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學”的中國文化重構與中國藝術史研究的互鑒

“新子學”旨在對中國學術文化進行重構,其核心路徑是子學精神。子學精神的内核是人文、創造、多元,這與中國藝術史的發展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藝術精神相契合。從中國早期藝術史發展歷程看,子學精神與藝術史中的人文共鳴傳承,使得人文創造成爲那個時代的一種審美情懷,出現了藝術上人的主題的湧現,和造型設計上對人需求的回應,也奠定了早期中國藝術中審美的人本主義。同時“新子學”主張的多元創造也是中國藝術史發展的基石與源動力。雖然在幾千年文明傳承中子學精神因受經學思維遮蔽時隱時現,但在藝術史發展脉絡中它一直作爲一股很有生命力的力量傳承推動着整個藝術史的發展走向。“新子學”目前也呈現出多層次、多向度發展的趨勢,其中哲學化、政治探索、數字人文爲近年來的熱議點,相關動向值得注意與反思。

入深·务实·求新:上海古典戏曲研究七十年

1949年至今,上海地区古典戏曲研究共涌现五代学人,学术梯队持续未断,在古代戏曲理论批评研究、古代戏曲作家作品考证系年、跨学科研究三个领域薪火相传、影响甚著。古代戏曲理论批评研究依次经历了筚路蓝缕、开拓局面、整体联络、全面排查、透视内核的过程。这一横向拓展和纵深开掘交织并进的历程正是学术史演进的典型路向。而元明清三代戏曲作家作品考证系年工作,以其资料性、系统性和严谨性嘉惠学林。不仅如此,广大学人也在跨学科视野中观照戏曲史演进。他们借助其他相关学科理论既“向内转”又“朝外看”,带来了研究方法的突破。七十年间,上海地区五代学人为戏曲史学贡献了丰硕的成果。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厘清了大量的基本事实,完善了古代戏曲演进的讲述,使得戏曲历史图景的呈现更加立体。

学科分类的设计与艺术学知识的生产(笔谈)

11年前,艺术学脱离"文学"学科门类,成为拥有五个一级学科的第13个学科门类。此举一度被视为艺术学的"学域扩张"和"独立战争"。2021年底,新版《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发布,艺术学门类再次出现艺术学"合五为一"归并学术学位,部门艺术注重创作实践改为专业学位的重大调整。学科体系作为一种知识制度,"既是制度的条件,又是制度的结果"(斯皮瓦克语)。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既面临着如何克服学科分工导致的研究区隔的问题,又要适应跨学科新领域不断涌现的现实,还要兼顾中国传统及其当下的发展,因此是一项系统工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人们对艺术学学科分类的剧烈讨论正是当下中国艺术学知识生产状况的折射。本期我们邀请了数位在艺术学不同学科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一起把脉问诊。他们从不同视角畅所欲言,希望能推动中国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不断走向成熟,更加自信。本期笔谈分别是:《学科目录调整应有学理依据》(李心峰)、《艺术分类的"多元决定"和艺术学科建设的行稳致远》(陈旭光)、《国家发展战略与新型设计学科建构》(邹其昌)、《关于"艺术学"〈学科专业目录〉设置的几点思考》(甘锋)、《艺术知识生产四题》(王云)。——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本雅明论作为生命及其形式的艺术

本雅明最著名的艺术论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宣告了技术引发艺术生命政治的革命性转向。本雅明认为技术渗透艺术身体之后,制造了艺术的三重生命形式。以灵韵隐喻生命属性的艺术的生物生命转变为以复制品为象征的艺术的形式生命。在这种时代转向和生命隐喻的背后,本雅明乐观地预见一种具有救赎美学价值的未来生命的共同体愿景。

“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关于古希腊戏剧的访谈

古希腊戏剧是西方戏剧的源头,对后世西方戏剧影响深远。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中的歌队形式源于古希腊悲剧,迪伦马特的喜剧创作深受阿里斯托芬的影响。不仅如此,拉辛、尤金·奥尼尔和让·阿努伊等戏剧家还对古希腊悲剧进行了改写或以其为蓝本进行创作,传递出新的时代精神,成为西方戏剧新经典。2019年,丁盛在雅典大学访学期间,对其合作导师、戏剧学系副教授凯缇·迪雅芒塔古就古希腊戏剧的起源、功能、演出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访谈。

《生相怜》还是《相生怜》:春柳社演剧剧名考辨

春柳社早期的演剧《生相怜》,过去囿于史料缺乏、解读错误、以讹传讹等原因,该剧名一直存在《生相怜》和《相生怜》两种无法统一的说法。根据多种文献、史述及当时日本报纸新闻,该剧剧名应为《生相怜》,欧阳予倩1959年重版之《自我演戏以来》中的相关记述正确。《沪报》《时报》虽详尽记述了该剧之内容,却把剧名《生相怜》误记为《相生怜》。

当代民间剧场:历史、形态与价值取向

民间剧场作为民间戏剧赖以生存的载体,不仅仅承担着演出场地的功能,而且直接参与民间戏剧的创作,对民间戏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当代民间剧场包含有经营许可的民营剧场和各种演艺新空间,也包含没有经营许可的地下剧场。二十多年来民间剧场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拓展剧场的功能与业态,形成了单体(含双体)剧场、集群式剧场、连锁剧场等不同剧场形态;二是反向拓展各类演艺新空间,从创意园区、办公楼宇、商场、书店、博物馆到各种户外演出空间,不一而足,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形态。在价值取向上,则形成了追求艺术理想、商业利益、艺术与商业兼顾的三种不同取向,其总体走向为从理想走向现实、从艺术走向商业,在精神上完成了从“民间”到“民营”的转向。

论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

白先勇在青春版《牡丹亭》与新版《玉簪记》的创作实践中提出了"昆曲新美学"的概念,其目标是"让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核心是"古典为体,现代为用"。"昆曲新美学"主导下的几部作品,体现了很高的制作水准,获得官方与学界盛赞的同时,也引发了戏迷的质疑。本文从白先勇"昆曲新美学"的理论内涵与创作实践着手,结合多方观点分析后认为,"昆曲新美学"是一种创作观念,而不是新的昆曲美学,如果要提到美学的高度来认识它,可以视为一种舞台美学,不仅适用于昆曲,也适用于其他戏曲剧种。

电影演员影像表演的美学价值

一个世纪的各种探索已经证明,在影视诸多因素中,对观众最有吸引力的是演员,是明星。演员、明星对电影的重要性是因为"一部戏的永久价值却在于人物塑造"。目前数码高科技已经创造出"数字演员"。有人认为,把它运用于电影制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真人的电影表演,在理论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问题了。有的文章甚至更为激进地提出:应当考虑被拍摄对象从摄影机前面消失的问题了。这引人深思:高科技数字化的发展真的会取代电影演员的真人影像表演吗?两者之间的美学价值是相同的吗?演员真人的影像表演的美学价值究竟在哪里?表演的美学价值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演员本身;二是来自他创造的银幕形象。对于电影演员来说,影像呈现的人物与真人呈现的崇高,虚实结合,相互辉映,相得益彰。这种复合的美,数字演员永远不可能达到。电影银幕表演的美与表演的魅力,体现在六个字上:形、性、情、精、气、神。影像外部造型的美,数字演员完全可以取代。然而,演员影像美最重要的集中在脸部。这张脸一定要有魅力,要能充分表述语言无法表述的东西。眼睛能够把内心最隐秘的活动淋漓尽致地显露出来,恐怕现在还很难想像数字演员具有这样的双眼。性的吸引力是银幕吸引力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影像表演的长处就是电影导演或摄影千方百计地运用电影技术的手段,把真人的形和性的魅力放大,放大到恰到好处,会产生一种无法估量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很难相信数字演员能具有和引发性的魅力。最重要的是情感。人类具有很复杂、很深邃的情感。在时间流动中积累的人类细腻丰富、复杂多变的情感,其表现属于高级审美,很难想像可以用数字演员来表现。精、气、神除了指演员本人的内在素质外,主要指角色的创造。精、气、神都是角色性格的内核。精者,个性之精华。气者,人物之能量。神者,角色之灵魂。演技是重要审美对象之一。真人影像表演令人欣赏的是同一个演员能塑造不同个性的人物。受人尊崇的演员大抵一人千面,令人难忘。这更是数字演员望尘莫及的了。综上所述,电影演员影像表演的美学价值是数字演员无法达到,更无法取代的。

迈向生命政治与生命诗学:阿甘本的姿态论及其转向

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美学家阿甘本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文学批评概念——姿态。阿甘本的姿态论思想存在着由美学向生命政治以及生命诗学转变的潜在线索。在美学领域,阿甘本把姿态置于语言范畴,认为姿态是一种始源性的语言与交流方式;过渡到生命政治领域,他则从近代资产阶级"丧失姿态"并"不断沦为姿态的命运"的意义上,认为这引发了一种人类的景观化过程。最终,阿甘本倡导以生命诗学拯救姿态丢失后所造成的去主体化命运,从而"复魅"经验世界,实现人之诗意的栖居。

《一九八四》的后人类生命政治解读

奥威尔的政治小说《一九八四》是一部后人类主义生命政治的当代小说。这一书写特性的理由在于:作者并非仅仅满足于大洋国恐怖政治环境的构建和老大哥的政治治理实施;小说给予的恐怖警示不止于温斯顿人性消失所引发的对于政治生存环境的担忧;奥威尔的真正意图是通过大洋国的艺术性虚构启发人们思考人类从来都是生存于由政治和技术构筑的环境中的。小说在政治权力对温斯顿造成的离身性和科学技术对温斯顿具身塑造的双重塑造中引发人们思考人类生命本身根本价值和意义何在的问题。

生命政治与《一九八四》

通过考察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描绘的大洋国的生命权力管治技术与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之间存在的关联,我们发现:《一九八四》的极权主义书写属于生命政治理论范畴的死亡政治维度;大洋国实施的电幕、新话和双重思想部分地具有群体生命治理的积极性;《一九八四》显示了生命政治的生与死的两面性和生存的难题。最终,奥威尔赋予工人阶级反抗与救赎的可能,并隐晦地传达了一种生命政治治理下生存与抗争的乐观主义态度。

意境范畴的庄子“无竟”之源

现存意境起源诸说并未给出意境的具体起源,而广被认可的意境来自佛禅的一说也不具有始源性。意境具有"无竟"之源的语言学、美学证据,可以提出从庄子人生"无竟"美学向诗学范畴意境的转换是由魏晋玄学的言意论承担了其中的过程性细节。因此,敞开魏晋言意论对于意境生成的具体维度,沟通了先秦言意关系与魏晋以后诗学意境说的内在关系,解答了言意关系何以是意境说萌芽的疑问。

权力之眼与可视的身体:《一九八四》政治与身体的互文性解读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勾勒了未来社会可能出现的生命政治场景。大洋国的政治监控与以温斯顿为代表的被治理者的生命境遇构成了这幅场景的主色调。老大哥的政治权力与被治理者的身体之间以视觉化为中心构成了小说叙述的互文性焦点。权力借助监控、组织、改写以及医学技术等方式,一步步攻陷大众的表面身体、内部身体,并不惜以制造分子式身体的方式撕裂身体的最后屏障,从而迫使其赤裸裸地裸露在权力视觉之下,并就范于权力的语法。与权力视觉捕获的各种身体所对应的是工人阶级不透明的身体,它是奥威尔寻求抵抗策略失败之后所寄托的希望身体。

姿态的诗学: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批评

本文旨在探究阿甘本思想中姿态批评的相关内容,澄清姿态批评何以属于政治与伦理的生命政治理论论域的根据。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勾勒阿甘本有关哑口、空无和纯粹媒介的姿态维度,指出其悬置批评传统,重新勘定新的批评边界的革命性批评意义;第二部分阐明姿态也是阿甘本的思想来源者本雅明文学批评的主要概念,并论述中断作为本雅明姿态论的内容及价值;最后一个部分阐释作为生命政治批评范畴的姿态论。本文的结论为姿态论是阿甘本文学批评的根本思想,并由此标志着其文学批评从美学批评向生命政治批评的深度越界与重大转向。

论庄子“无竟”美学

《庄子》不以知识论美学,而是在生存体验中见出美学。"无竟"乃是庄子思想之枢纽《齐物论》中提出的有关"体道"与"道体"的系统性的生命美学。"体道"是借助"和之""因之""忘""振"等一系列方法论手段,在时间(年)与伦理(义)的内容上实现"道体",即美学的本体论——"无竟"的。"无竟"的美学在于它是具有丰富生存论内容的存在哲学。

海德格尔的“本有”诗学观

诗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不仅占据重要位置,而且还是他为时代沉沦所开出的一剂药方。携着思之品质的诗人在寻求精神的历史归属过程中思索出了存有的意义,并在其到达之所诗意地栖居着;同时又由于他介于诸神与人类之间的信使角色使其能向人类传达诸神之谕而给人类指明了澄明之所。海德格尔认为,作诗便成了居于天地之间、神人之侧的一种本有运动,而非文学理论所认为的情感想象活动或文化活动。

从英雄传奇到革命样板:对京剧《智取威虎山》文本创改过程的省察

从1958年到1969年,在江青的指示下,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文本屡经修改,先后产生四个版本:“首演版”“大会版”“纪念版”和“定稿版”。创作者通过修改情节和唱词赋予文本鲜明的政治意蕴。概言之,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叙事渐趋紧凑洗练、戏曲文体特征愈发明显的同时,也获得了稳定的隐喻结构。京剧《智取威虎山》文本诞生过程清晰地反映出1964年以后剧本创作体现政治原则的技术手段的变化。

急迫、建基与敞开:海德格尔对诗的沉思

海德格尔对诗的看法形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在对本有思想的沉思一道获得发展而成型的。依据他对时代本质的把握,从本有出发,海德格尔认为诗承担了三重主题:第一、诗为"急迫"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空间,使真理得以在其中发生;第二、诗为人提供了与存在建立始源性关系的最佳场所,并使其所承担的拯救职责得以奏效;第三、诗的诗意栖居的时空之所决定了其乃是人-神游戏的存在之本质,而这一存在之本质须要在"另一开端"中赢获。故此,时间—游戏—空间的运作正是本有主导的在"另一开端"中的本质现身。

诗词赋呈现音乐美的三重维度

儒家的音乐价值观导致了古代中国人对音乐超乎寻常的推崇,继而导致了大量呈现音乐美的诗词赋的问世。诗词赋是语言的艺术,描述音乐形象绝非书面语言所长,但这些诗词赋却又要借助书面语言来描述音乐形象,并进而令人领略音乐的美。古代诗人是如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阅读这些诗词赋,不难发现它们共同的策略:以某一(些)具体的艺术手法令人联想音乐形象并进而令人感受音乐美。如果熟悉当下的音乐评论,你会发现,这些艺术手法也大多为音乐评论为用。本文试图从音乐的特征、音乐的效果、音乐的来源这三个维度总领这些诗词赋呈现音乐美的十种具体的艺术手法,从而对它们及其赖以形成的原理做出全面而系统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