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感情与真学问——《傅抱石美术史学论稿》读记

傅抱石以风格鲜明的山水画和人物画而闻名画坛.他以独创的＂抱石皴＂所描绘的山水画,适于表达疾风暴雨式的激情,甚至在＂往往醉后＂的精神状态下才能更好地抒发感情.他笔下的古代高士、美人画,线条飘逸、造型奇古,独步当代画坛.

吴大羽美术教学思想与绘画教学

在民国初年的艺术家中,吴大羽是一颗闪亮的星,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永远镌刻着他的名字,这不仅因为他是艺术家的缘故,更因为他在做国立杭州艺术院西画系主任期间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他们中走出了朱德群、吴冠中、赵无极等世界级大师。

美术史与美术馆——镜鉴西方美术教育经验探求中国美育新出路

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带领自己的研究小组，以实地勘验的方式，深入法国各大博物馆进行调查研究，积累起一批经验材料，撰写了《对艺术之爱》（The love for art）一书：透过“场域”（field）、“习惯”（habitus）与“资本”（capital）三个核心概念揭示出普罗大众因与博物馆这个庞然巨物相比有着与生俱来的劣势而被无情地排斥在了博物馆美学体系之外，成了纯粹的被施受者。这个调研结果甫一发表，效果就竿影立见。

浅谈清末民初上海的艺术移民

上海在开埠之后百余年的发迹史中,移民成为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概观其移民的身份背景,有一大批具有书画才能及与艺术行业相关的从业人员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的到来及其艺术活动,催生了近现代上海的文化繁荣与艺术事业的大发展。由于他们是上海整体移民中的一支,故移民的时段与原因也与之相应,而他们的身份与近现代上海的城市特性的结合,以及由于人才的聚合而形成的特殊文化引发笔者的诸多思考。

寓兴取象:《瑞鹤图》与北宋画学中的象辞思维

本文从《瑞鹤图》中的图像构成与画学内涵出发,结合北宋所设“画学”机构及相关文献著述,探讨和分析北宋画学著作中“寓兴取象”的象辞思维的突出特点。在北宋官方对“经学”教育的重视下,这一时期的画学延续和发展了六朝时“图画与《易》象同体”的观点,“深于取象”的象辞哲学与诗性思维在此时的绘画和画学文献中均得以强调。“画《易》相表里”的思想体现了这一时期独特的图像逻辑与视觉文化内涵,对其的观察与研究或可对其时画学文献和传世作品的认知理解有所助益。

当代乡村建设中的艺术实践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乡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至今日,中国乡村的危机非但没有缓解,反而随着政治运动以及资本侵蚀,陷入到空壳化、原始化的险境之中,陷入到荒漠与冷漠的生态与世态之中。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即是重新探索城乡建设与社区营造的各种可能性,以此实现对文明传统的再追索及当下社会的再修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于2016年7月28日组织召开"乡村建设及其艺术实践"学术研讨会,基于上述主题展开讨论。

近代上海美术展览与“美术馆”观念的兴起——以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为中心

本文借助1929年"教育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这一典型个案,追索了近代美术馆观念与建设等问题。在分析近代商业博览会"美术馆"形制的基础上,本文研究指出,中国近代的美术馆,是由商业博览会中所常设的"美术馆"发展而出的,其根本,主要还是源自于西方的"世界博览会"。

浅析贡布里希的《艺术发展史》

通过对著名美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著作《艺术发展史》的解读,本文从该著作通俗易懂的写作手法入手,分析该书中涉及的艺术家与作品、艺术家与社会、艺术价值等问题,旨在通过对该著作的解读,使更多的初级研究者能够明了该著作的主要特色并对贡布里希主要的艺术观点有所了解。

唐代文官服饰美学探研

唐代文官服饰具有伦理美与自然美的美学特征,前者是自古以来服饰被视为“顺天道”之术,儒家“天命观”思想的体现,后者是传统耕作方式及朴素的辩证思想在服饰美学领域的具体表现,而二者形成的时代原因则是自南北朝以来一直在进行着的民族大融合及多种文明的大交汇。

以古为新:传统的流变及重构——对晚明以降没骨重彩山水画风的历史考察

引言 作为晚明的画坛领袖，“南北宗论”的倡导者，董其昌以其南宗水墨文人画一路风格，影响海内，从者如云。一时以王维为祖师，以董、巨为标准图式的水墨渲淡的山水画风格成为文人画派的明显标志。然而，任何人都有其多面性，董其昌在水墨之余所作的没骨重彩画，以一种重构历史的方式出现，通过特定的传播方式，并经过多次的重构，对于清代以后画坛，尤其对于近代画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近代画坛在西风东渐和中西绘画交流时可资借鉴的重要历史资源。

以情写史——《郝伯义墨彩图集——一代青春》读后

今年七月份，画家郝伯义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了“一代青春”墨彩画展，其时我正领学生外出考察，未能恭逢其盛。开学后收到他寄来的画册，水墨淡彩129页，以叙事手法描写当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真实、细腻、丰富。为什么将这种绘画形式命名为“墨彩”且“图”？而不是常用的“彩墨画”？据说是作者认为作品未达到彩墨画水准，故以“墨彩图”名之。这种谨慎从艺的态度，正是郝伯义的特质。

“定武兰亭”与赵孟頫书风

在整个书法史的发展进程中,帖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赵孟頫是元代帖学书风的杰出代表,而在赵氏书风的形成过程中,定武兰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阐述定武兰亭由来与版本;宋室诸帝,尤其是宋高宗对定武兰亭的推崇;赵氏学书经历及对后世影响等等,总结了赵氏书风与定武兰亭的密切关系及其对后世书学的影响。

Malerisch,Picturesque和入画的——沃尔夫林“基本概念”翻译解读

本文试图对沃尔夫林《美术史的基本概念》的第一对概念"Das Lineare und Das Malerische"中malerisch一词进行解读.讨论这对概念的英文译法(Linear and Painterly)和中文译法(线描和涂绘),进而探讨malerisch另一层含义的英译picturesque(入画的)一词的美学意义,及其与沃尔夫林的"基本概念",从古典(文艺复兴)到巴洛克的价值转换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思想史视野里的中国当代艺术流变——由高名潞的“整一现代性”说开去

英国19世纪著名艺术批评家拉斯金有一名言：“伟大民族以三部书合成其自传：记载行为之书，记载言论之书，记载艺术之书，欲理解其中一部必以其他两部为基础，但尤以艺术之书最值得信赖。”这句话稍作引申即可言明：艺术之书以其特有的鲜活和敏锐，体贴并映射着一个时代和民族的思想文化状态。

对中国画走出国门的思考

中国画要走出国门,从文化输出的角度来看,能够为异域人士所欣赏,除了有带普遍性的艺术特质之外,还得至少具备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或者受众拥有理解中国画所需要的文化知识;或者,画家创作时运用异域受众可理解的语言作为引导。当然,一切仍然少不了批评家的中介作用。凡涉及跨文化的问题,由专家出面进行解读,在图像和词语之间进行协调是非常必要的。

潇湘四皓——湖南水彩四大家

新中国水彩画,经1954年北京全国水彩速写展激活,1962年京沪两地名画家座谈会促进和当时《美术》杂志社的推介,以及1963年北京"英国水彩画三百年作品展览"的直观冲击,在20世纪50、60年代,形成了第一波高潮。黄铁山、朱辉、殷保康、张举毅四位画家正是20世纪60年代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属30后一代,是伴随新中国成长的画家,有较深厚的学院训练基础,人物、静物、风景兼擅。

中国式“超现实主义作风”

20世纪初的中国,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他们归国后带来了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以求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西方艺术流派也随之而来。"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就是这样一个艺术团体,他们热切追逐西方现代艺术的"超现实主义"梦想,从日本东京到广州,最后落脚于上海。他们激情澎湃,比杭州的"艺术运动社"和上海的"决澜社"显得更为激进。他们直接树起超现实主义的旗帜,无论是以幻想诗的情意出现,还是以形而上学的超现实主义者面世,他们对于中国早期现代美术的呼唤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究,对于这段特殊时期的上海城市美术资源的保护必将成为地域性文化的重要篇章。

时代与生平的印迹——四幅杜甫诗意图的解读

杜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以一个现实主义诗人的思想笔触记录了唐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和人民的辛酸苦难，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杜诗学历经各代学者的不断研究，于明清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杜甫诗意图》的创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最终于明清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高潮。

“笔会”该休乎?

中国画的“笔会”该休乎？ “笔会”，古代称雅集，而且是文人之间的雅集，当代社会情境的转换与“文人”身份与质量的褪变，“雅”集也变得“雅”不起来，赤裸裸地称谓“笔会”随之产生，一种古代清雅可赏、诗情画意的脱俗境界质变为大家手持自家“武器”到场的表演。再加上当代社会的功利性、消费性、时尚性等特性背景，更很难使“笔会”“雅”起来。 当然，从文化交流传播角度讲，笔会也有其特定意义，其最大可能潜在的作用就在于直接地教育、引导了一批批人民群众，传布高雅文化于民间，让他们也能领略到束之高阁的艺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大家会一致反感的是，画家过分地热衷于笔会而且作品水平一般，格调全无。 其实，我们还是抱有一个理想，就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与一些尚可视为今日“文人”的艺术家再畅叙、追慕古人之“雅集”。如此，倒也有几分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