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第八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非遗论坛综述

今年适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通过20周年。为进一步提高对保护活态遗产重要性的认识,第八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非遗成都论坛,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周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回顾与探索”为主题展开研讨,达到了预期效果。本届论坛是庆祝《公约》通过20周年的活动之一,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并得到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和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大力支持。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相关机构代表、驻蓉驻渝领馆代表,亚太地区和国内的专家学者,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代表,共两百余人参加论坛。同时,配合论坛主题还举办了“非遗采集著录标准解读与应用”与“黄河文化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两个分论坛。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建构的三道门槛

任何理论体系都要有明晰的概念,藉此以界定核心范畴、内容与体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构也一样。非遗依托项目起步于保护,在实践累积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再从概念回到项目,这几乎是所有理论建构所必经的路径与过程。或许非遗的理论建构情况更为复杂,主干依托文化学而非单纯的艺术学,围绕中华文脉展开建构,履行文化的使命因而成为时代的文化工程。历史、文化与审美是其体系必须遵循的三个逻辑,但还要经过三道门槛:首先是概念门槛,此为成熟体系所必备。非遗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国际社会推荐的学术性整合概念,始终依托相关的学科门类进行整合,至今未形成明晰的核心范畴,与传统门类间也缺少清晰的边界。其次是知识生成门槛,围绕中华文脉依托文化遗存,以价值生成为依据在人类知识体系中为文化遗产确立明晰位置。最后是本体构成门槛,非遗依托有形载体且难以脱离文化遗产的本体而存在,如若非遗自身的学科体系成立,最终要围绕“文化遗产学”以建构学科群,这样的努力不但十分必要而且必须。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

文化遗产作为整体,其本体结构与物质结构和非物质结构三者相互依存,并作为开放性概念,被赋予立法保护的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存在形态,难以脱离文化遗产的本体而存在,其呈现出与本体共具的活态特性、与物质体系的同构共生以及与人的主客互动之本质。

非遗,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生命体

非遗,一个舶来概念,因与口头传统、民俗与艺术的关联而被纳入相关的讨论视野,似乎非遗多是一些存在于社会生活表层的物什,且局限在口头传统、民族惯习与某些艺术品类等。其实,在文化遗产结构内部,精神性与物质性高度契合,不但难以分离且还会呈现精神新质,最终都统摄于文化的复合性。非遗扎根民族的情感、价值,文化主体性恰又是重建人文精神并重构精神与物质谐和关系的依托。四书五经甚或二十四史中有历史观,神话传说、祭祀习俗、中医卜卦直至民间信仰展现活态的中国文化,百姓的日常生活与艺术创造里亦能发掘到文化的本相。从中华文化的特性洞悉非遗的本质特征,需循依中华文脉,以提炼繁复文化事象背后的复合性、贯通性、主体性、实用性、传承性与整体性等“共有”的文化规律。唯其如此,才能够勾勒出非遗自身的核心范畴,并厘清与相关门类的边界,进而明晰文化遗产理论建构的方向。

以玉比德:中国玉文化之伦理观

以玉比德是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价值创新之一。无论是具体的玉石材料、玉石制品,还是制造玉器的工艺行为,抑或玉石的售卖、收藏、馈赠等活动,不但直接参与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建构,而且比德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并非一成不变的概念和范畴。从“惟德是辅”到“三纲五常”,再到现代社会的价值反思,从圣王到文人士子,再到市井百姓,“玉-人-德”相比附的伦理传统如今仍在大众探寻价值和存在意义的过程中承续与变化。

“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定位及未来发展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遗产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和保护热潮。“文化遗产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长期落后于保护实践,游离于高等教育领域,却是不争的现实。其作为体系,依托其两种存在形态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立足文化遗产本体,已具备相对独立的领域、任务、目标、方法等;其作为学科,已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概念、学科知识和学科价值的体系等。不但涉及面宽,而且覆盖性强,特别是交叉特质,持续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

影偶之本——中国“手戏”传统的发生、操作与关联

影偶戏迥异于人戏,不依赖于台上真人,而以指、掌、臂的开合操作,成“人”作戏,独立存在于以人戏为主的中国传统戏剧家族中。以往我们更多地关注“偶”,对“人手”如何使“偶”生而为“人”的重要问题缺少探究。我国影偶戏与人戏的差异,体现在人手对诸种影偶的操作关系中,其中又以漳州布袋木偶戏等人手直接操作偶人的关系最为直观。围绕人—手—影偶发生、发展的中国“手戏”传统,通过“手”的表演和协调,形成人与木偶、皮影的身体记忆,跨越从神人一体到众神退隐的时代历程,实现了从古到今、从方寸舞台到更广大地域的生命跨度,呈现出这双手对中国影偶戏剧传统的强大创造性。

被认定的“标准”:新中国民族乐器标准化的实践与内涵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李元庆为代表的音乐学家们率先提出民族乐器的“规格标准化问题”,推进乐改的典范成果落实为国家和轻工行业标准,所生产的乐器在社会上进行表演实践、教学推广、考级评奖等普及应用,成为海内外印象中的“民族乐器”。器物领域的“标准乐器”并不排他,具有多重意义上的性能典范、服务于行业量产的强制性原则、大众应用中的社会化的三层内涵,各自成立,又互有可能。但认定“标准乐器”的主体,始终是人。人基于认定的客观标准来进一步探索主观认识,寻求多元化认知,更新和发展民族乐器“方言”体系,满足不同意义上的“标准化”需求。“标准乐器”走向成熟,不应只强调“非此即彼”的唯一标准,而是找到灵活开放的适应性标准。

中国民族乐器标准化问题研究

生活中并不陌生的标准意识,在中国民族乐器领域一直受限于学术观念的发展,直到近代才真正受到重视。中国乐器标准化问题的历史,先有以轻工业系统为主力的探索,后有音乐意义的回归与深入,到如今着眼前路,反思问题,多方参与,呼应共进。从中国乐器发展和应用角度研究中国民族乐器标准化问题,与珍惜地方乐器个性和语汇并不相悖。

非遗“本体特征”述要

“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需要不断从本体层面进行理论反思与回顾。作为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形式,非遗的本体特征难以脱离文化遗产的框架和体系,在形态上包括人、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等不同的本体层次,经由外部特征得以呈现真实性、符号性、具身性、活态性。

格萨尔马背藏戏的演述与文化阐释

格萨尔马背藏戏是以演述格萨尔史诗故事为题材的少数民族戏剧。格萨尔史诗在传承过程中,演述类型及其文本形态呈现出多样性,马背藏戏演述形态便是一种特殊的戏剧类型。以民族志表演理论为依据,从人类学层面阐述格萨尔史诗从生成到转向藏戏演述模式,不仅关注格萨尔史诗口头艺术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其形式的研究,更关注在特定语境中考察格萨尔史诗与戏剧叙事的演述及其意义,包括格萨尔原型、神话传说、信仰、说唱到戏剧表演等,藏族将其与当地民俗交融,使戏剧演述成为民族情感的纽带,乃至于在遗产化语境中,呈现了藏戏演述在地方知识脉络中相互依存、相互阐释的多维建构。

非遗从“行动保护”到“学科建设”——兼议中办、国办《意见》落实

中国非遗事业的发展,遵从国际非遗保护的理念、规则和操作,经历了“移植借鉴”“申遗热”和“规范化保护”等阶段,催生了新业态、新产业和新学术,成为惠及经济、社会的公共文化事业,具有鲜明的中国属性。站在两办文件的新历史起点上,建构中国非遗自身体系,需以坚实和富有创意的学术思维为基础,围绕概念、定义和体系建构等进行再认识、再解读、再阐释。

超越“物”“象”、中国民族乐器生态发展观

乐器附身于物,寄托于声,承载着国人的材料意识、修造智慧和美学认知,至今鲜活地扎根于中国土壤。伴随着现代社会对形制与声音、制造与应用的显隐性需求,取自天然材料的传统乐器在文化生态演进中,确立典型,发展为今人心中“中国民族乐器”的标准印象,向海内外传播着传统与现代中国的声音志趣。跳出“物”“象”关系,基于本土知识去拓宽文化事项的维度,认识时代与人所不断赋予文化遗产的规则和意义,方能拥有发展并修复自有生态的能力。

致广大而尽精微——新中国“乐改”与70年民族乐器发展史(1954—2023)

《乐记》有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乐器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载体,延伸出中国乐器应该如何发展的百年追问。什么样的乐器能够承载中华民族的声音,成为中国传统音乐发展面临的一个标志性命题,也被视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音乐家采用科学主义态度审视乐器,辅以重构音响的行为,意指“中国民族乐器改革(良)”的专有名词——“乐改”由此而生。

跨文化视域下罗锦鳞戏剧改编理念研究

“东和西虽说是两个方向,我的想象,在相接的中央。”①这是罗锦鳞的父亲罗念生在年轻时期所写的诗句,罗念生一生追求的“相接的中央”同时也是罗锦鳞孜孜以求的跨文化交流的“对接交汇”处。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罗锦鳞陆续创作了话剧《俄狄浦斯王》(1986),河北梆子戏《美狄亚》(1989)、《忒拜城》(2002)和评剧《城邦恩仇》(2014),等等。

福建九龙江水居社会的生活与仪式——以“进发宫”船庙“迎王送船”为例

北京时间2020年12月17日晚,我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Ong Chun/Wangchuan/Wangkang ceremony, rituals and related practices for maintaining the sustainable connection between man and the ocean,以下简称"送王船")以及我国单独申报的"太极拳"两个项目。

传统工艺美术行业政策评估的定性参数

传统工艺美术具有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特征,决定了其行业管理与发展往往牵涉经济产业、文化事业、人力资源、少数民族、教育传承等多部门、多方面的政策推行。政策的优劣需要评估和检验,仅从抽象数据上无法证实其有效性,因此提出了与传统工艺美术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政策评估定性参数设想——由环境生态、文化生态、制度参数构成的ECS系统。通过与定量评估的结合,在强弱关系和不平衡问题的应对方面,定性评估的信息反馈可协助有效预估政策可能形成的影响和后续政策的制定。

破立之间——新中国民族乐器材料、工艺应用与观察

材料、工艺,造就了声音的"形状"。在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它们遵循求同存异、以"人"为本的应用逻辑,凭借技术"在场"实现乐器个体、乐种、组合乃至知识体系的积极意义,在实践过程中显露尚待处理的"缺位",也因人的选择而带有色彩。新技术条件下,在乐器已经突破物理层面限制的当下,如何选择合宜材料、工艺,留住声音传统?国人再次面临认识、界定、发展民族乐器的应用性问题。

攥住了,这把呼吸——观吴巍“笙乐传奇”兼论中国笙乐器发展问题

如果说中国"改革"民族乐器至今还蒙着"传统"的盖头羞答答地与管弦乐队形式维持着联姻关系的话,近年来,旅外的优秀民乐演奏家则始终大大方方地面对西方音乐家群体的读解,频繁在国际舞台上合作。聊琵琶,有杨静、吴蛮,提到笙,则不能不提吴巍、吴彤。相比吴彤早年组建摇滚乐队"轮回乐队"的经历再到获得美国第59届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的勃发,成为中国笙在欧洲古典、爵士、电子等多维音乐领域的一个典型例证,并于2017年获得了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颁发的“新绎杯”杰出民乐演奏家奖。

尊前沉醉客 争似不曾听——旅日二胡演奏家姜建华整弦辟路五十载

二胡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姜建华,闻名于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的中国之行。1978年秋日,人们口中多了一个国际音乐大师为中国二胡曲《二泉映月》泪流满面的故事。其中的演奏者,时年仅16岁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姜建华拉着二胡稳步成长,先后与波士顿交响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新日本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