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藩的《族约》——明代宗藩的自治主张

明成化以后,随着宗藩数量的增加,对这一群体如何进行更有效的管理,不仅是朝廷的议题,也是宗藩成员关注的事项。以此为背景,本文具体考察弘治年间山东鲁王府修订的《族约》。鲁藩《族约》明确说明其内容采自蓝田《吕氏乡约》,以此获得道德性和政治正确性。与《皇明祖训》规定的管理措施不同,也与当时朝臣提出的保全宗藩的建议有别,鲁藩《族约》以自治和互助为内容,强调精英成员在王府管理中的作用。鲁藩《族约》是明代中期一部分宗藩自我认识、自我管理主张的表达。《族约》收入于鲁府宗室编纂的《鲁藩别乘》,也是鲁王府声望建设的一部分。

从宗室教育看十六国时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何以深入

十六国宗室是十六国政权得以维持的根基和骨干,这一群体的政治能力和文化认同,直接关乎十六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之自在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十六国统治阶层的提倡下,东宫机构和官学成为重要的教育形式,宗室成员还通过拜师求学、重视家学、侍读讲论等途径掌握各种文化知识和实践能力。十六国宗室教育具有规模宏远、政治导向、内容多样、师资优异、考核严明、重视女教等时代特征和价值取向。宗室教育为十六国诸政权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一些割据政权得以创造性继承华夏政治文明成果,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为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

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1569年）开始正式设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最后完成，历时49年，先后共设置约30所。然对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学术界无人问津。本文细绎史料，认为明代宗学的设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明初建立的宗室教育机制的固有缺陷是明中后期设置宗学的内在原因；天顺以后王府官选用制度的蜕变、宗室犯罪率上升及犯罪类型多样、随着宗室人口剧增带来的宗禄问题是促使宗学设置的外在因素。

闲宅与明代罪宗庶人的安置问题

闲宅是嘉靖以后贬废罪宗的羁押所,闲宅之设,一则是因为高墙规模无法承荷,再则是由于各王府宗室重犯遣送高墙,路途遥远,沿途供亿,扰害地方。闲宅管理,制仿高墙,它具有高垣深池的外在形式和全封闭式的内部严格管制。由于朝廷主要依靠藩府亲王去约束,并未委派专员监管,闲宅犯宗的管理很快出现约束不力,出入自由等问题。

秦汉内官职能辨正

秦汉内官的主要职能与逮捕罪人、看押囚犯等狱律令法事务有关。秦汉时的内官机构应是专门管理皇室宗亲及外戚成员的机构,可独立办理涉及皇室宗亲的案件,有相对独立的执法权。内官和廷尉分别负责皇室宗亲外戚和整个国家的司法事务,除涉及对象有别外,其职能基本相同。

两晋、萧梁、北魏宗室起家制度比较研究

六朝为适应门阀政治,普遍奉行重用宗室的策略,并积极推进其士族化进程,宗室顶级贵胄的地位突出表现在初仕意义的起家问题上。截取中古制度传承链条的关键节点两晋、萧梁和北魏,比较其宗室起家状况,有助于捕捉时代特色。结果发现三朝宗室起家年龄均未及弱冠,且有提早到成童之年的趋势,起家品级完全跨越旧令六品士族线,部分跻身四品以上宗室选,起家官类型频繁抢占清显职位,整体水平凌驾庶姓高门,彰显第一家族的权势气派。萧梁和北魏宗室起家制度基本翻版晋制,但在铨叙实践中又自成一系,分处不同的发展线路,中古南北形势之梗概由此可见一斑。

试述元魏宗室墓志中的江南元素

元魏宗室墓志是洛阳邙山出土碑志的集中代表,其秉承六朝贵族主义精神撰写,凸显中古北方胡人贵族化运动的观念及成果。标榜文化素养是该类墓志的核心环节,细致剖析其结构元素,不难发现引领贵族时尚的江南新风占据相当的比重,具体包括玄谈、文学、宴饮、务虚、义理及书法等内容。在贵族化浪潮的席卷下,元魏宗室的气质风貌日益趋向江南化,此乃南北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文化史上叙写了绚丽的篇章。

试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

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开始正式设置,万历四十六年最后完成,历时49年,先后共设置宗学30所。明代宗学的设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明初建立的宗室教育机构功能的丧失是明中后期设置宗学的内在原因;宗室犯罪率上升及犯罪类型多样以及随着宗室人口剧增带来的宗禄问题是促使宗学设置的外在因素。

金代宗室管理制度考论

金朝十分重视对宗室的管理,设专门管理机构大宗正府,职掌修撰玉牒、监察训导宗室、宗庙祭祀等宗室事务;宗正官基本上由宗室属亲者担任,但也适当参用世戚勋旧。另有御史台、太常寺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也兼理宗室事务。这些兼管机构与大宗正府相互配合,各司其职,从不同方面实施对宗室的有效管理。鉴于宗室也是威胁皇权的重要因素,金朝统治者对宗室还采取了诸多政令上的防范措施。

邙山墓志所见元魏宗室起家制度初探

现存的81方邙山元魏宗室墓志保存了墓主完整的起家信息,据此构成独立的调查单元可资探讨元魏宗室起家制度。起家特指入仕授予的首项正式官职,六朝门阀社会视之为衡量贵族性高低的政治新生,决定了未来的前途命运,故以贵族化为价值导向的元魏宗室墓志对此高调标榜。研究发现,元魏宗室的起家标准整体凌驾异姓勋贵之上,对应的乡品全部超越贵族二品,又依世资差异划分若干等级。宗室起家占据清要职位,不仅仕宦年龄低,而且首次迁转速度快、跃升幅度大,充分彰显宗室阶层天潢贵胄的气派和王朝信赖宗室的施政方略。

明代罪宗的请复及其子女的袭封爵问题

贬废罪宗名爵及其子女袭、封爵的议处,是朝廷对犯罪宗亲的善后处理。明代罪宗请复有一个灵活处理到明令禁止的过程,但禁后仍有"法"外施恩。对贬革罪宗子女的袭、封爵,明王朝有一个从"例"到"制"的处理变化,弘治以前有一定的随意性,弘治以后,作了两度调整,但例外情形并不少见。违制婚娶的宗藩,不同于罪宗,由于其所生子女,妨碍了皇家血统的纯正,明廷对其子女请封的限制,明显严于普通罪宗子女,万历时,更是禁止所生子女载入宗籍。

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文化参与及角色嬗变

实现"文士化"是北魏宗室阶层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巨大转变,是其统治中原先进地区的客观需要。北魏宗室的文士化不仅表现为知识素养、精神面貌和行为旨趣的改观,更主要地体现在宗室积极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具备主体性角色意识,并为汉族士人社交圈所接纳。在方法论方面,这种身份角色论较传统的文化类型分析似更贴近"文士"概念的本质。

河洛北魏宗室群体的贵族化趋势——以元寿安墓志为例

北魏元寿安墓志于1922年在河南洛阳城北邙山马坡村出土,它在一定程度上添补了正史记载的缺漏,为认识宗室阶层的贵族化趋势和北魏皇亲政体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该墓志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古贵族主义思潮,标榜雄厚的家世背景,突出家格与人格并重的理念,彰显深厚的道德学问,罗列贵族独有的仕进途径,昭示天潢贵胄的风采。元寿安屡任朝廷要职,这些职务也是宗室集中把持的实权岗位,折射出皇族政治的典型特点。由志文推知,宗室与贵族是不同层面的概念,但二者的融通却符合王朝统治与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土文献的研究不能满足于文本字面的训读,更应着眼宏观的历史背景,明确具体的问题意识,大量排比同类史料,才能得出贴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汉代王侯谪免制度视野下的海昏侯考察

刘贺被拟定汉室继嗣者,是因为他及父辈与武帝的亲近关系,并且没有复杂的外戚背景。刘贺被废与霍光专权有关,也与他的能力、德行不符合朝廷期望有关,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相关器物不能证明他知书达礼。刘贺被黜后,受到废爵、削户、监控等惩罚,其中爵等降免、行动管控方面比普通诸侯要严苛,食户方面要优渥。二百余名昌邑臣被诛,既是霍光防范刘贺日后作乱之举,也是汉代宗室王侯谪免后的连带问责方式。刘贺被"复封"海昏侯,颇具明封暗贬色彩,反映了朝廷对他的忌惮。刘贺去世时子辈没享受到"继封"待遇不符合两汉常例,它是宣帝借机对刘贺生前之事追加惩罚的表现。

试论清代八旗科举的宗室教育与考试

清代八旗科举的宗室教育与考试是清代科举制度的重要内容,清朝统治者奉行对满族宗室贵族的优待政策,力图通过满族宗室贵族达到对全国政权的统治。因而在教育和科举考试中,一方面积极学习汉民族优秀文化,一方面则恪守祖制,维护以清语骑射为特征的满族固有文化,并在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为宗室人员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清代八旗宗室教育与考试是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科举制度最重要的特点。

论宋代文化中的“眉山现象”

宋代文化发达,而西南小州眉山又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们称之为"眉山现象"。这与唐五代及宋"靖康之难"后的移民运动密切相关。据研究,眉山是当时接受移民最多的地区,大量的北方"衣冠之族"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它与巴蜀本土文化相融合,由家族文化发展为文化家族,通过教育与科举,部分人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所谓"眉山现象",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硕果。

论北魏孝文帝的宗室辨族

宗室辨族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拓跋氏族群的进化产生了深远意义。孝文帝依当世五属的标准辨族,扫除氏族直勤体制的残余,把宗室打造为狭义的五服制家族。此举的初衷是远遵华夏古礼、近取南朝新风,而沉重的经济压力则是直接的现实动因。辨族活动在孝文帝死后归于沉寂,出服疏宗的宗籍依然得以保留。而阻滞其长久贯彻的原因在于:直勤尊同祖习俗的根深蒂固,中原正统王朝家国一体观念的制约,中古北方大族族制的影响,以及北魏特殊的政权结构等。辨族试图折衷古今、调和现实与理念,但单纯地凭借权威和政令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事物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的。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赵长卿世系考证

以往词学界虽然认定赵长卿是宗室词人,却未详其世系。根据明代王玺、程三省万历14年(1586)刊本《南丰县志》和清代卢嵩、朱若烜乾隆30年(1765)刊本《南丰县志》考证:赵长卿名师栱,秦王赵德芳一系,太祖八世孙。

拓跋宗师考述

拓跋宗师是北魏皇族在"私"的家族场域设立的最高管理者,它是西晋宗师与游牧氏族长老制融合的产物,堪称宗室领袖与楷模。拓跋宗师始设于道武帝天赐元年,此后一度废弃,孝文帝太和改制予以恢复。此职限额一人,终身任职,例由德高望重、地位尊显、才学出众的宗室元老担任。拓跋宗师通过"宗议"干预皇族事务,具有纠举非违、训教督导等职权,对维护皇族秩序、规范宗室言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