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和政治现代性——读《极权主义的起源》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是要揭示一种特殊的现代政治现象的起因和条件, 探讨极权主义这个现代特有的现象的深层历史原因及其结构因素。正因为如此,她的许多观点和分析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极权主义是反犹主义、民族国家的衰落、种族主义、为扩张而扩张、资本和暴徒联盟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极权主义就是从根本上消灭人性,它反映了“我们世纪的危机”,揭示了西方文明及其价值体系的崩溃。

物化的社会:阿多诺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素描

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它却越来越被生产关系所中介;阶级依旧存在,但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消失;真正的个体性正在逐步丧失;同一性和交换原则一起强化了资本主义制度;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在不断增强,但这种极权的政治统治并没有在所有西方国家实现过,国家资本主义只是表明了西方社会中的某些趋势。理解阿多诺的晚期资本主义观,也将启发我们如何把握当前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重读苏格拉底之死

通过分析古代雅典城邦直接民主制、苏格拉底个人自由的命运与其极权主义信仰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

全球性大国不是什么--新兴大国应当警惕的三种发展倾向

对于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超级大国,谢尔登·沃林从福利化、公司化和极权化三个层面展开深入的批判。在他看来,强势的福利国家会引发公民危机,造成公共领域急剧萎缩,致使政治被经济绑架;越界的公司化国家模糊了政治与经济的传统界限,结果经济与政治同化,公民被弱化甚至虚化;"颠倒的极权国家"则导致被删除的公民、被豁免的权限、被颠倒的极权主义、被阉割的公民教育、被无限驱动的扩张本能的出现。警惕大国发展的歧路,是沃林国家观的最大启示。

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以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分析对象

从总体性治理到综合治理是建国后中国国家治理方式演进的基本脉络,也是转型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变革的主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透视转型中国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最佳窗口。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经验来看,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展开的,社会成长是国家治理方式演进的内在动力。同时,国家治理方式的演变也为社会成长创造了更有效的政治空间。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就是如何在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之间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有效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构建与成熟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弥散型国家治理模式。

从“一体化”向“良性互动”发展:治理结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全能型政府"逐步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总体性社会"向利益分化和多元分散型社会转变,国家与社会也从"一体化"向逐步分离且"良性互动"的关系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嵌入和中国社会自身的特质使然,另一方面也在于政府职能改革和国家对社会的培育与保护,使得"现代社会"逐步形成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前提。

极权国家动员逻辑与运作形式的政治哲学反思

极权国家有两张面孔,一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二是国家对社会的"动员"。"控制"意味着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强制和奴役,"动员"意味着权威对社会的说服、刺激和激励。极权国家垄断着群众动员所需资源,这些资源的存在为极权国家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条件。同时,极权国家也是动员型国家,需要不断对群众进行动员。群众动员成为极权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创造政治认同,以及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极权国家的群众动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实践表明,极权国家的群众动员面临三重矛盾,这些矛盾使极权国家群众动员面临困境。

试论中国古代工商业及其经济权力官有制

春秋以前,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国王及其官吏阶级垄断了全部工商业和工商经济权力,是一种极端的工商业及其经济权力官有制。春秋以来,直至清末,虽然废除"工商食官",官吏阶级却通过严密复杂、无所不包和无限的极权主义政府管制,垄断主要工商业和近乎全部工商业经济权力。这种对工商业极权主义政府管制之核心,就是赋予官营工商业——官府国营工商业和官吏私营工商业——垄断地位和种种特权,抑制打压乃至公开掠夺民营工商业,从而导致民营工商业萎缩而效率低下的官营工商业却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裸者与死者》中对美国极权主义的批判分析

《裸者与死者》是作者以战争为题材进行的创作,在小说中作者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并描绘了美国军队通过战争进行的扩张行为,战争让胜利者有了更大的权力欲望,美国就是最大的战争胜利者,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并没有停息战争的烟火,而且将战争引入到了越南、朝鲜、古巴等国家。小说中将这种心理定性为"权威主义性格"并进行了描写。

黑格尔国家理念述要

对于国家的哲学反思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以自由贯穿于法哲学的各个环节,黑格尔主张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自由的理念只有作为国家才是真实的。透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辩证性的逻辑运动过程,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统一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的伦理精神。作为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总体,国家是地上的神物;国家不是历史上的现象,而是关于客观精神的理念;国家统摄并高于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它们的真实基础。黑格尔的国家是理性与暴力的统一体,它是保守的、更是暴力的,具有集权主义的印痕。

钱端升的政制选择及其变迁原因

钱端升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政制选择经历几重转变。由民主政治转向独裁极权,再转回民主政治;由一党专政转向联合政府。他参与"民治与独裁"的论争,赞成极权国家,遭受自由主义者的反对。钱端升的政制选择,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深受政治发展形势特别是世界政治发展形势的影响,夹杂着对于中国尽快实现现代化的殷切期待,同时还是早年所受学术训练的内在结果。钱端升对于中国政治的思虑值得后人借鉴学习,但他对于极权国家的肯定也需要后人引以为戒。

“伊斯兰国”极权主义统治解读

尽管在2017年末伊朗、美国等主要国家正式宣布已在叙利亚境内军事上剿灭"伊斯兰国"武装力量,但袭扰全球三年之久的恐怖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消灭,其残余势力仍在苟延残喘,并且不断地向阿富汗和南亚等地扩散和渗透,伺机东山再起。"伊斯兰国"的出现和崛起极大地冲击了人们对于恐怖主义的认识,不仅导致中东地区陷入混乱,更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其背后隐藏着的极权统治流毒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其"国家"模式和内在统治要素进行分析,深入考察"伊斯兰国"极权主义统治特点,指出其统治要素和内在原因,并针对当前该恐怖势力化整为零向全球扩散的严峻形势提出建设性对策和建议。

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秩序: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政治图景

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及其所引发的科技革命将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它不仅对现存的各种政治制度构成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且随着其影响力的不断释放,人工智能技术将逐渐改变主权国家结构中的各种关键要素,通过引入新要素与创建新维度为世界政治的形态更替开拓新空间。从人工智能技术参与政治活动开始,世界大体上将经历四个阶段的政治形态演变。经过低度智能化社会的过渡之后,世界政治体系将在中度智能化社会阶段逐步超越人类对于政治概念的认知。理性的人类社会在选择政治形态时需要以至高的人类精神为底线,因此,以无政府状态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为特征的技术极权主义模式将是系统演进中具有重大风险的歧路。在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与人类社会的思想认知较为成熟之后,在算法封建主义与智能化世界政府两种情境之间能够形成较为稳定的世界政治形态。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将会重新定义世界政治的范畴与内涵,推动我们所处的世界走向新的全球秩序。

超越集权主义模式:关于“前三十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海外中国研究述评

晚近"新革命史"的历史叙述重新引发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关注,且明确挑战迄今仍具强烈影响力的集权主义模式,但尚未提供较为详细的替代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也忽略了社会科学背景下的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积累。本文系统梳理了海外中国研究的相关进展,对有关理论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辨析和评述,指出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挑战了集权主义模式,这是可与"新革命史"引发共鸣的地方。基于这一系统的述评,本文特别指出,国家与社会互动互构模式是迄今最好的解释框架,但需要整合国家能力模式与其他国家理论。本文的探讨将为更具整合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框架提供基础,而这将是超越集权主义模式的最佳路径,也将为"新革命史"等历史叙述提供理论参照。

马克思和阿伦特论“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指向明确的问题,但"犹太人问题"在历史上却始终是一个问题。如何解决"犹太人问题"?马克思从19世纪民族-国家的历史现实出发,对鲍威尔宗教的与世俗化的解决方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进而得出解决犹太人问题必须在全人类解放的大背景下才能实现。通过将宗教问题还原为政治问题,将政治问题还原为市民社会对金钱的追求,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摆脱了资本的羁绊后,犹太人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解决方式"。而阿伦特则从对极权主义统治的反思,及构建一种"犹太家园"的可能方式出发,得出了一种基于"委员会制度"的"共和主义的解决方式"。在阿伦特看来,这种制度不仅是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替代民族-国家和纳粹极权主义的政治形式的可能性,体现出一种新型政治哲学的内在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