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FA方法的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分析

绿色创新效率是影响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中国企业2011~2022年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分析,并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三重分解,探讨了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环境关注和劳动投入是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主要贡献者;(2)从全要素生产率(TFP)分解结构看,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改进(TEC)和技术进步(TC),而规模效率(SC)的持续恶化却弱化了两者的作用;(3)异质性实证检验表明,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最高,其次是东部,中部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最弱,分行业检验结果则表明重污染行业效率高于非重污染行业,高科技行业高于非高科技行业。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以及西藏自治区数据),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各省份间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演变趋势及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表明:①各省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在空间上呈现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的区域不均衡特征。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呈现以东部地区为核心的复杂空间网络结构,省际间空间关联性呈上升态势,但网络结构稳定性还有待提高。③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等地区凭借优越区位,在关联网络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宁夏回族自治区、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影响较小。④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等地区属于“主受益”板块,浙江省、广东省等地区属于“经纪人板块”,安徽省、江西省和湖北省等地区属于“净溢出”板块。⑤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的空间关联网络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科技投入、市场化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均有利于空间关联关系的建立。研究显示,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存在空间关联性,需进一步加强省份间的绿色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

智慧交通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依据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GMM),考量智慧交通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交通通过降低能源消耗、提升碳排放效率和技术创新等,对绿色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其中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影响尤为突出。异质性分析表明,智慧交通对绿色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异质性明显。鉴于此,应因地制宜,制定智慧交通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加大智慧交通建设力度,推动交通绿色低碳转型。

创新集聚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创新集聚部门的新经济增长模型,理论阐释了创新集聚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并基于2006—2020年中国282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创新集聚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及异质性、空间溢出效应,并验证财政纵向失衡和外商直接投资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创新集聚对工业绿色转型影响呈U型特征;创新集聚在有效推动东部城市、一线城市工业绿色转型的同时,却抑制了中部城市、资源型城市、四五线城市工业绿色转型;创新集聚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U型特征受到财政纵向失衡的负向调节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调节;创新集聚对地理距离相近地区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空间溢出效应。

低碳试点政策促进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吗

本文利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测算了2007—2020年间284个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且政策具有推广与累积效应;城市技术创新和居民就业规模是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促进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重要机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效应,在具有区位优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非资源依赖型的城市更为显著。此外,低碳试点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协同演进及空间收敛性分析

基于2004-2020年省级层面数据,构建了包容性绿色发展背景下经济发展、民生福利与资源环境三个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耦合协同模型、泰尔指数、收敛模型以及莫兰指数分析了各维度的综合水平以及三者耦合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收敛趋势与空间特征。研究表明:(1)经济发展、民生福利与资源环境三个维度耦合协同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但多数地区尚未形成高质量的耦合协同发展关系。(2)三个维度耦合协同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σ收敛检验与β收敛检验结果显示该区域差异具有显著的收敛特征。(3)三个维度的耦合协同发展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知识流动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基于调节中介与链式中介的综合分析框架

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中枢节点”和“传输纽带”,对激活城市包容性增长与绿色偏向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视为网络基础设施的外生政策冲击,并利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非期望产出的Super-EBM模型,对知识流动与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从知识流动视角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研究发现,第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更为明显;第二,知识流动是网络基础设施促进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重要中介机制,该中介机制通过地形起伏度、方言多样性指数等工具变量系统识别后仍然成立;第三,绿色创新与创业活力是网络基础设施驱动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调节中介机制,两者均能够强化知识流动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第四,城市间知识流动能够进一步推进市场有效整合,使得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机制影响存在明显的链式传导作用。上述结论更深层次地打开了知识流动传导机制黑箱,能够为网络基建规划与城市转型方案提供重要借鉴和政策启示。

基于DEA-SBM超效率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的中国工业绿色经济增长核算研究

以1997~2020年我国30个省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中国各省市工业企业的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市工业技术效率各地区间差异巨大。各省市工业绿色生产资金投入大都存在不足,资金管理水平也不高。因此,地方政府应坚持区域协同发展,相互借鉴学习,吸收总结经验。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应加强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投资,发挥绿色技术外溢效应。

创新驱动政策能否助力经济实现“绿色包容”目标?——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创新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动力,深入研究创新驱动战略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2009~2020年26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指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创新型城市试点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政策效应,并对城市区位进行了异质性讨论以及空间权重矩阵分解,得出如下结论:一是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和邻近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系列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并且直接政策效应和间接政策效应均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二是试点政策对社会包容和绿色生态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但是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显著为负。三是试点政策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及三大子维度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具有显著的区位异质性特点。四是试点政策推动了邻近试点城市的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绿色生态,推动了邻近非试点城市的社会包容和绿色生态,对邻近非试点城市的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应进一步从产业转型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地区间政策联动性,坚持因地制宜地进行政策试点,增强政策施行的灵活度和包容性。

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有助于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来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证据

包容性绿色增长作为一种绿色共享式增长,是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外生冲击,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从传导机制上看,数字经济发展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显著促进了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从空间效应上看,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邻近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从异质效应上看,数字经济发展对包括经济发展、财政分权以及城市规模等不同特征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绿色金融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为研究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利用2011‑2020年我国各省份绿色金融面板数据,基于熵权法测度各省域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基于地理位置的0‑1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各省域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同时进行适配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向效应,邻近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呈负向效应;政府支出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呈正向效应,对邻近地区呈负向效应,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待培育和完善。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波特假说”和新发展理念,探讨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将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起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累积动态效应,经过安慰剂检验和PSM‐DID检验,发现结论依然成立。②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政策促进效应显著,而中部地区不显著,西部地区则呈现不明显的抑制效应。③机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促进共享发展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其中,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较小。④分区域机制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次之,能源结构的中介效应最小;中部地区中介效应最大为能源结构,其次为绿色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的传导效应相对较小;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最大,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小。

连城白鸭青壳新品系生长曲线拟合及分析

【目的】探索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在连城白鸭原种基础上选育的连城白鸭青壳新品系的生长规律,为连城白鸭新品系的0~17周的生长性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测定连城白鸭青壳新品系的0~17周体重数据,对该数据进行分析和拟合Gompertz、Logistic和Von Bertalanff等3种生长拟合曲线模型。【结果】Gompertz、Logistic和Von Bertalanffy三种拟合曲线模型的极限体重(A)分别为1542.032 g、1510.456 g和599.036 g,拐点周龄分别3.97周、4.99周和8.26周,拐点体重分别为567.28 g、755.23 g和177.49 g,拟合度(R^(2))分别为0.997、0.998和0.954。Gompertz和Logistic两个生长拟合曲线模型均能很好地拟合连城白鸭青壳新品系母鸭的生长发育过程,而Von Bertalanffy生长拟合曲线模型并不能很好地拟合青壳新品系母鸭的生长发育过程,与实际观测生长曲线出入较大。【结论】Logistic模型拟合的连城白鸭青壳新品系母鸭生长曲线效果最佳(R^(2)=0.998)。连城白鸭青壳新品系母鸭的极限体重为1510.456 g,拐点周龄为4.99周,拐点体重为755.23 g,可对连城白鸭青壳新品系的生长规律进行评估和预测。

三种胡麻生长模型对现蕾期和青果期干旱胁迫响应能力的比较

本研究利用不同胡麻品种、不同干旱程度的大田试验数据,检验、评估3种作物模型干旱胁迫效应算法的精确性,及其在现蕾期、青果期干旱胁迫处理下对胡麻蒸腾速率、气孔导度、叶面积指数及籽粒产量4个指标的模拟预测能力。模拟结果表明,干旱胁迫使胡麻蒸腾速率、气孔导度、叶面积指数和籽粒产量降低。3种作物模型干旱胁迫效应算法可以模拟出胡麻生理生化指标在各干旱处理下的变化趋势,但模拟效果不够理想。3种干旱胁迫效应算法均低估了籽粒产量。综合考虑,WOFOST模型干旱胁迫效应算法对籽粒产量、蒸腾速率的模拟效果最好,APSIM模型干旱胁迫效应算法对气孔导度的模拟效果最好,DSSAT模型干旱胁迫效应算法对叶面积指数的模拟效果最好。

异质性视角下江苏省重污染行业绿色增长效率研究

了解重污染行业发展过程与环境污染的关联机理,提高产业绿色增长效率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针对行业间绿色生产存在异质性,应用共同前沿理论,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三类行业出发,构建重污染行业绿色增长效率模型,测算江苏省重污染行业2003—2015年绿色增长效率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从共同前沿还是群组前沿视角,江苏重污染行业绿色增长效率整体不高,发展潜力较大。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明显的技术异质性。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三类行业在2003—2015年间效率总损失值分别为4.405、4.063和2.338。管理无效和技术无效是导致江苏重污染行业绿色增长效率损失的两大因素。为此,建议甄别行业异质特征,实行差异化管理;强化科技创新,提升绿色增长能力。

绿色投资对绿色增长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熵值法测度中国内地地区30个省份(不含西藏)2009-2020年的绿色增长水平,构建系统GMM模型,研究绿色投资对绿色增长水平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投资对绿色增长水平作用不显著;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绿色增长水平的作用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环境保护类非生产性绿色投资对绿色增长作用不显著,生产性的绿色投资对绿色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对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要实行差异化措施,并协同推进绿色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增长。

清洁技术风险投资对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数据的动态分析

为进一步探析具有阶段性的风险投资对清洁技术产业企业的影响作用机制,利用中国31个省区市2007—2021年的面板数据,按照风险投资投入时间分为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4个时期,采用动态面板阈值模型,将系统分为高、低两个状态,以不同阶段风险投资作为阈值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不同阶段的风险资本投入对表征经济实现绿色增长的3个主要因素,即环境技术创新、CO_(2)生产率和可再生能源供应的影响作用不同。其中,种子期风险资本增长阻碍环境技术创新,在高状态中促进可再生能源供应增长;初创期风险资本增长在低状态时提升环境技术创新和CO_(2)生产率,在低状态中阻碍可再生能源供应增长;成长期风险资本增长在低状态时促进环境技术创新发展,在高状态时提升CO_(2)生产率,在低状态中促进可再生能源供应增长;成熟期风险资本增长在低状态时阻碍环境技术创新发展,在高状态时提升CO_(2)生产率,在低状态中促进可再生能源供应增长;而在整个风险投资中,风险资本增长在高状态下会阻碍环境技术创新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供应发展,在高、低两种状态下均会提升CO_(2)生产率。据此,提出在风险资本计划对清洁技术进行投资时,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在能够积极影响经济实现绿色增长的投资阶段中投入更为合理的资金数量,从而有效提高风投资金的使用效率。

基于威布尔分布的能源富集区绿色发展水平分析

为探究中国能源富集区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以中国能源富集区中陕甘宁晋蒙五省区47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运用系统理论建立理论关系模型,构建节能减排、资源利用、经济增长质量、环境质量、生态建设5个维度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一维威布尔分布模型的绿色发展数据分析方法,获取在一定保证率情况下的绿色发展指数估计值。结果表明:2011—2021年中国能源富集区绿色发展总体处于逐步提升状态;各指标系统按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度大小排序为:节能减排>资源利用>经济增长质量>环境质量>生态建设。以陕甘宁晋蒙五省区为例的能源富集区绿色发展水平近年来保持稳定增长,其中节能减排的引领作用明显,但在空间格局与提升速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受城市区位的影响较为显著,各指标系统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的现象仍然存在,因而必须从绿色发展体系建构入手推动中国能源富集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是否促进我国城市的绿色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基于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的全域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框架测算我国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率,在此基础上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针对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本文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约束条件,综合运用交互项回归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部分线性函数系数面板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我国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推动城市绿色经济增长,其驱动力源自技术效率的改善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当城市人均GDP高于2.28万元(2004年价格水平)时,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才开始显著,且该效应随着人均GDP水平提高而增大。本研究为考察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发展的关系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过去30多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10余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消耗大量能源资源的基础上,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由于面临日趋严峻的资源支撑力瓶颈和环境承载力约束,能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亟需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能源环境视角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于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本文运用DEA方法构建一个经济增长的绿色指数以定量地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绿色指数为0.103,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现有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增长方式从根本上是由当前的能源定价机制和能源价格体系决定的,能源价格体系不能如实地反映能源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不完善的环境排污收费制度无法有效地内部化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要求改革现有的能源环境定价机制,改变现有的扭曲的能源环境价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