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戏剧文本中叙述者的分类——兼论布赖恩·理查逊戏剧叙述者分类的不足

叙述者的存在是研究戏剧文本叙事的起点。布赖恩·理查逊将戏剧中的叙述者分为框架叙述者、内在叙述者/独白叙述者、独角戏叙述者、生成叙述者、隐含作者和历史作者等多类。然而,他对叙述者的分类存在割裂文本与舞台演出、虚拟世界界限不清和标准过于单一的问题。戏剧文本中叙述者的分类应该着眼于戏剧文本的实际,充分吸收小说叙述者的理论成果,从服务于戏剧创作实践出发,进行多角度的划分。可以首先根据交际系统的不同区分、不同层级、不同层次将叙述者分为如外交际系统的叙述者、中间交际系统的叙述者和内交际系统的叙述者等,其次根据叙述者是否具有人格而分为人格化的叙述者、叙述声音或叙事化手段,再根据叙述者对故事的掌握程度分为整体/局部,可靠/不可靠、进程中/追叙型叙述者,根据叙述者对故事的态度分为同故事/异故事、故事内/故事外等不同类型。尤其要注意同故事与异故事的叙述者、故事内与故事外的叙述者、进程中与追叙型的叙述者、可靠与不可靠叙述者在戏剧创作实践中的作用。

有意味的“停顿”——焦菊隐对契诃夫戏剧的独特接受

在焦菊隐的译介对象中,契夫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理解契诃夫所刻画的生活,“停顿”是关键。“停顿”可以在静与动的对衬关系中制造“紧张的静默”,由内而外地产生情感节奏,以无声与有声的对话创造协和的整体。焦菊隐对契诃夫“停顿”的评介,挪用与创造,体现出他在中外戏剧交织融合之中独创的剧场美学。

现代小说的语言美学与当代戏剧的剧场语汇——另论文学作品的戏剧改编

长期以来,戏剧对小说作品的改编大多停留在黑格尔美学范畴内所认知的戏剧,即:将戏剧视作一个严密、封闭的信息系统,情节的整一性和人物的行动性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经历了20世纪各种现代及后现代流派之后,小说和戏剧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创作领域,语言自身和结构的重要性凸显,情节和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退隐;戏剧舞台上,“再剧场化”成为显著的特征,重新发掘各种剧场元素以创造新的语汇,文本也获得了新的可能性。本文聚焦于剧场语汇对文学语言(而非原作情节和人物)的转换,以此另论小说作品的戏剧改编。

辅导员与班主任制度在艺术类院校的实施——以上海戏剧学院为例

本文在梳理目前高校辅导员与班主任工作职责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当下艺术类院校学生的特点,从分工配合等方面探讨了在艺术类院校施行辅导员与班主任双重管理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并对如何在艺术类院校实施辅导员与班主任双重管理制度提出了办法。

论福瑟对贝克特戏剧美学的继承与发展

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恩·福瑟是当代世界剧坛的重要人物。福瑟的戏剧在语言策略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流露出贝克特式的后现代主义戏剧特征,从中不难发现贝克特对福瑟戏剧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然而,福瑟并未满足于仅追随这位前辈,他在创作中结合当代戏剧发展特点和民族文学传统,在对贝克特艺术手法辩证吸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当代戏剧中时间和空间的边界。福瑟对贝克特戏剧美学的继承与发展,显示了贝克特之于当代戏剧的价值,亦指出戏剧发展的新可能。

论约恩·福瑟戏剧在英国的接受困境

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是欧洲演出场次最多的在世剧作家,但在英国却屡遭冷遇。本文梳理了福瑟戏剧在英国的接受史,立足于英国主流媒体的剧评家撰写的戏剧评论,发现福瑟的戏剧节奏是他们的主要批评对象,进而探讨福瑟的戏剧美学和英国的戏剧传统。福瑟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频繁使用停顿手法以表达无声的语言,导致其戏剧呈现出静止的氛围,同时在内容上增加了观众的“具体化”难度。这与英国的现实主义戏剧传统以及20世纪末英国剧院资金缩减的现实等因素共同造成了福瑟戏剧在英国的接受困境。

普及性戏剧教育的核心及其面临的困局

“范本”是艺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音乐学习中,乐谱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古今中外皆然。无论是古代礼乐还是现代音乐剧,都以模仿范本为基础,逐步提高。舞蹈的学习普及或重技艺,或重情感,但也都以范本模仿为基础,再过渡到艺术表达和情绪抒发。在向大众普及戏剧的过程中,戏剧教学的困局主要体现在教材范本、技艺范本和教师范本等方面。如何借鉴音乐与舞蹈的教学特点,更好地发挥范本在戏剧教学中的作用仍需不断探索。

林文铮的戏剧创作

20世纪30年代,在“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林文铮创作了《易水别》、《香妃》、《西施》三部历史题材悲剧以及时事题材独幕剧《巴黎晚报》,以唤醒民众的抗日救亡意识。在当时同类题材戏剧中,林文铮的作品没有止步于唤起沉寂的民气,而是在精神意蕴上做了深入开掘。对历史题材的处理,林文铮多取其局部而非整体,通过增添人物和改写情节等手法来深化主旨。艺术观念上,他推崇古希腊悲剧,文本形式上则师法西方古典戏剧的结构方式,将人物置于情与理的冲突中,突出个人意志的作用,注重人物行动的合理性,创作出一种古典与现代意识混杂的悲剧,体现了其一以贯之的艺术理念:艺术是“美之创造者”和“人类心灵唯一真正的解放者”。

似音乐的戏剧——评央华版《悲惨世界》

央华戏剧近年来致力于国际交流合作的精品演出制作,如:《庞式骗局》《雷雨》《雷雨·后》以及近日登场的《悲惨世界》。这部雨果留给后世的代表作品,已成为法国文学的高度象征,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扬善抗恶的英雄姿态,将在中法两国的剧场中轮番上演,共同表达了两国艺术家们对世界的责任与关怀。

戏剧张力中的诗性意蕴——评话剧《沧桑巨变——我们的卧鱼岛》

话剧《沧桑巨变——我们的卧鱼岛》以刀鱼为隐喻,不仅再现了渔民江海与城里姑娘白月纯真质朴的爱情,还讲述了他们的儿子江河面对滚滚而来的经济大潮见利忘义的故事。这部具有戏剧张力和诗性意蕴的话剧,自觉审视了新时代新机遇下出现的道德盲区,传递出有关人与自然的哲思,以小见大地再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卧鱼岛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

以应用戏剧为策略的高校社团的活动创新与应用价值

应用戏剧在国内尚属新兴的跨学科综合学科,旨在通过戏剧的表演性、互动性和在场性等特点加深戏剧与教育、戏剧与心理、戏剧与社区之间的融合与拓展。应用戏剧的服务范围与应用模式集中在戏剧教育、戏剧疗愈和社群服务这三个方向,本文主要以应用戏剧中“论坛剧场”“一人一故事剧场”“沉浸式戏剧活动”等应用戏剧方法为策略,探讨在学校课堂或公共服务机构中,戏剧游戏、戏剧表演、即兴互动方式的优势与价值,使学生在戏剧活动中充分展现创造力和表达力,最终实现认识自我和社会,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

都市锅庄舞的人类表演学考察——以上海世纪公园锅庄舞队为中心

锅庄舞是藏族极具特色的、大众的民俗圆圈集体舞蹈,历史悠久,主要流行于我国藏区,近年来也在非藏区传播开来,其欢快的舞姿、丰富的文化内涵给人们带来了健身价值、文化价值和情绪价值。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这一藏族草根舞蹈逐渐扎下根来,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上海世纪公园锅庄舞队已成立十余年,其背后社群舞蹈的普及方式、管理思路和跨文化的交流值得探讨。而“都市锅庄舞”对于“边疆/都市”“传统/现代”美学观念的超越,对于主流文化、民族文化交流的促进,对于“卓越城市”文化气象的构建,更是值得思考。

从文学到文学性剧场——评戏剧《鳄鱼》

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的戏剧性”议题掀起的论争此起彼伏。不难看出,面对“文学”“文学性”“剧场”“剧场性”等话题,评论界误会很深。笔者曾撰文《再议“戏剧的文学性”问题——基于新世纪以来中国话剧批评的思考》,跳出“文本”“剧场”“文学性”“剧场性”“戏剧”“文学”等二元对立话语,重新厘清了“去文本中心”并不等于反“戏剧的文学性”,并以思想性、哲理性、人文精神、“诗意的意象、语言”等表述多维度重新认识动态发展的“戏剧的文学性”观念。

美国戏剧中的生存与选择

人性异化是现代西方悲剧之源。残酷是生命的本质。当一个人面临死亡或生存危机的时候,往往会从一切社会与道德的约束中挣脱出来而变得真实,会把隐藏在心底的罪恶、残忍、报复、欲望等都发泄出来。这可以在阿瑟.米勒的《萨勒姆的女巫》和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里得到印证。问题是面对生存危机,不要在自身以外寻求希望,错误地采取一种消极的逃避态度和梦幻态度,一如田纳西.威廉斯笔下的布兰琪那样。一个人最终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学会自救,真正至上的是我们人类自身。

对戏剧性的再认识

正如哈贝马斯主张的"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一样,戏剧性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混沌概念,任何想要廓清戏剧性疆域的武断做法都是局限的,因为相对地,戏剧性就是无限,任何静止地把握它的性质都会显得僵化,因为戏剧性就是动态……它不断遭遇时代的诘问和自身的悖论。戏剧性没有固定的审美节点,它有狭义和广义、内在和外在、现实和虚拟之别。作为一种审美特性,戏剧性也不是光在戏剧中得到体现,它还在所有的时间性和空间性艺术门类中比如电影和诗歌文本中出现。所以谈论戏剧性不能太拘束,而是要放大我们视野的远景。它从来不是被一出戏一部电影发明出来的情感,而是我们发现自己的一次旅程。

探寻"理想的实在"：茅盾与叶芝戏剧的译介

茅盾对叶芝戏剧的译介具有开创意义,自此以后,国内知识分子才对叶芝及爱尔兰戏剧文学有所关注。作为一种文化选择,茅盾翻译叶芝的剧本《沙漏》,如同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个记号。他以表现人生的目的为出发点,标记出现实与象征主义的差别;又批判性地评论“夏脱气”和爱尔兰戏剧复兴运动,借此为本土戏剧的未来探寻“理想的实在”。

论戏剧评论的“四化”建设

由于戏剧在社会精神结构中的日益边缘化．逐渐丧失一种社会对质的功能．戏剧评论也就愈加日益边缘化。近期有三个案例，颇能说明一些问题，一是2013年6月，中国长三角高校影视戏剧学会在上海戏剧学院成立并举行首届学术研讨会．

19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创作的戏剧情境

1980年代以来,诗人自觉营造戏剧情境,逐渐成为一种创作趋向。汉语新诗的戏剧情境是诗人以客观而间接、立体而形态化的戏剧处理方式呈现主体的情思意绪,包括人物活动的特定时空环境,影响人物的具体事件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研究此阶段诗人在以物代象、主体的分裂、诗与剧的跨界实验三个方面的努力,有助于发现诗人透过客观对象重新审视自我的方式,也丰富了汉语新诗的戏剧情境议题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