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小农化视域下回流农民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向度

再小农化是宏观经济体系变革与农村社会制度变迁的微观缩影,是家庭结构调整与代际情感维系下回流农民的自主选择。再小农化下回流农民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市场分工与商品契约冲击了回流农民群体原本的小农思想,使得回流农民经历了由生存属性向理性属性的嬗变。基于小农属性嬗变,回流农民家庭超越了传统小农家庭“内卷化”生产的落后性,促进了乡村新质生产力系统性发展,塑造了乡村经济体系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形态。再小农化不能简单视为一场归农运动,而是乡村生产要素能动适应乡村振兴的自主形态,回流农民通过促进多层次产业体系转型发展、完善人才外部引进与内部培育机制、重塑现代文明与民俗教化融合形态、推进复合型生态环境修复、建立乡村关系型治理秩序等实践路径,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与组织多维度振兴。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农业发展模式的思考

本文首先回顾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历史沿革 ,并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小农经济组织形式存在的一些制度缺陷 ,以及加入WTO后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 ,提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必须变革 ,其核心问题在于“还权于民”。其次 ,结合国情 ,提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模式应以建立能适应现代化、专业化、集约化经营的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为主。与此相应 ,需建立以社会所有制为前提、业主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土地双层产权制度。最后 ,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行提出若干建议。

试论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与优化现代农作制度

依据循环经济的科学原理,贯彻"节约、保护、利用、拓展"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结合我国南方红壤山地综合开发与主要农作模式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对优化现代农作制度的重要作用。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思路与若干对策。即要在南方丘陵山地创立并完善以提高利用效率与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资源节约型农作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现代农作制度的优化与统筹;因地制宜地构建以水土保持和防灾减灾为核心的种养结合型农作制度、以物质良性循环和多级利用为特色的循环利用型农作制度、以开发优质产品与绿色农业为目标的综合拓展型农作制度;实现山区农村循环经济与农业综合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保护小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探索——兼论射阳的实践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该是包容农民、服务农民、为了农民的农业现代化。虽然小农生产面临土地细碎化、农业老龄化、土地承包人与经营者分离、农业合作难、对接服务难等问题,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并非一个纯市场的过程,而是要在保护小农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农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我们需要正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问题,以使农业政策和国家惠农资源真正改善与改进小农生产条件,提高农业产出与效率。射阳县的"联耕联种"模式,可以较好地实现保护小农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是当前建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一个重要探索。

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与政策重点

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点:第一,中国是大国农业,大国农业的重要特点是,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必须高度自给,绝大部分耕地只能用于种植大宗农产品;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农民转移进城实现城市化尚需时日,在最近20年,大多数农民家庭还需要农业收入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并具有合理性。中国农业政策的重点必须建立在中国小农经济还将长期存在这一前提之下。

论“公司+农庄”现代农庄经济生产经营模式的创新

"公司+农庄"的现代农庄经济生产经营方式为解决"三农"问题,加速农业的现代化,农村的城镇化,农民的市民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实践意义。"公司+农庄"现代农庄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与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方式不同,是一种生产经营方式的创新。综合来看,它对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农村土地经营权和土地功能、农村人才聚集方式、农村农业发展融资方式、现代农业产业链延长、农村社会管理组织模式等都具有创新性的重构功能,是实现整合和集聚丘陵山区高度碎片化、内耗型农村资源的最佳选择。

家庭农场的理论、实践与乡村治理

近年来,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家庭农场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成为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两派争论的焦点,两派学者对于家庭农场在我国的生存和发展持有不同态度。从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的理论争论出发,在梳理家庭农场的理论、实践及其与乡村治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我国不同地区差异较大这一现实,提出家庭农场的适生性问题不可作出“一刀切”的定论,需要结合地方环境进行判断。与此同时,提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应该聚焦于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对话,思考并解决家庭农场在生产经营实践中的问题及困境,探索家庭农场与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主体相融合的创新性发展路径,或将成为今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方向。

现代奶牛养殖业的产业组织模式的构建——基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的视角

针对当前我国分散饲养的养殖模式与原奶生产的盲目性引起规模不经济、奶农在产业链中的弱势地位和环境污染问题与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投资商的存在和养殖小区质量监督的缺乏所导致"问题"乳制品的频频发生,引入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等理论分析建立现代奶牛养殖业产业组织的可行性,总结奶牛养殖业发达国家产业组织的特征,立足我国国情和行业现状,构建了新型奶牛养殖业的产业组织,从奶农、农户、生产过程和园区设计等层面提出促进新型组织形成的对策。

家庭与现代农业经济组织的功能与界限

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现代化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家庭与市场组织的功能与界限在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组织形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存在分歧。对世界发达农业的经验考察表明:家庭农场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单位,劳动力长期雇佣行为主要集中在动物养殖活动当中,农业现代化程度与农场的土地规模无显著关系,而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农业专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当前的农业技术和制度特征决定了现代农业组织形态应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并通过专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组织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因此,我国在推进农业经济组织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坚持以家庭和家庭农场为基础,并支持专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组织的成长,而以雇佣方式扩大农场规模的政策需要慎重推行。

新时期国有林场的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以南云台林场为例

从南云台林场建设谈起,借鉴原山林场获得长足发展的范例,提出了新时代国有林场高质量融合发展机制的立足点,是建设社会主义国有林场利益共同体。实行股份合作制、"一场两制"、KSF全优绩效等现代企事业管理机制是未来国有林场可持续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

为谁的农业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只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中国仍然有六亿多农村人口、两亿多农业劳动力的国情下,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只是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而必须是小农经营为主的现代化。中国农业将长期保持小农经营格局。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回应小农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在当前阶段,中国农业必须同时完成三大基本任务:一是保证粮食安全,二是为数以亿计的农民提供农业就业与农业收入,三是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农村稳定器。国家政策若能回应小农的需要,解决小农经济中存在的小农户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农业就可以同时完成以上三大任务,从而为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提供可靠的农业与农村基础。

从实求知——费孝通之家庭承包制理解视点变迁

在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几乎不对家庭承包制改革和农地制度发表看法,这对于一个以关注农民经济生活著称的研究者来讲是不同寻常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温州之行后,这种避而不谈的状况开始改变,他对家庭承包制的态度由初始的怀疑、保留逐渐转向肯定和赞同。他主要是从中国社会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角度评价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必然性,且认为家庭承包制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而予以调整和改进,以不断增强其适应性。费孝通对家庭承包制的态度及其变化是他从实求知的结果,这对于我们理解他晚年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的思想转向很有启发。

要素交易、契约匹配及其组织化——“绿能模式”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路径选择的启示

基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中国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长期面临的战略性问题。传统的理论主张,往往将小农视为被动接受现代生产要素的自然经济体,忽视了小农参与分工交易的可能性。本文构建一个“交易-契约-组织化”的分析框架,并通过“绿能模式”的案例解理,揭示生产组织与契约治理的内在机制、交易组织与分工深化的运作逻辑。“绿能模式”提供的创新性思路是,一方面通过连片种植谋求土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通过外包服务谋求服务规模经营,从而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中。文章认为,与美日模式不同,中国应该谋求一条以分工经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农户专业种地、社会迂回投资、能者外包服务、市场竞争交易”为主线的组织内核,有可能成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