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杜交谊及其意义

李白杜甫交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意义绝不限于普通的人际关系,二人的友谊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伟大的情谊,是儒家倡导的以义相交的典范。具体而言,李白对杜甫很关心,但与杜甫对李白的盛情相比,李白对杜甫的情谊不够“对等”:在李白交游圈中,杜甫只是他的普通朋友;在杜甫的交友圈中,李白是他一见倾心的人物。杜甫推崇李白的才华和气质,理解李白为诗为人,同情李白的遭遇,甚至为李白申冤,这充分证明李白飘逸人格与绝世才华的巨大魅力。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关怀、同情、理解,也反映出杜甫独特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需求,在杜甫成长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和诗史意义。

《诗经·卫风·木瓜》诗旨考辨

《诗经·卫风·木瓜》篇诗旨,历代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美桓公说”“淫诗说”“赠答说”成为学界的主要观点,体现了诗文阐释的丰富与多元,而其分歧亦值得讨论。文章对已有主流说法进行了梳理辨析,并从《木瓜》文本出发,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今人成果,运用诗史互证方法对“藏愿”“币帛”“苞苴之礼”等进行考释,客观推知《木瓜》应是一首反映崇礼观念的礼赠诗。

魏晋赠答诗的兴盛及当时诗人的交流心态

文人相与赠答之诗 ,始于汉末 ,盛于魏晋。现存魏晋各类诗歌 ,在数量上以赠答诗居第一 ,在质量上 ,赠答诗也堪称上乘。当时诗人以赠答诗为心灵交流的重要手段 ,并赋赠答诗以“新诗”、“嘉诗”等专门名称。这些赠答诗人 ,主要出于邺下文人、正始文人、东吴遗少、二十四友、兰亭诸友等文化群体 ,赠答诗与之相应 ,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魏晋赠答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人的交流状态及复杂的交流心态 ,凸现出魏晋诗人珍惜生命。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宋初与唐代一样 ,也存在进士行卷。真宗、仁宗时行卷风逐渐止息的原因 ,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又由于历史政治背景的差异 ,宋初进士行卷具有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即主要定位在文学上 :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而相知 ,不再象唐代那样是政治上的“相须”、“相资”。这使宋初进士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 ,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论刘禹锡谪守连州期间的诗歌创作

谪守连州期间,刘禹锡的创作重点由揭露政敌的讽刺寓言诗转移到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这种转移既是为创造精神所驱使,也是为时代风云所推动。与此同时,他聚焦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将平凡的春种秋收劳动作为乐于驾驭的题材,亦属于一种"开边拓土"的尝试。

唐代饯行民俗的诗性伦理

有唐一代自上而下风行饯别,唐代数量庞大的送别诗反映了唐人送往迎来的风情格调。唐人重视出行,外出一定相伴远送,至于野外歧路、离亭驿站、江河渡头等处,依依惜别。道别讲究仪式,有执手、祖饯、歌唱、折柳等,富于艺术浪漫情怀。分手时相互赠送礼物,既有宝剑、宝刀、铜镜类实用物品,亦有山水花草等自然风物,还有送言赠意表白心志等,个性色彩浓郁。唐代送别诗与饯行民俗极具文化价值。

六朝赠答诗与文人干谒

六朝赠答诗大为兴盛,它的干谒功能也被凸显出来。在文人用以干谒的赠诗中,流露出深沉敏感的寒士心态。

愁如大海酒边生——论郁达夫的旧体诗

文学的最终家园是美学。郁达夫的旧体诗,以思想和情感为文学的立场,纯然情绪的自然呼吸,逸出了为宣传的文学的理智怪圈,而发酵为呕心血、耗生命的梦境。达夫的旧诗,可以说近绍龚自珍、黄仲则、苏曼殊,口吻、神情、风调、气质,均有逼肖之处。其诗情绪的调子,是自伤自怜,敏感绝望之中,又含有敢于自决、书剑飘零的袅袅悲慨,以及于醇酒妇人的人生消遣中寻绎出来的无尽感喟。达夫旧体诗的奇味,可以说是受了他革命理想、才子人格、士夫遗裔(名士作派)的三重挟制,梦萦近事,却又心痛无寄,慷慨使气中每多踟蹰伤感。耿介正直而备受排挤,屡遭挫折而绝顶热肠,身世的牢愁结合哀时抚事的忧愤,造成他的忧郁总有一种桀骜的悲慨。达夫的诗是风华典丽而兼以郁怒清深的。

柳永词与他的从政之路

柳永具有典型的两面性,他既是才华横溢的风流词客,又是苦游于宦海的颠簸士子。他的词创作和从政之路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乐章集》中部分词就是其从政之路的写照。本文从柳永词作与其从政之路联系的角度上,论述了柳永在“狂荡”背后那不为人所熟悉的一面:积极于事功。

杜甫求仕长安期间投赠诗中的讽刺意味辨析——以《钱注杜诗》为中心

杜甫长安求仕期间所作的《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等诗,以颂交游为主要目的,其意旨十分明确。但钱谦益等后代注家却牵扯史事,通过泯灭历史与诗歌之间的界线,提出了各种有违杜诗本意的讽刺说。在对这部分注解的分析中,我们能窥探到这些讽刺意味的传统诗学基础,能探究到注家误读的深层思想根源,能看到后代注家对作为“诗圣”杜甫的道德要求。这些深层因素提醒我们在面对杜诗注本时,不仅要在诗意层面做出对比以辨清杜诗本意,还要在注家行为层面对注解的产生原因和论证方式进行具体的分析。

论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中的玄学思想

嵇康与嵇喜虽为手足,却是魏晋时期不同社会思潮的代表,嵇康赠其兄之《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既展示出魏晋士人迥异的人生追求,亦折射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冲淡玄虚而又理性冷峻的文字,映衬出嵇康高洁的心性和超逸的风神。

诗礼相酬:唐人诗化社交方式与唐诗通俗化机制

诗歌交际是文人交往的一种重要手段,礼物馈赠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形式,它们都属于礼的范畴,是致礼、成礼的媒介。从《诗经》《楚辞》的诗篇可以发现,在赋诗相赠的同时,往往具有赠物传情的因素,展露出诗与物融合的端倪。至东汉文人诗的出现,开始形成赠物附诗、以诗酬赠的创作现象。入唐之后,由此发展出以赠物附诗、以诗酬赠、诗礼互赠、以诗索赠为主要类型的诗礼相酬模式,既展示了文人社交的丰富与多元,也为诗歌创作乃至唱和之风提供了有力动机。更重要的是,诗礼相酬行为通于世俗之事、人、情、物、语,因此具有强化诗歌创作通俗化的内在作用,经李白、杜甫、张籍、姚合、元稹、白居易、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积极参与后,成为强化中唐通俗诗风的一个内在机制,也是宋诗俗化的关捩。

从萨都剌赠答诗看其诗歌创作的心态变化

萨都剌,元代后期杰出的色目诗人,据不完全统计他现存的900余首诗中,仅赠答诗就有将近300,占其全部诗歌的1/3。由于其创作时代、人生经历、结交友朋的不同,诗人的创作心态也有所不同。走南闯北经商的艰辛、背井离乡的心酸、荣耀及第的欢欣、不谙官场的苦闷、聚朋结友的洒脱,这些心态的变化都在他与亲朋好友的赠答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凸显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独特的文化色彩。

魏晋六朝诗对“赠物寄情”的继承与发展

“赠物”行为古已有之,而其中寄托的情感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丰富,使“赠物”成为诗人寄情、抒情的重要手段。魏晋六朝诗的“赠物寄情”主题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所赠之物、收赠双方时空距离及所寄寓之情感皆有所转变,体现了赠物诗从“物贵”到“情贵”、从“送物”到“送情”的转化。

论大历十才子诗歌中的“清”之美

"清"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重要概念。中唐前期"大历十才子"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清"理念的文笔实践。他们的山水诗体现了清静、清冷之美,田园诗显示了清淡、清纯之美,现实生活诗蕴含着清闲、清苦之美,心境感悟诗表达了清空、清虚之美。十才子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多种创作手法,在其诗歌中塑造出这种美。这些诗作中的"清"之美,不仅继承了前人诗歌中"清"方面的精华,更重要的是启发了后世对"清"理念的进一步阐释,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历十才子"诗歌中"清"之美在古代文论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唐代“赠杖”文化及其诗歌书写

唐代很多诗歌涉及物质馈赠,馈赠之物有日用器物、茶酒食品、文房四宝、花卉、药物等很多种类,而唐诗中出现最多的馈赠之物是“杖”。唐代有赠杖诗三十余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文人的生活和交游情况。唐代赠杖诗的三个主题是对衰老的吟味、对闲适之情的抒发和对仙佛释道主题的书写。这不仅与杖的现实功用有关,而且也与自先秦以来附着在“杖”上的文化含义有关。唐代赠杖诗往往夸张地描写杖的神奇产地和珍贵材质,反映了唐代文人融入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趣味。

英诗赏析——不寻常的情人节礼物——兼论中英诗歌中的比兴手法

情人节,情人间互送礼品示爱,增进友谊,皆为世俗。但情人节之情,是爱情,是恋情,并非普通之情,自当选择恰当之礼,以示真切之情,缔结秦晋之缘。婚姻乃人生之大事,酸甜苦辣尽在其中,以特殊礼物示爱,令人深思。以诗言情,历史悠久。可"无譬不成诗"呀!譬,即比兴。比兴乃中英诗人共同操之,但何以传情,妙在处境。本文刍议其妙,赞叹英诗蕴蓄之美。

论杜甫诗歌的一诗多赠

杜甫作为一代诗圣,多有赠答之诗,其赠答诗中,存在一诗而寄赠多人的现象,此类赠别诗别具特色,含义丰富。从诗歌功能角度看,这类作品可分为送别赠友、筵席抒怀、劝勉慨叹、举荐人才四类,但与一般寄赠诗相比,每类功能作品中诗歌功能更为丰富、行文表达也更为多样;与只有单一寄赠对象的诗歌不同,此类作品中寄赠客体的作用可分为:传话者、旁观者、主脑者;在抒情方面,这类作品呈现出情感真挚自由、公共却又隐秘、有分寸感的特点。

汉魏六朝交往文化及其心理:《玉台新咏》赠物诗的考察

《玉台新咏》收录了从西汉至梁代以闺情为主要内容的诗歌作品800余篇,其中相当一部分诗歌涉及赠物行为,这些诗歌记录着古人的情感传达方式,体现出丰富的交往心理,却鲜有专文研究。《玉台新咏》赠物诗中出现的礼物大致可分为自然之物和人工之物,自然之物中芬芳的草本植物较受青睐,人工之物种类较多且多富有文化内涵。赠物诗中的赠物方式可归结为单向赠物和双向赠物两种模式,单向赠物又可按有无中介分为面赠和寄赠或代赠。而通过赠物诗文本中抒情主人公追求品质、歌颂理想和抗争距离的表达,便能窥见汉魏六朝诗人或炫耀或移情或寄托的文化心理。

唐代科举帖经变迁下的文学现象

帖经作为唐初举子试策的补救项目,课试初期多试平文。随着帖经制度的发展,帖经多于“疑似参互”处试帖,举子逐渐以帖经为厄,并引发对帖经制度的改革。帖经的发展变迁,促使赎帖诗、“檃括体”诗赋等文学现象的产生。赎帖诗在题材和主题上与传统应试诗类同,未出歌功颂德、写景咏物、赋物等范畴,因课试难度与评价体系的不同,赎帖诗显得自然清拔,艺术性稍高;帖经课试的需要,催生以经文注疏为改写内容的“檃括体”诗赋;以帖经黜落为主题的赠序文,兼具文学和史料价值。借之可加深对帖经文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