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生涯发展教育中团队模式有效性研究——以上海大学法学院“薪火”团队为例

大学生生涯发展教育是高校教育中的红线。论文从团队模式为切入点,以法学院学生就业团队"薪火"为例,对生涯发展教育的有效模式进行积极探索。

法律硕士研究生职业能力培养初探——以上海大学法学院为例

本文以上海大学法学院为例,全面系统地分析全日制法律硕士研究生职业能力培养现状及法律硕士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结合法律硕士毕业生就业现状,笔者从思想认识、教学方式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对法律硕士职业能力培养提出建议,法律硕士的培养应与社会需求相契合,构建和完善现有法律硕士职前职业能力培养模式,强化学生实践能力,为招生计划安排、学科专业发展、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法律硕士人才培养困境及其破解——以上海大学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为例

提高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法律硕士(非法学)教育旨在为国家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卓越法律人才,但由于上海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起步较晚,存在着专业学位定位不准确、培养缺乏特色等问题。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做到学科定位与学校发展目标相结合、课程设置与法律硕士(非法学)培养方案综合改革相协调。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骨干队伍建设与管理研究——以上海大学上大信使团队为例说明

信息网络化时代的来临,给高校思政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高校思政工作的触角也必须从现实中扩张至网络上。但是,青年学生对新、奇、异的追求与原本模式化的思政工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因此,在新的时期,高校思政也必须创新模式、转变思维,把握主阵地,开辟新战场,大学生网络骨干队伍的建立与管理,也在这种情势下应势产生了。一、高校学生网络骨干队伍建设的必要性分析(一)网络思政发展的需要网络大V、网络水军、五毛与五美分。

钱伟长教育思想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贡献——以上海大学为例

钱伟长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系统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上海大学生根发芽。建设研究性、综合型大学,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坚持学校的发展与学生的成才、社会的需求、国家的要求相统一体现了钱伟长教育思想的科学内涵。拆除"四堵墙"理论,科学教育思想和人文教育思想,和谐教育思想和美育思想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

大学生网络使用需求及其思考——基于上海大学学生网络使用情况的调查

当代大学生在享受互联网科技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客观上也不可避免的陷入对网络的高度依赖和无奈,网络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和大学生本身都提出了要求。本文通过对大一学生使用网络现状进行调查,并做随机访谈,分析网络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分析大学生的网络使用需求,针对大学生的上网动机,笔者提出校园网络应该主动出击迎接网络思政的挑战。

法学本科生的就业困境及应对策略

就业是民生之本,而大学生就业更是各种类型就业中的“本”中之“本”。在众多专业之中,法学专业的学生就业面临重重困难,已经连续多年被列入就业“红牌专业”。相比其他人文学科,法科本科生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而越来越多的学生也选择慢就业。基于上海某大学法学院近3年本科毕业生就业数据,本文试图探求当前法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困境、背后因由及破解之道。

关于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若干思考——基于上海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分析

近年来,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受到重视,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在高校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为了进一步提升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课程教学水平,深入总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作者以上海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为例,对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提出若干思考与建议。

论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课程设置的科学与合规性——以F学院课程设置为研究对象

2017年以来,我国法律硕士招生制度改革拉开序幕,国家及各培养单位纷纷开始修订法律硕士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关乎教与学的目的,关乎教师与学生的切身利益,是法律硕士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课程设置时,应依据教育部和省教委相关文件规定,遵循专业教育的基本规律,并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避免出现课程设置结构缺陷、法律实践课设置不科学、"各院校自主设置课程"设置失衡等问题。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课程设置首先应保证体现法学专业核心价值的课程;其次应注意协调"法学专业核心课""专业基础课"与"各院校自主设置的课""实践课"之间的关系与权重;最后应确保"法学专业核心课""法学基础课"为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的通修课。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防范体系的实践困境与改革进路——以上海市为中心

近年来,上海市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数量和被害人人数都呈上升趋势。有关部门从制度层面、司法层面、社会层面采取了防范措施,但是,实践中面临许多困境。据此,适当借鉴域外做法,应当从被害预防、犯罪预防和制度供给三个方面改革完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防范体系,主要包括:防范性侵害教育进家庭、学校、企业、社区,防范未成年人被性侵害风险;对性侵害未成人犯罪从严惩处,通过对罪犯信息的登记和公示、电子监管、从业限制等,避免再犯。同时,加大制度供给,织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网,加强被害后救助补偿,延长追诉时效期限,切实加强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保护。

对我国大学法学教育目标的反思

法学教育具有双重目标模式:作为大学教育的一个组成,他必须完成国民教育序列赋予大学教育的使命——塑造独立人格;而又必须与公共权力运作的最基本形态司法紧密结合。衡量好两者的权重是当前法学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从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入手,浅析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目标。

数字法学研究现状的再反思——法学理论向何处去?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数字法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数字法学理论未形成体系,主要表现在研究方向零散,基础性、原创性的研究内容少,数字法学研究框架缺位等方面。现有研究成果偏重于概念创造而非转化应用,研究者对于数字权力争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少对于技术变革的深层次法哲学思考,导致学术创作有脱离实践的风险。造成此研究现状的原因主要有数字法学理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的紧密程度不足、法学研究者学术背景结构单一、学术评价标准导向不足等。为促使数字法学理论有效引领我国数字化转型实践,必须坚持数字法学研究的中国化方向,坚持从实际出发解决现实问题。同时扩展学术成果评价体系的标准与内容,正确引领学术研究方向。

数字法治与数字法学兴起十年综述

互联网法学、计算法学、人工智能法学、数字法学等概念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被相继提出。其中,数字法学未体现对某一法律部门的偏好,为从公私两个维度观察我国近十年的数字法治进展提供可能。在公法层面,我国的数据安全规范体系已初步形成,以分类分级监管和安全审查制度为代表的基本制度也得以建立,仍需在安全和发展间不断保持平衡。在私法领域,人工智能、区块链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与数字身份等新兴事物的出现对既有的主体制度造成冲击,而智能合约是否属于合同等问题还未有定论,新兴权利中有关企业数据权属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少,仍需进一步观察。

以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距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要求仍有差距。未从根本上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事责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不相适应、政府间事权和财力不相匹配问题,是影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的核心因素。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亟须以推进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在明晰划分和配置政府间事权、事责、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财政支撑。

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制度建构--以对接CPTPP相应规则为视角

结合当下ESG体系的全球最新实践,以及我国申请加入CPTPP的现实需求,国企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制度建构具有重大意义。CPTPP强调环境法律的高标准、有效性、透明度以及对成员国和企业环境责任监管的程序性,在CPTPP框架下国企可以参与制定、完善自愿性机制环境绩效标准,补充国内对于环境的监管措施。借鉴CPTPP其他成员国相应经验,应统筹考量ESG治理体系及CPTPP环境规则的相应要求,鼓励对接ESG的国际通行标准,平衡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与绿色补偿机制,量化环境社会责任披露标准,采取规范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参与等举措来持续提升国企国际竞争力,助力我国加入CPTPP。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法律属性与责任承担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公共数据开放的重要内容,具有正当性,包括统一与分散两种授权模式,并分别对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方式与特许经营方式。公共数据特许经营存在公共数据授权范围不清、被授权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责任承担机制不明等问题。在公共数据授权范围方面,应建立“数据收集—数据登记—数据授权—数据流通”四个阶段的标准化流程。在被授权主体范围方面,只有具备公益属性且拥有较强开发能力的运营机构才能取得运营权限。在责任承担机制方面,若原始公共数据即存在侵权内容,由公共部门承担违约责任;若因被授权企业自身原因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由被授权企业承担侵权责任;若二者产生竞合,由公共部门与被授权企业承担比例连带责任。

论世界模型的隐私机制及其法律规制

所谓世界模型,是指能够对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进行模拟和理解的人工智能技术图景。Sora、V-JEPA和Genie等新兴人工智能技术,皆以世界模型作为它们的技术原理和发展方向。本文试图从世界模型的整体发展趋势出发,研究其技术机制将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隐私机制,进而探讨隐私权以及相关法律制度可能给予的回应。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存在两种主流世界模型路径,可分别把它们概括为“模拟式世界模型”和“理解式世界模型”。进而指出,世界模型的技术机制可以类比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四种隐私机制,即:对世界现象的还原,对因果关系的探究,对世界现象的虚构,对社会人格的伪装。并预测随着世界模型的技术发展以及相应社会变迁,现有隐私权制度将进一步被弱化,而个人信息法和数据法将承担起更主要的隐私法律规制功能。因此提出以下建议:国家应该加强对个人信息的行政规制,即在公法层面细化个人信息的类型和行为规范;针对世界模型应用的具体场景和媒介,立法者和监管者应当提供差异化的行为规范和主体责任模式;法律应该针对世界模型隐私问题建立“多方参与治理模式”,鼓励所有社会主体积极参与技术和法律的互动过程。

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裁判结果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45份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服务在公共图书馆的各项职能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因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紧密相关,产生不少争议。利用345份生效判决文书,考察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裁判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图书馆级别,图书馆是否实施镜像搭载、链接提供两种行为模式,法院是否采纳事前审查、事中限制、事后补救、采购使用4种裁判根据,与裁判结果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基于上述分析结果,为消弭公共图书馆与权利人之间的矛盾,公共图书馆自身应重视镜像搭载过程并加强意识转变,图书馆行业应将法律因素纳入评估定级的考量,法律层面应重视、修改合理使用制度,并完善和激活避风港规则。

CPTPP安全例外条款的限制性适用基准建构及中国因应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作为应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原则的自由贸易协定,其29.2条安全例外条款与GATT 1994第21条一样,都赋予了成员为保护本国基本安全而采取其认为必要措施的权利,但该权利并非是由成员完全自主决定,而应当既存在成员主观判断又包含客观限制性适用基准。以WTO“中美钢铝案”等案例为镜鉴,结合其安全例外制度的自身特点,CPTPP安全例外条款也应赓续“基本安全利益”标准、“必需”标准和“善意”标准,并辅之以新议题下的“非传统安全”标准,从而防止成员滥用该条款实施单边制裁行为。我国在申请加入CPTPP中应明确我国对安全例外条款适用的态度:要积极倡导并大力推动CPTPP安全例外条款限制性适用基准在成员间形成共识,也要对接CPTPP相应规则,在国内立法上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