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华与世界和平运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60周年纪念专文

金仲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杰出的人民外交家。本文通过金仲华参与世界和平运动的主要过程,回顾了他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理事会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为促进世界和平、拓展新中国外交舞台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本文从外交史角度,通过对金仲华参与世界和平运动外交实践的梳理,从一个侧面反映新中国外交从初创走向成熟的过程。在促进世界和平事业上,金仲华作为国际问题专家,围绕民族独立与国际安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停止朝鲜战争等局部战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人民外交活动,并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世界和平运动的功能、意义和效果进行了理论总结。在促进新中国外交发展方面,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和宋庆龄副主席起草和修改会议演说稿,在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系统阐述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总体要求、展现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和开展合作的愿望。在参与世界和平运动的过程中,金仲华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也敢于和善于斗争,展现了人民外交家的风采和智慧。在国际舞台上,金仲华和当时外交战线的其他同志一起努力实践,逐渐形成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方针,为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向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和发展中国家”国际研讨会综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组织发展中国家气候大使和专家协调谈判立场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这次会议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发展空间和国家利益。随着哥本哈根会议日益临近,气候变化谈判形势更加艰巨和复杂。

“全球挑战和亚太合作”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顾问年会综述

2012年6月3日，“全球挑战和亚太合作”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顾问年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德国、瑞典、印度、印度尼西亚、香港和北京等地的国研院顾问与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教授向这批国际顾问汇报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强调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工作的三个特点，一是重视“整合”，即在研究人员个体研究上强调团队和计划；二是突出“专业”，即在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化建设服务上强调专业重点，如世博会和地方官员国际化教育等；三是强调“理论”，即在为国家外交服务上重点在理论、理念和战略的构建。国际顾问们高度评价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年来的工作，并对如何进一步提升研究院科研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真知灼见。

美国研究新视野——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为例

为纪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建院30周年及《现代国际关系》创刊30周年,全面探索新时期中国对美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2010年6月27-28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与《现代国际关系》杂志在京郊怀柔举办"新时期美国问题研究:方向与路径"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社科院美国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新华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单位的二十余位知名美国问题专家与会,就"美国研究与美国问题研究"、"美国问题研究取得的成就与不足"、"美国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美国问题研究的新视野、新思路"等重要问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会议由现代院崔立如院长主持,杨明杰、王在邦、傅梦孜等院领导及美国所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现将与会部分专家的发言内容摘登如下,以飨读者。

拜登政府执政后的重大国际问题笔谈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恢复经济、控制疫情、弥合国内社会撕裂等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而且由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美国两党在一些领域也有共识,所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拜登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将以延续为主、调整为辅。同时,鉴于拜登阵营的建制派背景,其在国际问题上将更注重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相关政策。具体而言,在亚太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将大于变化;美欧关系将有所拉近;中美俄和美欧俄战略三角关系的调整将对美俄关系未来产生影响。拜登政府以重振美国国际领导权为重要目标,对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将产生较大影响。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拜登政府将努力消除特朗普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在重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美国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行动。在科技产业领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基调将得到延续,中国需努力遏制双方关系恶化的势头,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网络空间国际规则:问题、态势与中国角色

当前,互联网用户数量的急剧增加,使得网络安全形势愈发严峻,网络空间规则构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明显。由于互联网的技术特性、相关政治不利因素的影响以及大国引领作用的局限性,网络空间规则构建进程缓慢。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面临的发展态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在治理理念、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影响力上升态势、互联网产业基础等方面具有推动规则构建的有利条件,但在网络治理方面与美国及其盟国仍存较大差距,影响力依然有限。中国需在理念宣示、科研规划、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升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话语权,推动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合作组织的金融合作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而作为第一步,是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货币。从战略上考虑,先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再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金融合作,是人民币区域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应该加快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货币交换的步伐,建设上海合作组织内贸易结算支付体系,促进金融合作机制化建设。要进一步挖掘上海合作组织金融合作的潜力,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企业到中国上市融资,挖掘"能源金融"领域合作的可能性,推动成员国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功能性金融合作。

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下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研究

区域协同发展是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新一届政府推动区域内产业合理布局和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举措。当前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本质上是通过政府力量对区域内产业布局失衡现象进行纠正的政策行为。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模式既有其客观合理性,也面临着现实的发展障碍。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需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妥善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定位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政府力量的干预,有效推动协调区域内产业布局优化,这一过程中尤其需要妥善解决我国现有的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模式带来的地方利益竞争问题。

国际秩序转型中的价值问题刍议

国际秩序作为国际关系一种有效而又规范的进化状态,其实质是某种主导性价值凝结和外化的结果。主导性价值外化为国际行为的规则,且在相当程度上使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变得可预测,国际秩序得以形成。国际秩序演进的过程实质上反映了国际主导性价值的变迁过程。本文探讨了国际关系视域下价值的界定及内容、主导性价值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并结合中西方所倡导的不同价值体系的区别,论述了当今国际秩序转型中的价值问题及其应对。

全球城市建设和上海国际大都市吸引力的探索

上海一直凭借有利的地缘优势和国家支持,积极开展国际交往活动,稳步推进建设全球城市的进程。从长远角度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上海国际化诉求的提升,上海的国际交往活动将向更高、更宽、更深的层面发展,全球城市建设是今后上海发展的关键。基于比较2015~2017年三次针对外籍人士的问卷调查,建议上海未来应加强在全球合作、国际制度设计与国际组织建设方面的角色和作用,应主动研究、承接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相关任务,应强化国际化战略的多元发展与错位竞争。同时,上海在探索公共管理领域的国际化,以及形成国际公共管理能力上必须要有所作为。

对国际安全领域公开溯源问题认知差异的思考

公开溯源不仅是一项技术问题,也是被高度政治化的议题。美国对华开展的公开溯源行动,对双方在网络领域的互动产生了很大负面冲击。从溯源方和被溯源方两个视角出发,结合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实践,深入探讨公开溯源所面临的问题,可以为中美如何在公开溯源上加强对话提供参考。

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电子证据国际标准——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第五届网络犯罪政府间专家组会议研究

0引言近些年,网络犯罪频发,呈现愈演愈烈态势。打击网络犯罪已成为国际社会以及各国国内的重要治理议题。然而,网络犯罪的形态多元、定性复杂、溯源困难等特点使得国际社会在打击网络犯罪领域遇到较多挑战。3月27日至29日,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第五届网络犯罪政府间专家组会议召开,与会方达成高度共识,即在打击网络犯罪领域需要一个各国均接受的国际性法律框架,尤其对跨境电子取证等涉及国际合作的程序性问题进行合理规范,以保障国际合作的顺利开展。

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上海外滩新金融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关系研究

新金融产业是区别于传统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一类产业的总称,作为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结果,其发展具有较强的市场导向性,与实体经济结合更加紧密。当前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新金融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地优化产业结构,更能发挥产业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力量。通过分析新金融产业市场化属性,研究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从具体产业形态和功能角度,分析上海外滩新金融产业发展对实体产业结构的影响。

上海建设全球国际化城市的思考与建议

城市国际化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城市竞争的积极举措,是转变发展方式,探索新一轮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有着有利的地缘优势和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总体性经济指标位居全球城市前列,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国际化成为上海的发展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在对自身做好定位分析的基础上,以经济中心为基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金融、政治文化、科技创新中心,提升上海在国际的吸引力,推动上海成为有活力的多元包容的国际大都市。

跨境数据流动政策偏好的全球分布:国家维度的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但也蕴含着很多风险与挑战。目前,世界各国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已经形成了多种治理模式。美国为维护其数字霸权,全力推动数据“自由化”主张,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则选择推动有限的自由化与严格数据保护。很多发展中国家要求数据本地化以推动本国数字经济发展。俄罗斯具有更多的危机意识,从安全底线思维出发,推进严格的本地化与安全化数据治理模式。中国则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以更为灵活和敏捷的思路开展数据治理,保持发展目标与安全目标的动态平衡。以各国在跨境数据治理中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结果作标准,可以构建一个针对跨境数据流动政策的二维分析展示框架。通过对该框架的分析,能够较为清晰地展示各国跨境数据政策的偏好、特征及互动方式,勾勒出跨境数据流动政策领域以“多模式交织碰撞”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图景。

日本政府介入台湾问题的话语设定与路径选择

从台海外部环境看,长期阻止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进程的两大外部因素是来自美国与日本的战略干扰。现阶段,日本在积极配合美国对华“遏压”的过程中,也倾向于将介入台湾问题与推动“印太战略”相挂钩,如将中国内地在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相关行为渲染为对中国台湾的“威胁”,意图在话语设定上紧抓“和平”主导权的同时,加大在外交、经济、军事等领域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日本此举直接导致关乎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一个中国原则遭到掏空与虚化。对此,中国一方面应围绕台湾问题与日方划定红线,另一方面坚持推动日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政治定位,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性的双边关系。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中的政策性金融:理念与实践

我国在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上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作为中国特色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我国政策性金融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构建新型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塑造国际发展合作议程、推动国际发展融资治理有效性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未来,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需紧跟国际发展大势,继续拓展深化国际经济合作。

“亚信上海峰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3月21—2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亚信上海峰会：亚洲安全和发展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泰国、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塔吉克斯坦、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的专家学者围绕亚信（即＂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与亚洲新安全观构建、亚洲安全机制、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亚信成员国经济合作、亚信会议成员国共建＂丝绸之路＂、加强人文合作,实现民心相通、成立亚信会议智库圆桌会议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

地缘政治回归进程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十年评估与未来议程

非传统安全研究反对国家中心主义与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维,与强调国家间竞争甚至对抗关系的地缘政治具有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然而,当前世界正处于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回归且不断强化的时期:美国视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并在“印太战略”名义下采取广泛的对华遏制措施,俄乌冲突成为冷战结束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地区战争,世界还见证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突然爆发。地缘政治的回归对非传统安全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来更多强调合作与非零和关系的国际贸易、环境保护、科技合作、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越来越被传统安全逻辑所影响、扭曲甚至控制,非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大国博弈工具,非传统安全合作举步维艰。通过检视自2014年以来的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少量成果意识到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传统安全化”,但多数研究仍然对非传统安全概念与范式抱有过度乐观的期待,对地缘政治的回归重视不够,对非传统安全及其研究所受到的影响估计不足。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要求,未来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必须更具现实感和针对性,通过重新发现安全事实和完善分析框架,强化对地缘政治变量的重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