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意识形态与中国当代文化——王晓明教授在汕头大学的演讲

新意识形态是在旧的官方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当代的中国社会生活之下应运而生的。它认为人是首先需要满足眼前物质利益的生物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需要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 ,通过平等竞争来进行。新意识形态分散在无数的形象、文字、图片当中 ,充斥在所有的媒体之内 ,已经是当今社会的主流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标榜着它的异端性 ,这就是新意识形态的双重性所在。

再造“妇女”与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

著名的汉学家、中国史家、美国莱斯大学汤尼·白露（Tani E.Barlow）著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一书的中文版（沈齐齐译,李小江审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面世了,它对中国学术和出版的影响将非同一般,这从上海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刚刚专门为其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学者的发言里就能听得出来,

批判的文化研究如何可能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充满了无穷生机,但也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应该反省的,是我们的前提和共识。比如我们如何理解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如何理解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如何理解文化研究和历史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研究的独特性在哪里等等。批判的文化研究最终的目的不是以解释世界为最终目的,而是如马克思所说改造世界,批判意味着建设,将批判的武器转化物质力量。具体到文化来说,对文化的批判的真正意义在于对文化的及时的领导,意味着建立一种新兴的良性文化,这样的批判才是有生产性的批判,否则批判就会变成空洞的表态。文化研究反对"专业主义",它是以"专业"为借口的种种话语和意识形态,反映了专业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资本和权力的隐秘关系。要反抗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机器和顽固的资产阶级知识体系,文化研究自身也必须知识化。如何打破空间窄化的文化研究?如果缺乏一个社会整体视野,如果缺乏一个对于未来世界的总体想象,文化研究的批判就会不断地在传播过程中复制它所批判的对象,再生产出既定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力关系。我们主张将历史这一向度引进文化研究中,文化研究必须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只有历史和"故"事才能让我们明白今天文化的去政治化的逻辑是什么。具体体现为对当代中国的关注,体现为时刻关心中国从哪里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具体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来说,文化研究试图重新打开一个文本,而在文本的网络中跨界游击正是文化研究的活力所在。我们所提倡的文化研究既是态度,也是方法,更是一种视野。那么文化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解释文化和阐释文化,并且通过阐释将被去政治的文化再政治化,这是一场意义争夺的过程,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明白,在全球资本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应该赋予我们的生活世界什么样的意义。

再造“妇女”与当代社会——从《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谈起

当代社会,女性主义的状况呈现出了新的变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发生在性别平等方面,即分析该问题时不仅要着眼于男女之间,还要把它放在女性内部来看,同时要考虑到其与阶级或阶层的关系。如何回应以此为代表的一类新问题,应该借鉴社会主义的历史资源,而在它所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对女性主义而言,有一点是很关键的,亦即对"妇女"一词的创造性使用及把其投入到同时代社会中的实践。那么,可以说,在今天的语境里,如何再造"妇女",一定程度上关系到能否有力回应或解决上述新问题。而《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一书所带给我们的启发,恰恰能够让我们思考在当代社会再造"妇女"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有效路径。

何处是“家园”?——上海农民工子弟学校之一瞥

本文通过对上海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一些调查,描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大致历史,分析了"转制"——由"非法"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到合法的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给学校和学生两方面所带来的影响,由此思考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未来之路,并进一步呈现了农民工子女在城乡之间"漂泊"的焦虑状态,从而提出要从现实制度和城市文化两个层面入手,来寻求问题解决之道。

数字游民:追求工作和休闲的全面自由

数字游民群体主要由年轻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从事线上工作并将旅行融入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居住和工作地点的限制,工作、休闲和旅行之间的界限也随之变得模糊。本文旨在界定“数字游民”这一概念,探讨该群体选择数字游牧的动机,以及如何将这些动机付诸实践。数字游民追求一种以全面自由为特征的整体性生活方式,力图实现职业自由、空间自由和个人自由。在理想状态下,他们将工作看作是一种源自内部动机的活动,它并不比休闲低等,更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不得不履行的责任。同时,尽管休闲(包括旅行)是这种生活方式给人以积极体验的重要来源,它也带来了不少挑战,因此本质上还是一种不同形态的工作。

自由陷阱:数字游民和管理“工作—休闲”边界的纪律实践

大多数数字游民追求一种普遍的自由、自主和自决,想象着“超移动自由”以及工作和休闲融合的生活方式与未来。不过本文发现,在实践中,数字游民的工作和生活需要高度的纪律约束,包括外部纪律和自我纪律。一方面,数字游民需要比其他依赖特定地点的劳动者更加自律,甚至要比以往的自我更加自律。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把自我纪律实践与外部规定的纪律相结合,后者由工作空间、基础设施、设备、时间规则、应用程序和流程规定和产生。由此可见,数字游民追求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依靠高效的时间利用建立起来的特定类型的自由,即一种“有纪律的自由”。如果他们想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或者在日常生活中体验自我决定的控制和自由感,那就必须接受各种形式的纪律。数字游民可能最初试图实现一种主观的自由形式,成功地将工作、休闲和旅行融合在一起,但最后这种自由还是必须受到纪律的控制。

农民·作家:“身份认同”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以赵树理、贾平凹为例

"身份认同"研究早在20世纪中叶就与一系列社会运动紧密联系,以种族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运动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运动将"身份认同"的内涵与外延逐渐扩充。不过,这一概念并非一个独立的具有同质性的学术用语,实际上,"身份"与"认同"是两个概念,而在英语里它们则是同一个词语,即identity。"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

改造说书人——1944年延安乡村文化的当代意义

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意义"的注入,并决定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权,就必须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40年代延安以新说书为代表的大众文艺运动,通过对娱乐的再政治化,转换乡村生活方式,并试图用左翼文化提升民间文艺的品格。通过说书改造,左翼文艺构建了乡村公共生活,而说书人艺术为今天反省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革命和想象的潜能。

全球平台经济发展中的平台劳动:类型、挑战与治理

在过去的几年中,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平台型企业快速崛起。2019年,包括亚马逊和微软在内的7家平台型企业位居全球十大市值最高的公司,成为全球新经济的引领者。与此同时,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出规模庞大且形态各异的平台劳动,但如何兼顾平台的创新发展和平台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给平台劳动的治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基于此,构建新型的平台用工关系既必要又紧迫,其中,工会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两种环境危机下的新农村建设——以沂蒙山区南部的西河村为个案

调查发现,沂蒙山区南部的西河村目前正在遭遇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方面的危机。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农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建设健康的新农村就显得至关重要。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依靠绿色农业和生态文明,同时发挥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力量。因此,建设健康的新农村,就需要全社会的人在“城乡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上共同努力,改变当前过度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城市化一边倒的社会发展模式和被消费主义严重笼罩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组与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的良性基因,创造出接地气的当代农村新文化,由此培育新农民,开创新生活。

“亚洲的左翼思想与女性主义:回顾与展望”工作坊综述

近些年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已逐步移向亚洲，伴随其中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的急速变化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需回答的新问题，其中左翼思想与女性主义的变化和发展极具代表性，如假如传统的左翼思想和实践已经衰落，那么新的左翼将如何发展？在全球女性主义和跨国女性主义日益风行之时，国际女性主义的历史遗产将如何继承与发展？本土的女性主义又将如何生长？等等。

“向死而生”与“生不如死”

受朋友强烈推荐，读了《自杀》这本书。合上之后，才明白它最近为什么很热销。

超越“数字游民”:数字游牧工作及其技术应用

近年来,“数字游牧”作为一种时尚且颠覆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然而,学术界对于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特征、对未来工作的影响以及支持它的技术,还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本文描述和阐释了构成数字游牧工作的四个关键要素:(1)数字工作(digital work);(2)零工工作(gig work);(3)游牧工作(nomadic work);(4)冒险与全球旅行(adventure and global travel)。本文认为,数字游民处于上述四个要素的交汇点上,且每个要素都与数字技术的使用紧密交织。本研究旨在考察和探究数字游牧工作的定义以及数字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过程,揭示数字游民、新兴数字平台和未来工作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

公平工作委员会:全球化语境下用工平台的治理策略

本文介绍了公平工作委员会及其发起的研究项目,该项目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建构更公平、透明和公正的平台用工环境。当平台劳动者陷入工作时间长、压力大、收入低、工作环境不安全等现实困境时,公平工作委员会参考《道德倡议基本守则》、SA8000认证计划、《平台工作法兰克福宣言》等提出的劳动标准,确立了全球公平工作的五大原则,即公平薪酬、公平环境、公平合同、公平管理和公平代表。这五项原则被用来考察与评估全球用工平台,制定相应的标准与规则,规范平台用工实践,进而实现平台经济中的体面劳动。公平工作委员会也因此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平台社会研究的历史脉络、另类想象与亚洲道路——新加坡国立大学邱林川教授学术访谈

邱林川(Jack Linchuan Qiu),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媒体与传播系教授兼研究主任。他已入选国际传播学会会士(ICA Fellow),同时是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CCA)前主席。邱林川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与劳动、阶级、全球化和可持续性相关的数字媒体与社会变迁问题,特别是亚洲与全球南方的发展状况。他发表中英文论文超过100篇,出版10余本研究专著,包括《再见i奴:数字废奴宣言》(Goodbye iSlave: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等。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

在劳动研究的学术地图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和地位独树一帜。传统劳动研究忽视了人类协作和沟通的劳动意义及其价值,而传播政治经济学富有开拓性地将传播与劳动联系起来考察,较为集中地、系统性地分析了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劳动具有怎样的独特意义,从而开辟出了数字劳动这一全新的学术领域。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什么是数字劳动"这一问题,而后撷英拾萃,介绍数字劳动领域最新的进展与成果,最后从劳动者主体性、社会公共性与研究方法层面展望了数字劳动未来研究的可能路径,以期为学术同道们提供参考。

数字极简主义:当代青年人互联网“隐居生活”初探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一代中兴起了"数字极简主义"实践,他们在使用数字服务时,不登录、不点赞、不关注,尽量避免留下数字痕迹,甚至使用多部设备和号码。尽管个体行动很难撼动已经高度结构化了的数据和算法秩序,甚至本身很可能成为新的机器学习对象,但尊重个体"数字隐居"和匿名生活的权利应该成为国家数据政策调整和企业商业模式革新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