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东的实践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既需要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考察全球的变化发展,更需要用全新眼光和思维看待和思考同样发生着重大变化的中东,进而抓住中国中东外交的新机遇。在重大变化方面,美国以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并将中东作为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重点区域。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中国“填补权力真空”,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限制于低端层次。中国不认可美方关于战略竞争的定义,继续稳步推进既定中东政策,同时积极回应来自美方的围堵打压,维护自身利益。在外交新机遇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加强能源合作,遵循“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的战略构想,准确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并推动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承担着大国责任。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度参与中东安全事务治理,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中东安全治理观逐渐成熟,中东安全治理进入新时期。

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在参与中东传统安全治理、化解地区冲突方面,中国始终推动对话协商,致力于公正合理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筑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集体安全架构。在改善地区安全环境方面,中国抓住中东地区主要安全矛盾,顺应地区国家寻求缓和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取得了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的重大成果。在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共同安全破解独享安全、以综合安全破解分割安全、以合作安全破解竞争安全等理念和经验,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从沙伊复交到巴勒斯坦内部和解中国推动中东地区和解的历史基础与力量源泉

近年来,中国在推动和深化中东地区和解、政治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中国能够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在中东地区的建设性作用日益增强,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既是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长期与中东国家保持传统友好关系的结果,也是新时代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在中东地区实践的成果。

全球安全倡议助力破解中东安全困境

中东是世界上安全赤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缘政治冲突、大国干涉等因素使中东国家陷入安全困境。沙伊北京对话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成功实践,表明其对中东安全治理具有可行性与有效性,对化解中东安全困境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的背景下,中东国家需着力解决发展问题,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冲突,摆脱外部干涉,自主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走符合中东实际的新型安全之路。

新时期中国中东外交思想构建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思想。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中东外交思想经过不断的积累和发展,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中国中东外交思想形成的基础涉及到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制度结构、文化基因和情感积淀等五大要素;其内容包含和平与发展、结伴不结盟、正确义利观、中阿命运共同体、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等五大内涵。在新时期中国中东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初步成果,中国在中东开展了成功的全方位平衡外交,在中东的贸易、投资和援助大幅增加且结构更趋平衡合理,中阿进入全方位合作的新阶段,同时中国也为解决中东热点问题发挥了独特的第三方调解作用。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主要分为五大议题: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美国精英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危机管理;阿拉伯国家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内幕;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过程;石油武器与第四次中东战争。从研究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依据当事人回忆录、期刊报纸和政府公报;从方法论来看,学者们多采用史学方法。此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研究成果几乎被西方学者垄断,使学术偏见难以避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尝试依然处于起步阶段。随着美国、俄罗斯、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等相关外交档案与政策文件逐步解密,重新审视该议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域外大国的中东安全治理观:一项比较研究

中东地区是世界主要大国维护海外利益、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舞台。本文选取美、英、法、俄、日、中、印七国为考察对象,通过解读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白皮书等官方文件,从整体观、安全观、利益观、军事观和合作观五个层面,比较分析七国中东安全治理观的共同点与差异。从共同点来看,七国均是中东安全治理的参与者,整体安全战略目标明确,顶层设计成熟,决策机制完善;从差异性来看,七国可分为'地缘政治主导型'、'地缘经济主导型'及'复合型'三类国家,它们在安全观(传统安全观与新安全观)、利益观(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军事观(刚性军事基地与柔性军事存在)与合作观(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未来中东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从传统大国为主向传统大国、新兴大国及复合型大国并存的方向转变。推动西方主导的霸权治理转向联合国主导的包容性治理,是中东地区走向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中东剧变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影响

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政治变革运动,对中东地区包括中阿经贸、双边投资、工程承包、人员安全等在内的中国海外利益产生了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利比亚,二是南北苏丹,三是能源供应。阿拉伯变局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利益提出了警示,中国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应对。鉴于中国企业在这次阿拉伯变局中的受损教训,中国应为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建立起自己的对外大战略。

中东剧变以来的东盟与海合会关系研究

中东剧变对阿拉伯世界整体格局和阿拉伯板块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阿拉伯世界转型促使海合会正不断向阿拉伯君主共同体转型,也加快了东盟本身及其许多成员国的民主化进程。面对当前海合会从海湾次地区力量迈向中东地区性力量的战略走向,东盟在政治与经济层面加强了与海合会的协作,海合会的大国外交战略也将不断变化中的东盟纳入其重要战略目标领域。尽管如此,双边政治合作仍滞后于经贸合作,东盟—海合会自由贸易区仍是未来的首要目标。

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核查效能研究——以该机构在中东核查为例

国际原子能机构自1957年成立以来,经历了产生、发展和完善三个阶段,其核查效能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效能有三个基本因素:该机构核查制度的完善程度、大国对该机构的支持度和受核查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为检验上述基本假设,本文考察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中东国家的核查实践,分析了其对以色列、伊拉克、利比亚和伊朗四国核查是否有效及其原因,最终证明上述假设基本成立。

当代中东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暴力行为研究

中东伊斯兰激进组织行动无论与"基地"是否有关,也无论具体的行动是否由本·拉登策划和指挥,绝大部分都打着"本·拉登"的旗号,对外宣称是"基地"组织的一部分。它们选择各种暴力方式,将主要目标指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以色列和中东地区的亲美世俗政府,通过威胁性的政治报复性爆炸、恐吓性的经济破坏性屠杀和胁迫性谈判的劫机绑架等途径,追求轰动效应和恐怖后果,从而满足某种政治诉求。

美国中东代理人战争的复合化趋势

近十年来,中东秩序碎片化和部分“脆弱国家”权力结构崩溃加剧了代理人战争在该地区的局部回潮。美国作为中东最大的域外干预方,积极推动代理人战争的复合化,呈现出作战交互化、代理关系网络化、冲突科技化、军事外包市场化四大趋向。美国通过与地区代理人进行资源与力量交换,联手推进多元地缘政治和安全议程。同时,美国通过多级控制链交织发挥作用,形成复合化的代理关系网络,以强化外部干涉的韧性和灵活度。此外,在科技因素驱动下,智能和虚拟形态的“高科技代理人”被美国引入中东的多维冲突中,极大地拓展了战争空间。美国还引入私营商业武装,使其成为代理人战争的“力量倍增器”,加深了军事外包的市场化。作为美国护持中东霸权战略的一部分,中东代理人战争复合化趋势不可避免。非对称、非常规冲突频发深刻改变了作战方式和战争形态,恐对中东“和解潮”构成持久影响。

基于入境旅游市场开发的中东旅游业发展研究

中东地区是世界旅游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与良好的旅游设施。发展入境旅游是实现中东旅游业快速发展与地区局势稳定的重要途径。应通过地区联合、政府合作、加大宣传力度等方式,扩大中东旅游在全世界的影响,吸引更多的境外游客。

《二战后中东地区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研究》书评

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体制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曾是阿拉伯帝国繁荣和稳定的基石,但到近代以后,随着文明交往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传统的伊斯兰文明遭遇外来文明的挑战。在与外来文明的交往过程中,中东国家不断探索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之路,调整国家政治与宗教的关系,而伊斯兰教也不断做出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现代国家政治的发展,宗教与政治走上多元发展之路。在全球文明交往的时代,中东国家内在的政治与宗教的关系要做出新的调整,而这种调整也将影响到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往。

中东和平进程阴霾再现

2023年1月26日,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杰宁难民营附近枪杀了9名巴勒斯坦人,另有2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人称之为“杰宁大屠杀”。1月27日,加沙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招致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报复;同日在东耶路撒冷一座犹太会堂附近7名以色列人被袭身亡。自2022年下半年开始的巴以冲突,在以色列极右翼政府上台后呈现升级趋势。

美国军事战略的人工智能化趋势及其影响

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影响下,美国对其军事战略进行了人工智能化调整,试图沿袭技术制胜的军事思想传统,围绕在大国战略竞争中取胜这一目标,以新兴技术推进军事能力建设,打造一体化协同作战部队和军事情报系统,塑造针对特定目标进行精准打击的能力。为此,美国发布了一系列战略文件和具体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美国国防部建立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组织架构和管理系统,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人才队伍,加大新技术研发的军费投入,推动军民产业和技术融合,加强与盟友的技术合作。美国军事战略的人工智能化调整会刺激其他国家进行相应变革,进而加剧以人工智能竞争为焦点的大国战略竞争。人工智能技术难以溯源和易于扩散的特点将削弱核威慑的效用,其广泛军事化应用将催生新的战争形态。基于此,中国应密切关注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和美国军事战略变化的动向,做好应对准备。

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以文化融合为分析视角

当今世界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需求愈发多样化,全球治理进入关键期。为了维护人类整体利益和保障多样化的治理需求,世界亟需新的全球治理观来弥合分歧和凝聚共识。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观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反映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关系理性主义治理观应运而生。关系理性主义融合了中国的关系性思维文化和西方的理性思维文化的精髓,推动着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转型和全球治理的变革,即从人类整体本位治理走向人类整体本位治理与个体本位治理的平衡;从规则治理走向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平衡;从多边治理走向多边治理与大国协调治理的平衡;从区域治理走向区域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平衡。实现全球治理观转型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包容性的全球治理观,这关系到全球治理的成败。

“全球发展倡议”视域下中国与突尼斯的抗疫合作

“阿拉伯之春”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对突尼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打造卫生健康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成为中国与突尼斯抗疫合作的逻辑与目标。“全球发展倡议”对于战胜疫情和复苏经济做出了明晰的规划与部署,对于中国与突尼斯以南南合作为实质的抗疫合作形成了新的助力作用。中国对突尼斯的医疗援助已走过50余年历程。就中突抗疫合作的路径而言,中国一方面将常规援突医疗队的职能扩大到兼顾对突应急抗疫合作,并实现多批援突医疗队的正常轮换,做到了常规合作与应急合作的结合;另一方面基于疫苗多边主义,向突尼斯适时应急提供新冠疫苗。中突抗疫合作不仅对于突尼斯疫情缓解和疫苗接种率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升了中突政治互信,而且也助力中突关系朝着更深广的领域发展,如数字经济、文化合作和绿色发展合作等。中突抗疫合作事实上促进了两国卫生健康共同体与发展共同体建设,并助力推进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030愿景”框架下沙特阿拉伯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演进

沙特“2030愿景”提出后,其外交策略呈现出更为积极进取的态势,外交战略重心由原来的以地区为主转向兼顾地区与全球。基于提升伊斯兰世界领导力、推动经济多元化以及增强地区与全球影响力的综合考量,沙特将印尼视为东南亚国家的优先合作伙伴。当前,沙特与印尼的交流与合作已呈现出多路径并行的趋势。双方以政治互动促进两国互信,以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以朝觐合作巩固宗教纽带,以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关系基础,以安全合作筑牢两国安全屏障。虽然两国关系取得一定进展,但现实的地缘环境与外交传统、低制度化的合作机制、时有发生的劳工摩擦、仍未完全开放的营商环境和并不一致的营商偏好等因素对双边关系的持续深化形成一定制约。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沙特与印尼合作领域的扩展和程度的加深为所属地区的和平稳定注入发展动力,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