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怪相”:顺从者为什么会被淘汰——基于对上海某小型私人文化课辅导班的研究

每当假期来临之际,刚走出校门的中小学生便被课外辅导这张无形的大网所笼罩住,甚至每天的放学铃声,也只是意味着由学校的课堂迈入＂第二课堂＂。可＂辅导繁荣＂似乎与当下一些感觉结构形成了某种悖论：今天的人们普遍具有这样的感受,接受了高等教育不一定能改变命运,教育投入过高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蚁族＂一词便是用来形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的聚居群体。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罗小茗访谈录

徐志伟：在7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批评家中，我感觉你是比较有代际意识的一位，在很多私下的讨论中，你经常会不自觉地使用“我们”一词。在这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代，你对“我们”的强调显得尤为难能可贵。能否谈谈在今天“我们”是如何可能的？

通向未来的船票:作为通识教育的文化研究

本科生对末日船票的分配方案，呈现了“强者逻辑”、“家人优先”逻辑，以及他们对劳动、管理、国家机器等问题的理解；分析这一分配思路，有助于勾勒当前大学展开通识教育时亟须面对的心智地形图；最后，通过一个具体的实践个案，说明在体制内展开文化研究教学的实际处境和创造性意义。

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分析——基于“去行政化”视角

通过简析我国大学组织结构变革与公立院校"行政化"的历史脉络,探究我国研究型大学组织的去行政化趋势,其主要表现在组织层次的扁平化与组织结构形式变革的矩阵化、组织权力的学术化趋向以及组织运行的自主化,以期深入理解新形势下我国研究型大学"去行政化"的走向与未来。

当“新工人”遭遇“梦想秀”——一个文化研究的媒介分析实践

当新工人遭遇日益资本化的电视产业,无论是新工人的生存境遇,还是新工人的情感诉求以及他们的文化理念,新工人面临的困境,都更加触目惊心地暴露出来。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是,除了无法拥有住房这一最大宗的生活资料外,其余生活资料的拥有状况也不可能有多好,更重要的是,教育资源、媒介生产及传播等方面的生产资料更几乎完全被资本和官僚集团以及技术精英集团所掌握。在这样的情势下,当电视节目将新工人及其文化生产作为再现对象的时候,新工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冲突更加显豁地呈现出来。本文通过对2014年5月北京皮村社区活动中心文艺小组成员参与浙江卫视节目"中国梦想秀"的遭遇的分析,揭示在主流媒介的生产和再现过程中被过度剥夺的新工人更加严酷的生存现实,同时,希望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视频在网络空间传播的反应,寻找新工人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可能性空间。

信息技术与课程改革——以上海“二期课改”为例

本文围绕"信息技术如何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问题,以上海"二期课改"对信息技术的运用以及实际形成的"技术学习领域"为例,说明在这一轮课程改革中学校教育在吸纳和运用信息技术时出现的偏差,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课程改革实际形成的是对信息化社会的片面理解。这一片面理解导致学校知识生产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使得"培养创新能力"这一改革目标难以达成。

寻访“成功的故事”——瑞典妇女/性别研究机构化的启示

十年以前，我以“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为最后一章的题目，结束了《全球化与理论旅行——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一书的写作。这一标题来自于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温迪·布朗（Wendy Brown）一篇文章的标题《论妇女研究的不可能性》。

独异性社会中的文化赋值与数字劳动

数字劳动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刻,也为在中国社会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配套关系中,重新理解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这意味着,从含义不清的数字劳动出发,重新审视由独异性的社会逻辑所中介起来的数字劳动和渴求独一无二未遂的个体,识别出其中正在成形的不连贯的新常识,分析其被神秘化的可能方向,势必成为摆脱由当前这一套生产制度所规定的种种贫困的第一步。

大都会里的乡村:作为“文化”的崇明岛

崇明岛地处长江口,是中国的第三大岛,长期属于上海的崇明县管辖,去年进行了撤县改区,现在属于崇明区了。改区前后的这一年间,我多次去做调查,其目的之一就是想了解置于大都市＂包围圈＂中的崇明人的日常生活和地方文化。调查区域选在竖新镇,原因有两个：一是崇明岛很大,只在一个村子做调查,

篱笆里的水——文化竞争力与城市发展

最近两三年,政府和经济界都明显地表现出对文化的重视,各地政府纷纷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一位有名的企业家在演讲中甚至断言:对一个想要长久生存的企业来说,文化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通约性:对“现代游戏”的文化遍历

从游戏程序到游戏环境,游戏正成为这个时代的支配性文化体裁。这种支配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游戏的内容与结构在各种文化体裁里的互译与共享,也就是笔者所谓的"游戏通约"现象。本文通过对游戏纸媒、游戏声媒、游戏视频三种媒介形式的分析,遍历分析了这个通约现象。同时指出,游戏通约并非源自游戏的固有特性,而是游戏这种文艺被收编为权力/资本的掮客,为它们代言的结果。

网络空间的社会研究

计算机信息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大多关切技术本身的推进,而较少从整体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出发来建构研究问题。因此,文化观念、情感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很难被纳入既有知识体系的范畴当中作有效的讨论。技术问题,同样也是文化问题。为了强调网络空间的生产性,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作起点,重新梳理了网络空间的研究的理论问题。最后,本文以国内学者王洪喆对"草泥马"文本的研究为例,说明特定文化的网络空间如何被实践和再生产。

新媒体“围剿”贾平凹《极花》背后的文化考察

贾平凹以拐卖妇女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极花》关切农村的凋敝存亡,城乡的贫富差距,反感强大的现代性话语的压迫,不认为农村是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需要摆脱的包袱,一个需要摘除的毒瘤。对盘剥农村、排斥农民、污名化农民的行为以及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原因,他有深切熟虑的思考,而不仅仅停留在对被拐妇女的同情与对加害者行为的控诉上,这是他遭遇道德审判的根本原因。

新旧制度之间的“新文科”——以“文化研究”为例的讨论

与中国社会近四十年的巨大变化相比,我们的文科(1)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是明显迟钝的。举个例子,目前通行的教育部学科分类目录中,依然看不到像“性别研究”“都市研究”和“文化研究”这样一些在全球早已规模甚大、相当成熟的学科。不要以为这只是学科名目更新的滞后,当实际的社会形态的变化已经如此巨大而深刻,迫切需要大批研究者及时对其展开广泛和深入分析时,在一个像我们这样习惯于按照学科规制来做事的学术领域里,学科名录的这种缺乏更新其实意味着,至少我们的很大一部分学术和思想活动是与社会现实存在脱节的。

消费主义式的节日文化——以母亲节为例

过节本是表达对亲近之人的感恩或感谢,现在却被消费主义式的过节方式所取代。以母亲节为例,说明节日如何为消费所宰制,及母亲/女性如何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希望提供另一种分析节日的视角。

在“民”与“族”之间——章太炎民族思想再阐释

在晚清革命的背景下,章太炎从传统国学出发,基于三个方面对既有民族概念进行反思:第一,借由两种理解“民”的方式,章太炎厘清了“民族”之“民”的具体意涵及其内在张力;第二,借由对“族”的分析,章太炎扬弃了以“文明西来说”为代表的种族话语,进而致力于用历史及其内在的本真性来确证、建构民族之“族”;第三,章太炎并不将民族视为永恒的标尺,而是指出其局限及终将归于消亡的趋势,故而侧重于从工具性价值角度阐发其民族思想。

三足怪物、叛徒、谜底及其他

王侃：二〇〇一年出版的、由您主编的《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有一个副标题：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很有意思，您今天的讲演题目是“今日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在您看来，相对于九十年代，今日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是否只是在九十年代的层面上的惯性滑动，只是一种不改变基本属性的数量增长，还是有断裂、有异质？

回忆与反思:1980年代的文学与批评

黄子平:各位晚上好!今天由我来主持,我是主动申请兼座谈的主持的。我是谢老师四十多年的弟子兼张志忠的师兄,和王晓明也是将近40年的老朋友,因此这个战略地位是最适合我的。这题目是我和晓明一起讨论出来的。今晚的分工是这样的,谢老师、我和晓明负责回忆的部分,反思就由张志忠来负责。1980年代是什么样的年代呢?于我来讲,我特别看重情感上的联系,当初我和晓明在沟通这个题目的时候,晓明突然想起来在80年代,我们有过一次的答问。当时林斤澜先生在当《北京文学》主编的三年里,他着力主办文学批评的专栏,想要建立青年批评家的队伍,由我和一些青年批评家笔谈,我记得只做了三到四个,里面就有王晓明、陈平原等人。

智慧城市:网络技术、数据监控与未来走向

随着作为智慧城市IT基础设施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系统在智慧城市建设和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智慧城市建设和治理也离不开运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来进行数据监控,而为了实现对城市居民全天候、全方位的数据监控,政府机构和下一代互联网企业展开密切的合作,呈现“政企联姻”的特点。因此,技术主导和科技企业强势参与的智慧城市建设理念面临挑战和质疑。“人类治理”理念不仅是构筑美好城市生活的“基点”,而且是“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主义中国“智慧”城市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