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耕边塞诗考论

尹耕是明代边塞诗创作成就最高的作者。他生长边陲,通知边事,洞悉嘉靖朝内忧外患,使爱国主题重回边塞诗苑。尹耕仕途坷坎,两遭弃置贬谪的经历,又促成其边塞诗具有鲜明的谪戍诗特征。尹耕诗学李梦阳而得其风骨,善于突破现实时空,在整个陆地三边的广阔背景下驰骋诗思,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创造出凄楚苍茫的诗境,表达对边事的忧患情思。《秋兴》《上谷》《春怀》等名篇被认为得少陵《诸将》遗意,读之如晓角秋笳,听者凄楚,有河朔侠烈之风。然其后期得宰臣严嵩赏识,遭弃置遣戍辽左,后赍志以殁。

长城语境下的嘉峪关边塞诗探究

嘉峪关边塞诗是指反映历史上西北边疆地区以长城一线边塞之地的政治、历史、军事、地理风貌、风土人情、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等为题材的诗歌流派;以特定的区域——嘉峪关为立足点,借助其辽阔的地域、高原山地、沙漠戈壁、冰川等自然景观和多民族杂居所形成的人文精神,抒发戍边将士报国情怀和思乡情感,描写边塞风光、少数民族风情及生活情景的诗歌。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胡地”与岑参边塞诗之奇峭美

作为典范的盛唐诗人,岑参一生有两次出塞经历。两次出塞的经历不仅奠定了岑参边塞诗人霸主的地位,而且为其边塞诗带来盛唐其他诗人所没有的奇峭之美。无论是写景、记事还是抒情,岑参都不以平凡语出之。岑参边塞诗的奇峭之美,首先体现在内容上,还体现在格调上。

基于边塞诗的唐人边塞感知研究

本文以唐代边塞诗为主要资料来源,佐以其他文献史料,探索唐代中原人士对"塞"的空间感受与理解,即边塞地理观念。唐人心目中的"塞",实际上是一条东西绵长、南北界线相对模糊的过渡地带,它东起辽水,西至玉门关、阳关,其间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错杂居,是典型的多民族文化交汇区。通过对唐代中原人士边塞感观印象的概括与分析,认为其边塞感知的产生其实是对中原的归属感与对边塞景观的恐惧感的必然结果。

从盛唐诗人到盛唐“边塞”诗人——从历代选诗的角度看岑参诗歌的接受

岑参的诗歌在他生前就广泛流传,唐以后历代重要唐诗选本大多选录了他的诗作,只是选录的眼光有差别,也就是说对岑诗的关注的方面不同。本文以时代发展为序,依次进行了分析探讨,根据历代的"读者"由关注岑诗到关注他的"边塞"诗,再到更多的关注他"边塞"诗的代表作,从而梳理出读者对岑参这个诗人身份定位的发展演变的脉络和线索:即由一位盛唐诗人到一位盛唐"边塞"诗人的认识过程。

初盛唐丝路碑志文的文学成就

初盛唐是古文转捩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丝路碑志文对古文的求变求新有着一定的助推作用;初盛唐文人以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及重气轻身的家国情怀,在丝路碑志文中为后人纪录了有唐一代的隆治气象,并塑造了一批壮志许国的盛世英雄群像;碑志文与此时的"边塞诗"相辉映,共同成就了初盛唐的文学大观。

移动的边塞诗——以唐王朝的边塞与边塞诗为中心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大都存在着一个因边塞的位移而影响边塞诗情志的问题。文章以唐代的边塞与边塞诗为例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它相关问题,认为有唐一代边塞诗情志的演变,与大唐王朝边塞的位移密切相关但并非完全同步。大致看来,初唐边塞诗由于朝廷开疆拓土并实行羁縻州府制度,从而使得当时疆域虽然最为广袤但并未体现在边塞诗上;盛唐与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相比领土大为缩小,但由于西域实行都护府管理,以及文人士大夫的游边入幕乃至参政,于是形成了盛唐边塞诗的兴盛及其风神、气骨;安史之乱,导致大唐疆域的中原化和边塞的内移,从而直接造成了中晚唐边塞诗萧瑟哀怨的风格。

高适、岑参边塞诗创作风格差异及其成因探赜

唐代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高适、岑参具有不同的创作风格。高诗富有深沉浑厚的现实主义气息,岑诗饶有豪放奇丽的浪漫主义色彩。从两人的生活基础、人生阅历、所处地域、性格、气质、创作心态诸方面进行比较,可探知形成高、岑诗风差异的原因。

古代边塞诗派的成熟兴盛与大西北

关于边塞诗的概念存在混乱现象。我们所说的边塞应该是指古代中央政权统一时候的边塞 ,即主要指沿着长城的走向所形成的地域。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割据政权之间的边界是不能算作一般意义上的边塞的。边塞诗的成熟和兴盛离不开大西北。没有大西北边塞卫国战事和奇丽风光 ,就不会有唐代的边塞诗派的兴盛与成熟。边塞诗在宋、元、明三代衰落了。边塞诗在清代取得堪与唐代媲美的成绩。

“绿风”诗卷时期的朦胧诗与新边塞诗

"绿风"诗卷是1980年代较有影响力的诗歌刊物《绿风》的前身,其在大力推动新边塞诗发展,为我国当代新诗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同时,也积极介入当代诗坛,刊发了一些朦胧诗人作品,在80年代西部诗刊与内地诗坛接轨和推动独立成刊后的《绿风》诗刊走向文坛中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边赋》之《卜魁城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道光八年,英和因罪发遣齐齐哈尔城,次年即撰成《卜魁城赋》一书,全面阐述齐齐哈尔城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状况,详述山川、物产、风俗、政教等项内容,充分体现了边疆舆地赋的特色与价值。

论岑参边塞诗中的矛盾心态

岑参是唐代具有典型文化意义的边塞诗人。在他的边塞诗中,突出地反映了他出塞与思乡、建功与归隐的矛盾心态。这不仅与他的家庭背景、个人气质等有直接关系,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解读岑参的矛盾心态,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诗人及其作品都有重要意义。

汉代西北边塞的“坞”

从汉代边防建设的角度为看,汉代西北边塞的坞兴起于汉武帝时期,昭、宣以后循而不革,到东汉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坞的建筑形制因时因地有异,在坞墙上及其周围,既有射击、观察装置,也有安全、守卫设施。坞是边塞的基层单位,在建置上坞与堠紧密相联,其功能作用主要是瞭望敌情,传递信息;屯驻吏卒,抵御边寇;防备盗贼,打击不法等,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两个传统中确认岑参边塞诗的写实特质

边塞诗的创作实际存在着写实和想象两种方式,即写实的边塞诗和想象的边塞诗,以此可以将边塞诗区分为两大创作流派,这也形成了边塞诗的两大创作传统。岑参边塞诗的写实性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其重要价值之一在于以诗证史,以诗歌证西域舆地。岑参边塞诗的诗题具有纪实和叙事功能,而且诗题中地点明确,统观各诗诗题又具有认识其西域行迹的系统性。

壮美与优美 调谐自生辉——高适《燕歌行》的又一种解读

本文结合历史事实,把高适的《燕歌行》放在盛唐大时代背景之下进行观照,澄清了讽刺说,认为此诗不是为讽刺边将而作,并运用美学理论进行分析,指出此诗成功地于悲壮之中穿插了优美的勾勒,从而成为不朽之作。

马戴边塞漫游考略

晚唐诗人马戴曾多次出游塞上,其游踪极广。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可考出其漫游塞上以844年(会昌四年)进士及第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及第之前,为求汲引,曾远涉灵武、盐夏、鄜坊、太原、河北诸州,西游陇州,两次出入邠宁;及第之后,入幕大同、太原。马戴的边塞漫游经历,为其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的体验。

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

从特殊的西北地域文化环境角度来探讨盛唐边塞诗"雄浑""浑厚"美学风格之形成,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但绝非是唯一的切入点。盛唐边塞诗风格的形成还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考察:诗人通过对"汉文本"的引用和改写,突破边塞诗这一诗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从而把其原本处于封闭状态,即受到"边"与"塞"之束缚的诗歌类型,引入到一个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范式之中。盛唐边塞诗的展开空间,是一种与历史贯穿于一体的大文化时空观。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创作。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浑"和"厚"的艺术特质也是必然的。

北方关镇建置与唐代边塞诗的演进

唐代与周边民族战事不断,北方的战略位置变得格外重要,众多关镇次第相连,组成了绵延不绝的关镇之路,北方关镇多设置在边塞,诗人的写作因此也被归类为边塞诗。诗人们在用诗笔勾连这些关镇时,写出的不仅是个体对北方关镇和与关镇相连的山河故人的生命体悟,更在有意无意之间发展了唐代边塞诗。唐代诗人因参战、游历、入幕、贬放来到北方关镇,在此创作了大量表现征战杀伐、咏史怀古、咏物写景、思乡闺怨、文人唱和以及民族生活的壮丽诗篇。唐代北方关镇诗歌创作涉及边塞之苦、伤春悲秋、生离死别、仕途失意、宫怨闺情等题材,虽不无伤感情怀,却又时时流露出不可抑制的浓郁的英雄情结和寥廓的空间诗性,呈现出旺盛的生命价值和不巧的诗史意义,这是唐代边塞诗最重要的精神特质。

从王昌龄边塞诗看其对边塞战争的态度

王昌龄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他对当时边塞战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他的边塞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对当时边塞战争的态度。青年时代漫游边关,慷慨激昂,热情讴歌、积极支持保卫边关的战争;深入了解边塞和戍边士卒的现实情况后,他开始厌倦没完没了的开边战争;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对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了更深的认识,到晚年他更是明确反对穷兵黩武的开边、扩边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