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谈判中的伦理道德研究:以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为例

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在外交谈判中常被用作具体的谈判筹码使用。依据解密的美国尼克松总统档案,以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为研究个案,深度探讨在曾经长期敌对国家解冻外交关系的谈判中,伦理道德所发挥的作用。同时,透视国际谈判中的伦理道德与权力结构、民族文化和谈判目标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提出动态考察伦理道德在国际谈判中所发挥的工具性作用,深化其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的主张。

政府国际公关的话语策略研究——基于《纽约时报》对新疆“7·5”事件报道的分析

伴随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崛起的中国应使用何种话语向国际社会传递信息,成为中国政府国际公关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基于"他者"认知,用目标受众普遍熟悉的话语模式和话语策略进行传播,是提高传播效果的重要路径之一。在信息全球化和网络2.0的传播语境中,国内危机事件常会迅速转化为国际热点。新疆"7·5"事件作为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典型案例,受到美国《纽约时报》大幅报道。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从语境创设、语言标识符运用、消息来源、责任归咎等维度解构《纽约时报》有关报道所建构的"新疆印象",探求其内在的话语逻辑,可以为我国政府构建有良好传播效果的话语体系提供发展思路。

美俄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的态度透视——基于两国主流印刷媒体报道的分析

伴随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第17颗卫星顺利升空并平稳进入预定轨道运行,北斗卫星的服务范围将自亚太扩展到全球,并有望在2020年覆盖全球。北斗向海外提供卫星导航服务的过程亦是中国在卫星导航高科技领域寻求国际话语权的过程。目前,国际卫星导航系统"一超多强"的局面似乎是当前国际格局在太空领域的折射。具有先发优势的美国GPS面临俄罗斯GLONASS、中国北斗和欧盟伽利略(GALILEO)的挑战,而日本的准天顶卫星(QZSS)和印度的IRNSS大有奋起直追的态势。既有卫星导航系统拥有国——美国和俄罗斯——对北斗卫星的褒奖或诋毁不仅会影响到北斗卫星的国际声誉,且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美、俄三国未来在卫星导航领域竞争与合作的基本态势。为此,研究以Nexis和Factiva多语种数据库收集到的相关文本为研究依据,用话语分析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透视美国和俄罗斯对北斗国际化的态度。

专精与博雅:国际关系学科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之我见

今日讨论的缘起,首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国际关系学科教育现有的知识和话语难以适应外交政策分析和实践的现实需要,经常出现＂两张皮＂症状。同时又涉及一个＂新挑战＂：即学科发展进入所谓＂常规阶段＂后,国际关系学术训练中的＂示范作品＂与学术生产＂尖端产品＂并不合拍。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特征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理论成果的总和。作为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三个理论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和以冈德·弗兰克为代表的依附理论。作为一个发展概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其科学内核,帝国主义理论是其经典表述,依附理论是其当代理论成果。

中俄能源合作的现状、影响因素及意义分析

俄罗斯是能源生产大国,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加之两国地理上毗邻,能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地缘优势,合作潜力巨大。中俄能源合作在过去十多年里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两国能源合作的潜力与现实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能源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加强和扩大两国的能源合作有利于增进两国的战略互信,扩大两国的经贸合作,加强两国的能源安全。石油和天然气是中俄能源合作的重点,中俄原油管道已经建成并正式运营,而天然气合作的谈判正处于攻坚阶段。目前推动两国能源合作的力量大于阻碍的力量,双边能源合作中的摩擦更多属于商业性质,中俄有望在深度磨合中持续释放能源合作的巨大潜力。

赫鲁晓夫时期的新国际主义转向研究

在赫鲁晓夫时期,前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在许多方面脱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向一种新的形式转变,显示出了向新国际主义转化的取向。在理论和实践上,赫鲁晓夫都取得了向新国际主义转向的部分成就,但是由于时代条件和客观环境限制,成果有限。虽然前苏联已经解体,但对其历史轨迹的研究,尤其是转折性变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中发现更多寻找历史规律的线索。

欧盟科技合作困境:利益分歧与机制缺陷——以“伽利略计划”为例

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进步已经成为国家和地区间综合实力增长的主动力。太空产业因其拥有的重要战略价值越来越受到各国和各地区的重视。在欧盟推进一体化的进程中,科技合作一直是重点,而"伽利略计划"则是欧盟科技合作的旗舰项目。"伽利略计划"如果实施成功,不仅能进一步增强欧盟的科技和经济优势,而且将提高欧盟在政治乃至军事上的独立性,从而提升欧盟的国际影响力。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欧盟始终面临成员国分歧严重、项目管理困难以及国际谈判艰难等问题,使"伽利略计划"屡次延期并严重超出预算。"伽利略计划"推进的困难,凸显出欧盟在科技合作领域遭遇的困境。

印度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的军购行为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军购是关乎主权国家军力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直接影响国防安全和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南亚强国,印度始终将海外军购作为提升自身军事实力及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重要路径。从2004年辛格主政到2019年莫迪第一任期结束的十五年间,印度在经济实力上升、安全威胁增加、领导人实现政治大国意愿更为强烈的背景下,海外军购却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分析十五年来印度国防战略、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三个维度的变化发现,印度军工产业的发展理念、军购数量及内容和来源国、执政党理念和领导人执政风格等是造成莫迪政府减少海外军购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综合构建了印度国防自主化发展的态势、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利益纠结。此间,国际形势经历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以及从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变化。伴随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莫迪政府拓展印度政治影响力的初衷与美国政府试图借助印度制衡中国崛起的图谋相呼应,印度将军购作为其重要外交工具选择的趋势日益明显。

印度战略文化及其变迁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战略文化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以来,从战略文化视角解释印度外交战略的研究不胜枚举.学术界对印度战略文化的研究普遍受到文化“稳定性”、“持久性”等基本特征的限制,主要从静止的视角围绕其起源、属性与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本文试图从动态视角理解印度战略文化,构建战略文化生成与变迁理论框架.通过对战略文化的类型划分发现,印度在冷战时期形成了防御为主、进攻为辅的协调型战略文化,冷战后形成了强进攻性偏好的冲突型战略文化.作为印度战略文化变迁的首要条件,环境认知推动了印度国内政治程序的修正,从而影响了战略文化变迁.具体而言,国际体系环境的变化重塑了印度决策精英对国家安全的判断,并内化成新的观念体系.全新观念体系驱使决策精英行为偏好改变,且通过国内政治程序的修正上升为特定取向的国家战略偏好,最终生成全新的战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