夏天下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后世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新范式。

由“触邪之义”到“正色立朝”:杜甫进《雕赋》的政治文化内涵及相关问题论析

关于《雕赋》的进呈时间,旧注有天宝九载和天宝十三载二说。今结合杜甫授官经过,并与《进封西岳赋表》对比,推断其为杜甫初次投献,时间在天宝六载落第后,至天宝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前。《雕赋》塑造了忠直勇猛,具有“触邪之义”的雕鸟形象,使之成为大臣“正色立朝”政治人格的寓托。这一人格理想在疏救房琯等行为中获得真切履践。赋中的“正色立朝”精神,远源于杜甫的贞观政治理想、近则呼应开元时代的谏诤治道典范,渗透了杜甫对于天宝政治现实的关切,映现着开元、天宝政治风气的变迁。投献失意的结果,则可能与天宝谏诤渐衰的政治环境和玄宗之于献赋的取向有关。

当代城市“街角青年”探析——以天津市Y社区为例

"街角青年"是一个带有明显亚犯罪特征的青少年边缘群体。本文以天津市Y社区为例,分析了"街角青年"的一般特征和成长环境,建议立足社区,整合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构建帮教"街角青年"的社会联动机制,使"街角青年"早日告别"街角"、回归主流。

中美内幕交易监管机制对比研究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股市买卖内在机制所导致的内幕交易的存在,使得在一小部分交易者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大多数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世界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大背景下,国际理论界已经对衡量内幕交易和监管体制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模型。在对中美法律体制和监管机制进行系统对比的基础上,应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弥补法律制定、实施以及制度设置上存在的不足,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以限制内幕交易的进行。

论先秦工匠的文化形象

上古时代,工匠是除巫职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的专业阶层,它们在某些职事上与巫相同,都以规矩为符号,因此被认为有神秘性特点,有权谏诫君王。春秋战国时期,工匠的"艺事"又被视为"道"的体现。先秦史书中记载的工匠有垂、奚仲、傅说、匠庆等,他们艺事精湛,地位崇高,行谏诫之责。《墨子》指责公输班"重技轻义",显示了墨家对工匠超越性传统的坚持;《庄子》中的工匠多为得道者或谏诫者形象。这些工匠在谏诫时则往往以自己的技艺设喻,体现了"执艺事以谏"的特点。

利用MR&R微处理系统取出根管内分离器械四手操作的护理配合体会

目的探讨利用MR&R微处理系统取出根管内分离器械的四手操作护理配合要点,提高分离器械的取出率。方法对38例利用MR&R取出根管内分离器械的病例进行回顾,结合其治疗过程,总结分析利用MR&R微处理系统取出根管内分离器械四手操作护理配合要点。结果经医护密切配合,成功取出根管内折断器械33例,成功率86.84%(33/38);失败5例,其中2例患者患牙发生器械二次折断,1例患者患牙发生断针并推出根尖孔,另2例患者患牙建立旁路。结论四手操作护理极大地提高了医生工作效率,完善的术前评估、专业的术中配合及科学的术后指导是四手操作护士配合医生利用MR&R微系统取出根管内分离器械的护理重点。

论政治修辞与政治传播

政治修辞理论的发展经历了规劝说、认同说和认知论三个发展阶段。政治修辞包括五种理论范式:情景修辞、运动修辞、制度修辞、首脑修辞和反修辞。政治修辞是政治传播的手段,服务于政治传播的价值基础。没有恰当的修辞,政治传播就难以有效地进行。

从诫子书看魏晋士人心态

诫子书是从至亲至爱的血缘亲情出发来客观真实地反映魏晋士人心声的。它对魏晋士人心态的反映,表现在志存高远、贵生保身、戒酒节酒等三个方面,体现出了当时士人们对生命的尊重珍爱,和对家族长远利益的由衷关怀。魏晋士人这种有悖于生活方式的内心世界,表明尽管魏晋时期佛道昌盛、玄风竞煽,儒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但其社会主导性地位并未完全丧失。

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社会的鸦片问题

19世纪中叶 ,在其他传教士关注于反对鸦片贸易之时 ,卢公明却另辟蹊径 ,从陋俗这一角度提出了自己对吸食鸦片这一现象的认识 ,并由此向人们提出了戒除鸦片、信仰基督的精神说教。

唐代谏官制度对现代行政监督实效提升的启示

谏官的主要职责是劝谏皇帝过失,唐代是谏官制度最为成熟的时期。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谏官的作用,建立了完整的谏官组织结构,制订了谏官选拔标准和考核制度,使得谏官制度日渐成熟,促进了唐代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以史为鉴,需要营造良好的行政监督政治、文化环境,加强行政监督队伍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行政监督体制和机制,对行政监督人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与评估,从而提升行政监督实效。

中国传统家训诚信思想初探

诚信是立人之本、立业之基。中国传统家训致力追寻这一人生德行,着重阐述了诚信交友、诚信经商这两个层面,并提出了正心、明理、行诚等途径以达于诚信。在中国传统家训中,诚信思想的最终确立是外在教化与个体修养的同步进行,体现了家庭教育模式对诚信教化的作用,有其鲜明特点。在本质上,中国传统家训中的诚信是一种心性诚信,而非契约诚信。

中国传统家训文化视野中的治生之学——立足于封建士大夫家训文献的考察

本文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封建士大夫家训治生之学的兴衰历程及其内容特征。

“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

"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周代的贵族教育着力培养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此一诗教观念既是周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也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而并非汉人有意改造的结果。《礼记·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可不明辨之。

《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

在上古时,国家政治结构中血缘的纽带比较重要,劝谏主要是以"直谏"的形式出现的。《诗经》里就有许多贵戚之卿直谏君王的作品。"献诗"和"采诗"是《诗经》干预政治的两种方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血缘纽带松弛,君主专制加强,直谏越来越危险,人们越来越推崇讽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汉代《诗经》学,形成了"美刺讽喻说"的方法论。这种理论把《诗经》中所有的篇章都附会于历史和政治,把很多本来没有讽谏用意的的诗篇,都解释成了谏书。"美刺讽喻说"对中国后来的诗歌创作、诗歌评论的影响都很深远。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理解它形成的过程,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诗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神瞽新说——兼论成相之起源

上古以盲人掌乐之情况十分普遍,故流传神瞽为乐祖之说。乐官瞽人有掌乐器、乐舞、箴谏等功能,并因此对后世戏剧、乐舞产生很大影响。瞽人还是《成相篇》之始作俑者,该文以秦汉间之字书等材料作为新证据,进行探讨和分析,提出说唱艺术起源于先秦之看法。

傈僳族社会变迁中的非正式惩罚——以腊村为例

傈僳族社会的非正式惩罚随着社会变迁而进化。从神判惩罚到祷告诅咒,从泼血诅咒到忏悔宽恕,从声誉受损到拒绝祷告,从人身罚到财产罚和资格罚,写保证书、公开训诫的变迁,惩罚形式不一而足。当前腊村维持秩序的主要非正式惩罚有财产罚、资格罚、申诫罚等。

儒家对强谏的抑扬与强谏者形象的形成

先秦时期,儒家对强谏的评价自相矛盾地徘徊于褒扬与贬斥的两极之中。先秦儒家提倡柔顺的讽谏而否定强谏,相应地,先秦文史著作中的强谏者形象少而单薄;荀子对强谏的提倡影响了西汉的思想界,西汉时期的强谏者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与阶层,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其形象也更为突出。

“文革”记忆与表述——“老生代”散文的一个研究视角

"老生代"散文是新时期散文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之一,而"文革"记忆是"老生代"散文多有涉及的内容。在对这一内容的表述上,"老生代"散文家选取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一种是以巴金、萧乾、季羡林为代表的讽谏立场,另一种则是以杨绛、陈白尘、孙犁为代表的宽容节制立场。不同的叙事态度产生了不同的美学风格,但因精神资源的共通性与一致性,"老生代"的"文革"多元记忆完成了彼此间的互补,共同构筑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