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安全检察公益诉讼介入路径研究——上海市A区为视角

近年来,城市公共安全领域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故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维护城市公共安全是公安机关等行政机关的重要任务,检察机关的检察公益监督职能对城市公共安全亦有着重要意义。检察机关应当结合以往的实践经验,积极探索以督促协同机制为基础、以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为抓手、以行政公益诉讼起诉为保障、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补充的城市公共安全检察公益诉讼介入方式。检察机关要与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加强协作、互相支持,从而努力提高城市公共安全检察公益诉讼质效。

检察建议权的理论重述及实效化路径展开

长期以来检察建议作为检察监督权行使的重要方式,将其作为权力形态论证不足。有关检察建议的立法分散,检察建议权行使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公权力属性存在争议。权力内部的结构性缺陷,影响司法实践并呈现为监督刚性不足、监督程序形式化、监督文书不规范等问题,规范检察建议权行使具有现实紧迫性。需要形成“制度—本质—实证—规范”研究范式,明确检察建议的公权力属性,秉持从地方立法到国家立法,再到统一的《法律监督法》的立法模式。同时需要通过优化办案程序、建构分层递进式监督路径、引入第三方咨询、评估机制、扩大公开宣告和听证、借助大数据赋能等多条规范化路径来实现检察建议的提质增效。

金山区检察院建立九项制度加强对干警八小时以外行为的教育引导

金山区检察院在加强对干警八小时以外行为教育引导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通过健全九项制度，以确保教育引导工作能取得实效。一是教育学习制度。加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特别是突出重点人员和重点部门，为干警加强八小时以外的自律自控奠定思想道德基础。二是思想汇报制度结合工作总结。

主体论视域下涉案企业合规有效性审查的三种模式

刑事诉讼全流程合规改革围绕合规有效性审查主体逐渐呈现出第三方组织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法院审查三种模式。但三种审查模式在制度设计、程序衔接、标准统一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推进。第三方组织审查应将合规计划审查与合规整改评估一体化考量,前者秉持以“定性分析”为主的逻辑,后者秉持以“定量分析”为主的逻辑,并量化审查、评估标准,优化配套措施。在检察机关审查模式中,应当合理区分“范式合规”和“简式合规”,明确检察机关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合规考察报告审查模式,以区别于第三方组织审查模式。在法院审查模式中,应通过检察听证会、第三方管委会预备审查等方式强化对合规整改有效性的审查,以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合理限制,并以检法协同的模式,在审理阶段共同推动合规案件的办理。

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的实效化问题研究——以检察机构改革为背景

我国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兴盛于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以后,当下最高检正试点巡回检察,并且完成新的机构改革,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又兼具了新的职责,其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早在2015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和规范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决定?开篇指导思想中就提出了要在“增强监督实效”上下功夫.学术界将研究对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关于刑事执行检察体系、模式、职权、内涵等的宏观思考;一类为针对具体监督行为的司法规制.两者虽对实效性问题略有提及,但均未能上升到理论高度,在专题研究领域更是一项空白.究其实质,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的落脚点终在于监督权的实效化,以此作为范式展开研究,对于充分行使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实现监督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检察信息公开问题的初步研究

检察信息公开对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具有重要意义。近十几年来,检察机关不断深化检务公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为全面推进检察信息公开,检察机关应当采用和界定检察信息公开的概念,制定检察信息公开的制度规范,明确检察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例外,健全检察信息公开的工作机制,并加强与媒体的良性互动。

浅谈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司法适用

长期以来高利贷的非法性在刑法规制层面缺乏明确的界定,使得实践中对催讨高利贷行为的违法性评价难以形成统一标准;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出台为精准打击高利放贷、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有效路径,弥补了立法的不足,但具体适用时应当注重辨析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其他罪名的竞合与界分关系,做到定罪精准,罚当其罪。

非法第四方支付行为的刑法规制:以类型化为视角

非法第四方支付行为这一概念不足以为个案法律规范的适用提供指引,运用类型化思维方法,根据第四方支付平台内部参与者依分工实施行为这一逻辑,可以将非法第四方支付行为界分为三个不法行为类型,一是帮助网络犯罪转移资金,二是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帮助,三是非法获取收款账户。帮助网络犯罪转移资金的行为涉嫌赃物犯罪、非法经营罪,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帮助的行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获取收款账户的行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收款账户的行为和为网络犯罪提供技术帮助的行为与帮助网络犯罪转移资金的行为间属于“牵连关系”。

检察权运行的结构化逻辑

检察权运行结构化,指基于检察权的监督属性和诉讼职能,检察权在运行中呈现的权力运行各要素之间相互耦合、整体作业的特点,包括检察权运行所遵循的上下一体和相互制约,按照各种职能属性形成不同的权力运行组织方式以及这些组织方式之间的相互协调、约束与影响。通过对检察权运行各要素的结构化解读,剖析检察权运行结构化的表现和特征,有助于实现检察改革的适度司法化,促成检察资源优化配置,完善检察权运行的动态互控,进而有利于建立职权配置更为合理、运行更为顺畅、更加公正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

《刑诉法》修改背景下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若干思考

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148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这是《刑事诉讼法》首次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笔者认为，要依法规范运用好技术侦查权，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困境及其解决

网络暴力是对网络语言暴力、人肉搜索、捏造传播网络谣言等一系列复杂社会现象的总称。在刑法上,应当将网络暴力还原为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寻衅滋事等可以被刑法单独评价的具体行为。从宏观角度看,网络暴力包含犯罪行为、违法行为和道德失范行为;从微观角度看,刑法中的网络暴力仅包括造成严重危害结果且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严重网络暴力行为。对网络暴力进行刑法规制时,存在“法不责众”、现有罪名适用失位和因果关系不明等困境。根据网络暴力的复杂特点,不宜单独增设“网络暴力罪”。对网络暴力应当采取多个罪名“分而治之”的刑法规制模式。通过现有罪名全面兼容网络暴力的路径共有以下两种:一是适当运用刑法解释原理对现有罪名进行扩展和调适;二是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现有罪名的构成要件或法定刑。

信息技术如何与检察工作实现最佳结合的探索与研究

2003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业务建设、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三位一体”长效管理机制的工作要求，强调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管理检察业务和检察队伍，以推进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的进步。因此，信息技术要与检察工作实现最佳结合，就必须紧紧围绕“三位一体”的工作要求来进行。

构建和谐社会与检察官使命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检察官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承担重要使命,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高度契合。检察官在打击犯罪、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创造廉洁的政务环境,强化诉讼监督、创造公正的司法环境,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以人为本的法治环境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检察官应当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提高处理检察工作四个方面的辩证关系的能力,更好地投身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

虚拟财产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顺位安排

目前学界对于虚拟财产犯罪问题的研究更侧重于定性,而忽视了数额认定。但事实上,虚拟财产犯罪数额的合理认定对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至关重要,数额的合理认定不仅有利于虚拟财产犯罪的妥当量刑,更有助于实现虚拟财产犯罪的准确定性。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虚拟财产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有五种:商家定价标准、违法所得数额标准、被害人损失数额标准、鉴定价格标准以及最低金额标准,同一(类)案件中出现不同认定标准的现象十分突出。类型化分析模式遭到逻辑不周延、自相矛盾等诘难。原则阶段模式存在说理不充分、系统性思考欠缺等不足。要素分析模式具有内容模糊不清、缺乏司法可操作性等缺陷。综合认定模式无法解决在多种认定标准相冲突时司法机关的抉择困境。应当从方法论层面对虚拟财产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做以下顺位安排:第一顺位标准包括违法所得数额和被害人实际损失,第二顺位标准包括鉴定价格、交易价格以及商家定价。以顺位模式作为认定虚拟财产犯罪数额的范式,是平衡被害人利益保护和被告人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实现预防犯罪刑罚目的的要求。对虚拟财产犯罪数额认定做如此顺位安排,不仅可以有效克服既有模式的缺陷,明晰虚拟财产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更能有效规范司法自由裁量权,确保公平正义的实现。

新型毒品案件刑事法律适用问题

新型毒品案件近几年不断涌现,毒品种类和犯罪方式变化大,执法部门对新类型毒品认识分歧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滞后等情况导致该类犯罪在毒品认定、主观明知判定、数量把握及量刑标准等方面出现众多问题。从近年来检察机关办理的毒品案件来看,新型毒品案件占比不断上升,因行为人主观故意较难认定、证据及量刑标准尚未统一,导致此类案件办理存在实践困境,解决新型毒品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