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中的叙事正义及其话语张力

叙事研究法是国内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传统西方验证式研究通过量化、案例验证的方法强调用数据、逻辑和实践过程回应理论,这种方法论揭示了实践中政治学研究基本范式,但容易忽略个体真实的生命历程,肢解原本完整的故事。政治学研究如果完全抛开叙事,就会沉溺于已有的政治原则。叙事正义是在“共识底线”下作出效率或公平的选择,改变的是人们关于“底线”的共同认识,这种底线以相似的生命权衡和环境影响为哲学基础。感受共通性的特征让人可以验证故事的真实性;虚拟叙事仍然可以包含对真理的认识,即共通感的共识;条件叙事可以模拟思想真空,得出一般性结论。传统记言和“事语”是中国记录史实、传播道理的重要文体,现代政治学叙事将感受共识合理化、理性化和规范化,具有更新政治原则的基本功能,凸显了政治学研究中人的“能动性”。

党建研究中的研究定位与概念建构——构建中国政党理论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探析

党建研究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学术界对党建研究方法论问题关注较少。目前,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完成的党建研究质量参差不齐,亟须厘清其评判标准。在“社会科学化”的党建研究中有两个关键步骤——研究定位与概念建构。研究定位要求研究者对一项党建研究的维度、对象有较为明确的界定,不同研究定位的成果又形成了开发性研究—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构成的研究链条。概念是对现实世界现象清晰的对应和投射,是人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基础,有效的党建概念的构建可以使研究者界定研究对象范畴并进行对话,但目前党建研究中“概念赤字”现象比较严重,需要建构更多的基本层次的概念和概念组群,并以此建构更多的具有普遍原理意义的、深入到人与秩序的原理层面的理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与实践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科学回答了关于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新时代十余年来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正本清源”与“守正创新”接续努力,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也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这一思想正是对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经验,尤其是新时代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从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要经验及其背后逻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得到进一步彰显和印证,我们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也进一步深化。

公共服务供给空间布局的基层创变——以上海浦东新区“家门口”服务体系为例

公共服务是对经济发展初次分配不公的修正和补偿,但公共服务供给在开放、整合、协调程度上存在差异,自身也会面临分配不均的问题。对社区居民来说,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提高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对提供者来说则是要改善宏观调控、合理配置资源。两方面都需要从“社区生活圈”的角度考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空间布局,按照“人的尺度”,不断提高其开放性、自足性和共享性,增加社区的凝聚力和人民的幸福感。上海浦东新区“家门口”服务体系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的基层实践提供了有益探索,从打造村居“公共服务空间”入手,形成了以“家门口”服务站为核心,包括“开放空间”“自足空间”和“共享空间”建设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圈层”结构。

新闻宣传与政治动员:以上海“四反”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政治动员是中共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手段。新闻宣传服务于政治动员,是其不可或缺的一环。上海"四反"运动期间,新闻媒介对资产阶级的报道,从理论到实践,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有节奏地渐次展开。运动伊始,媒体重点报道周恩来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积极进步与黑暗腐朽的两面性的说法,并组织文章诠释,使之深入人心;然后从思想改造角度说明"四反"的必要性,并根据资本家对运动的态度和违法情节轻重而分别处理。

政治结构、行动者与组织力——基于上海市街道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的分析

我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中“组织力”的形成,需要在政治结构和行动者两个视角下进行剖析。在政治结构的视角下,党的组织力既是一种组织起来的力量,又能通过组织自身的运作产生新的效能。我国街道层面党的基层组织力的产生、聚集与传输来自于上下关系中的聚合性政治结构、平台关系中的整合性政治结构、前后关系中的联动性政治结构,以及模糊区域中的托底性政治结构。在政治行动者的视角下,基层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双报到”、党群同心圆等机制,凸显了党组织及党员作为独特的政治行动者的内在优势。政治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了“组织力”的发挥,使得我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目标得以达成。

作为政治过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一种形态化的阐析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经验表达,是以政治过程为特质,抽象和概括出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政治理念和新型民主形态。在这一理念和形态下,民主不仅是在宪法和法律条文下的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的实践过程,致力于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完善制度和规范程序,努力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民主宗旨得到实质性的保障和实现。

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开启——1949—1965年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与研究议题

在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研究中,一般认为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政治学学科被取消,直至20世纪80年代方才重建。这一通行的说法过于简化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湮没了当时学科建设的初衷和对新生议题的探索。1949-1965年间,新中国政治学的系科发展历经三个阶段:探索并建设了具有新中国特色的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建立了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与政治法律学会,创立相关杂志,初步形成了学科共同体;新民主主义教育中"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理念在政治学书籍的选题中也有所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研究融合了民国政治学研究、根据地政治教育传统以及苏联国家学相关理论,开创了与新生政权政治运作相呼应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史中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阶段。

“楼宇社区”:商务楼宇党建的观念重塑与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淮海中路街道楼宇党建的经验分析

商务楼宇发展不能只局限于经济方面,需要一个超越性的力量进行总体协调。党建因此成为克服经济形式固有不足的重要力量,能够使商务楼宇转变为一个"楼宇社区"。但是,商务楼宇党建不能从需求出发,按照"供给"思路进行,因为这只能看到已有的东西,只是对现状的完善与丰富。实现真正有超越性的"楼宇社区"党建,必须从总体出发,采取"规划"思路。上海市淮海中路街道着眼于楼宇在社会治理和城市发展中的缺失,进行了政治空间、治理空间、发展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再造,实现了楼宇与城市社会在利益、责任和命运方面的有机统一。

规划中国、制度中国与真实中国:发展与治理的政治逻辑

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提出了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发展与治理两大主题;由发展主题衍生出国家的规划体系建设,由治理主题衍生出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构成现代国家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围绕着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相续形成了“向解放寻求现代”“向发展寻求解放”“向治理寻求发展”的政治逻辑,并由此生成不同的政治形态。这些不同的政治形态深刻规定着国家规划与国家制度建设两大战略的实施形态及其相互关系:从“全能型计划”到“中心规划”再到“全面规划”,从“立国制度”建设到“关联制度”建设再到“全面制度”建设,“规划中国”与“制度中国”的交汇与合流内在地衍生出“真实中国”建构问题。在通往未来之路上,“向治理寻求发展”政治逻辑所孕育的“向(人民)民主寻求治理”的政治逻辑,将引领“规划中国”“制度中国”和“真实中国”建构及其互动格局,并由此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国家治理在发展基础上对传统国家治理形态和治理困境的完全超越。

网络民粹主义与传统政治共识的解构

中国传统的政治共识更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来推动的,执政党通过党政资源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将自身的政治共识转化为全社会的政治共识。这种政治共识形成了支配性的政治话语体系,为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支持与充分的政治保障。互联网在中国的兴起渐次形成了一股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它极端强调平民的价值观,即从平民的立场审视公共政策,强烈批判主流的政治话语,反对国家本位主义与精英主义价值观。网络民粹主义形成了与主流政治话语权相抗衡的独立话语权,蚕食并解构着传统的政治共识。

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定情感与结构主体——以“贾谊悲剧”为例

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与某种特定的政治情感现象及其流变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贾谊悲剧"正是这样一种内生于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特定的政治情感现象。首先,贾谊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演进中一类特定政治主体的生成,即春秋战国至秦汉帝国之间的一种新型士大夫阶层的出现,这种特定政治主体意味着现实政治世界特别是政治结构与政治伦理的深刻变化;其次,"贾谊悲剧"的四大政治要素即贾生之才、文帝之贤、知而不遇、物伤其类,说明"贾谊悲剧"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偶然的、个人的悲剧,而且是一种源于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跨越时空的集体建构的"类悲剧";再次,"贾谊悲剧"深刻体现了一种与中国传统政治在本质上相关联的政治情感之流,亦即"忠—忧—悲—怨"的情感流动,这种情感之流源于政治与情感的密切互动;最后,基于这种政治与情感的互动,中国传统政治形态中的治国之道呈现为一种"平情之治"的独特景观。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过程中,这种"情治"传统依然发生着重要作用;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这种传统依然需要被正视并超越。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识

缺乏政治共识被认为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后果之一,但是它并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动荡。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共识存在把对国家的基本合法性与其具体政策和各个政府机构的政策区分开来的趋势。政治共识问题多出现于后者,对它的争议目前还未根本性地影响国家总体的合法性基础。另外,法治国家建设使得作为程序性共识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政治冲突的最终防线。这是一种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政治共识。对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公民社会的保护、对法律体系的完善有利于中国式政治共识的进一步发展。

民主视角下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效应与政策选择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的核心要素。青年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中国民主建设状况与政治发展方向。青年政治参与先后出现过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动员型参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利益趋动型参与、网络时代的自我表达型参与三种类型。青年是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主体,由于网络自身的适时性、便捷性、交互性,再加之现实政治参与渠道的狭窄,在网络空间的青年政治参与表现出迥异于物质世界青年政治参与的活跃性。网络政治参与是青年政治参与新的增长点,不过其自身也存在着非理性、失范性、网络民粹主义、网络谣言等负面效应。为此,构建引导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政策与制度势在必行。

国家关怀与政治共识的建构

政治共识是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前提,而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共识的国家又必定是民众具有高度国家关怀意识的国家,唯有如此,这个国家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在国际社会中具备长期的成长性。面对国家关怀意识淡化导致的政治共识缺失的现状,中国要维持长期的稳定发展,必须以凝聚国家关怀意识为突破口,逐步重建政治共识。

上海市人才培养计划体系现状及完善对策

人才培养计划是人才开发的重要基础,助力人才成长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各地人才工作的重要抓手。上海市推出的人才培养计划呈现出重视程度加大、对象内容扩展、资助重点在人才、体系框架初体现、投入力度增加、促进作用有体现等总体特征,但同时存在缺乏系统设计、功能定位、统筹协调等问题。面对未来,完善上海市人才培养计划体系,需健全体系设计、明确功能定位、加强统筹协调、完善管理机制、加强组织保障。

作为社会权力现象的劳动关系

用经济的、法的范畴来规范雇主和劳动者的关系,是以合理化的方式论证了资本积累过程的正当性。它不能、也无力创造一种平等、自由的社会交往,相反,它却是对抽象劳动占有和使用活劳动这一社会权力结构的确认。抽象劳动一经获得主体地位,就获得了统治一切的力量。它不但创造着所有交换价值,使其在自身的增殖当中生产着统治社会的力量;同时它还裁量着各种使用价值,也就裁量着所有那些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也就是说,劳动的关系包含着普遍的人的关系,它本质上不过是社会权力的现象之一。

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况与政策思考

外来务工人员已经成为上海市职工队伍的主力军,在上海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对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群体差异、代际差别、学历与技能、劳动就业、薪资报酬、工会覆盖、生活融入等方面的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生活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并从制度设计、工会组建、收入保障、工会监督、素质工程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进一步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根植人民 符合国情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久弥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长期奋斗的成果,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全新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政治从根本上实现了由少数人掌握政权、绝大多数人受压迫被剥削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伟大变革。

事件、制度与能力: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政治塑造

有效政治塑造有效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精髓,也是得之于新中国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的基本经验。包括现代中国在内的现代国家发展格局的政治塑造,依托于制度体系和国家政治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以及制度与能力之间的交互作用。(突发)公共事件构成有效政治塑造有效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但同时介入政治世界的公共事件所引发的制度反应与政治能力建构却构成政治发展的重要契机。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事件、制度与能力之间日趋频繁的互动将成为新发展格局之政治塑造的关键机制,亦将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