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东外交战略构建研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初的首次中东之行,开启了中国与中东关系的新篇章。本文基于对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变化及其趋势的分析,结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发展战略,提出构建中国中东外交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其内涵、目标、重点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思考。本文认为,中国中东外交战略的核心理念应是:传承友谊共识,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坚持公平正义,促进稳定和平;主要目标是:提升与中东国家的全面合作,拓展中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增强中国在中东的战略存在,使中国在中东"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更有感召力";基本思路是:顺势而为,谋事而动,积极进取,稳步推进,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主动塑造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地区环境及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新型关系,在建设性参与中寻找发展机遇,在加强经济合作的基础上累积政治共识,在积极维护地区稳定和推动地区和平的过程中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研究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整体合作不断拓展,2015年中拉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基本实现全覆盖。对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外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创新之一,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手段体系,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地区的合作全面深化,促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机制化发展,有力地化解了持续崛起的中国在发展中世界所面临的利益、身份和影响力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对发展中地区的整体外交,还有助于各地区强化集体身份认同,进而推动了各地区的一体化进程。面对国际体系加速转型、中国持续崛起、发展中地区不断发展的现实,中国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仍面临诸多挑战,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前瞻性地完善其指导理念、战略思路和政策体系,推动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发展。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日本“以台制华”政策研究

从台海外部环境看,长期阻碍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进程的两大外部因素,就是来自美国与日本的战略性干涉。现阶段,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与深度化,日本在积极配合美国对华“遏压”的过程中,加大了在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并倾向于将“以台制华”与其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目标相嵌合,既强化自身国防力量建设、提高外交自主权,又在实现有效对华制衡的同时提升国际影响力。日本此举直接导致关乎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一个中国”原则遭到掏空与虚化。对此,中国一方面应围绕台湾问题与日方划定红线,另一方面坚持推动日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政治定位,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性的双边关系。

上海世博会公共外交实践评估

公共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方向,上海世博会则是我国集中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舞台。中国通过举办世博会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展现了国家的软实力及自信和包容的大国智慧,表达了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的真诚愿望。世博公共外交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果,得到世界媒体的肯定与赞誉。世博会已经圆满闭幕,但中国公共外交事业方兴未艾,有必要对世博公共外交实践进行客观评估和总结。

“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日渐成为塑造全球政治的重要新兴力量。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极大地改变“全球南方”的面貌,使之较以往更有意愿、能力和渠道参与国际安全与发展事务,促使全球治理机制更加注重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全球南方”在化解国际冲突、促进国际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文明对话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作用,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演变中的重要建设性力量。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积极推动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上海城市外交的全球布局与特色定位

上海城市外交迎合了全球化演进的新时代需要,在对外建立友好城市的布局中充分考虑了世界各国城市的特点,根据自己的特色和定位,有选择性地建设了自己的全球布局。上海城市外交布局在东南亚地区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从次国家的层次上促进了中国与相关国家城市之间的总体友好合作关系。在中国大力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上海城市外交也需要与时俱进,继续发挥排头兵和先锋队的引领作用,为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和相互认同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外交的新环境:对国际传媒世博报道的几点思考

上海世博会是中国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举办的又一国际盛事,也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透过这些报道,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外交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也可以看到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中国需要认真研究它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在与世界的互动中进一步提高外交工作。

“201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10月15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201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社科院和外交学院的专家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者一起探讨,以期对当年国际形势的特点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提出中国外交的战略思路。

经济安全与日本构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路径的研究

在经济安全战略背景下,日本将人工智能视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确保日本国家安全利益的关键领域,强调与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在“共享价值观”基础上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其国际合作路径主要包括3个方面:首先,依托“共同价值观”推动技术合作,应对技术竞争和安全风险;其次,通过主导或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塑造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环境;最后,构建日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地位,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然而,日本在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时表现出的排他性和依附性,限制了其自主战略空间,长远来看可能削弱其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并对全球技术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走出认知“迷雾”:东南亚国家债务问题的叙事、事实与启示

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等制造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迷雾”。这不仅影响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融资的认知,也直接影响着东南亚国家的地区合作决策。然而,较之“债务陷阱论”及大量关于中国融资的负面论述,关于东南亚债务问题以及中国角色的专业研究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当前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融资认知的基础上,对东南亚国家债务问题的根源、债务水平和议题化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探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债务问题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除了老挝,东南亚国家并不存在严峻的债务问题,地区国家的债务负担被严重夸大。虽然中国在向东南亚国家提供融资方面表现出强烈意愿,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融资支持并没有大幅增加,相反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明显下降。因而,除了老挝和缅甸,事实上中国融资在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外债构成中的比重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不仅反映了东南亚国家在是否接受中国融资上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议程设置能力,也表明中国融资的意愿与实际落地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

“亚信上海峰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3月21—2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亚信上海峰会：亚洲安全和发展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泰国、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塔吉克斯坦、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的专家学者围绕亚信（即＂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与亚洲新安全观构建、亚洲安全机制、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亚信成员国经济合作、亚信会议成员国共建＂丝绸之路＂、加强人文合作,实现民心相通、成立亚信会议智库圆桌会议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东的实践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既需要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考察全球的变化发展,更需要用全新眼光和思维看待和思考同样发生着重大变化的中东,进而抓住中国中东外交的新机遇。在重大变化方面,美国以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并将中东作为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重点区域。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中国“填补权力真空”,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限制于低端层次。中国不认可美方关于战略竞争的定义,继续稳步推进既定中东政策,同时积极回应来自美方的围堵打压,维护自身利益。在外交新机遇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加强能源合作,遵循“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的战略构想,准确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并推动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承担着大国责任。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度参与中东安全事务治理,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逐渐成熟,中东安全治理进入新时期。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70年:经验、反思及展望

中越于1950年1月28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标志着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真正开始。70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既经历过敌对和挫折、冷漠与警惕,也呈现出缓和与改善、睦邻和友好,当前进入了密切沟通合作的新时代。从历史上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互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外交战略经验,例如,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盲目追随或模仿其他国家;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也坚决不让其他国家干涉本国内政;在促进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增进地区和平与繁荣;尽量避免域外因素无谓干扰,协商一致自主解决相互间的问题。同时,双方也汲取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挫折和教训,如双方都要认识到自己和其他国家实力和能力的限度,尽量采取避免伤害对方的行为,不要对其他国家期待太高,也不要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不能现实主义地考虑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更不能陷入安全困境而无法自拔,而是要建设性找到符合共同利益的解决方案,以合作促进可持续安全和繁荣。展望未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要站高位,塑造命运共同体理念;望长远,巩固和增进致力于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稳住心,维持地区合作机制稳健运行;亮实处,让双方合作项目工程成为增强相互认同的粘合剂,让地区各国和各国人民体验到平等互惠、合作共赢产生的获得感。

“禁穆令”与美国中东政策的走向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签发的"禁穆令",既是为履行其在竞选期间对支持者许下的诺言,体现"美国优先"及"保护美国安全"的政策主张,也源于其本人及其执政团队对穆斯林和伊斯兰国家的一贯偏见。"禁穆令"的出台引发了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的大规模抗议,但美国近半数民众对此禁令持支持的态度,表明美国国内尚存在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和对恐怖袭击的担忧。特朗普的"禁穆令"意在运用区别对待的策略来分化伊斯兰世界,在撕裂美国社会的同时,也对美国中东政策走向产生了影响。种种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将更多地从利益层面而非战略层面构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笔谈

2022年以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召开了“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系列学术研讨会”,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别和区域高等研究院联合召开了“迎接党的二十大国际形势系列视频研讨会”,还单独召开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征程学术研讨会”。这里汇集的是历次研讨会中部分专家的观点。习近平外交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具有深厚的中国哲学意蕴。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需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正确处理百年变局中的若干对立、统一关系。同时,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发展中国家外交,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进入当前时代后的重大倡议和引领性思想,以其为核心的外交理念,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清晰的目标,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区域国别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总体超脱到积极有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中东外交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交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中国的中东政策及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出现了积极变化。中国对参与中东事务的态度经历了从"韬光养晦,总体超脱"到"有所作为",再到强调发挥大国作用的转变。中国的中东政策从开始主要宣示原则立场向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提出中国思路和方案,再向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体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深度发展,中东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实现了从最初侧重政治上互相支持,到走向政治、经济、文化、能源和高科技等多领域的合作,再到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快速发展。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念及其在中东的实践

本文在阐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外交理念在中东的实践及其对中国与地区国家关系的影响。安全与发展是中东地区面临的两大主要难题。由于受传统安全问题和地缘冲突的困扰,中东发展问题长期被掩盖和忽视,发展不足及地区国家间缺乏合作反过来又加重了安全困境。鉴于此,中东地区的治理和发展是消除中东安全困境的最有效途径。中国提出的治理发展理念契合了中东国家的发展实际及现实需求。近年来,中国围绕这些理念展开的外交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夯实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发展可持续合作关系的基础。未来,推动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并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将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亮点和重点。

南海军事化问题论析

军事化的概念既表现为一个国家在某些内政外交等事务上增强军事属性的过程,也体现为军事要素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作用在增强的过程。军事化与军国主义、安全化和武器化等概念存在着联系,但也具有较大区别,反映出国家为应对安全困境而增强软硬基础设施的态势与趋势,存在着全球性、地区性和国家性3个层次。由于在理论假定和概念阐释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灰色区域,军事化如何以及能否在实践操作中被正确和准确使用会存在较大困难。近年来,中美关于南海军事化问题在概念界定、责任归属、程度强弱与合法性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并在行动中具有爆发低烈度冲突的风险。从趋势上看,南海军事化问题还存在着主动性与被动性、防御性与进攻性、建设性与破坏性以及适度与过度等方面的争议,体现了相关国家之间在法律和战略上的博弈进程。对此,中国有必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政策和措施,减弱其他方推进南海军事化问题的法律和战略基础,增强在南海地区进行必要建设的可能性。

新时期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创新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应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非洲所面临的和平安全挑战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冲突或暴力烈度大幅下降,但安全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相互关联日益明显。中国历来重视与非洲的和平安全合作,并尝试通过这一合作创新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理念与方式,如发展优先、可持续与当地化等理念,平等对待、联动式治理、机制化治理等方式。未来,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仍需围绕理念塑造、优先排序、机制建设及财政支持等方面持续创新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

新加坡国防战略与防务外交

新加坡的国防战略是与其独特的地缘位置和国际与地区安全环境相一致的。自独立以来,新加坡始终对国家安全保持着极高的敏感度,避免因缺乏战略纵深和防御能力而成为其他国家侵略的对象。伴随着对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的认知变化及自身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增长,新加坡国防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相继提出了“毒虾”“豪猪”和“第三代武装力量”等战略理念,并在不断发展进程中。为了进一步优化国家安全环境,新加坡还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防务外交,主要借助东盟平台推进东盟防长会议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其他各层级的多双边防务合作,如五国联防组织,并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军事训练。中国与新加坡的防务合作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理念,双方通过双多边各层级防务官员及智库交流与对话,以及双多边军事培训和演习等渠道都进行了积极尝试,并取得了较多成果,对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具有较强的建设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