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行政学院派团考察美国著名行政院校

2003年9月5日至9月18日,上海行政学院代表团一行七人在副院长李琪教授的率领下对美国西北大学交流学院、锡拉丘斯大学马克斯威尔学院进行了学术访问,并参加了在迈阿密举行的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2003年年会.现将有关的情况介绍如下.

上海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工作实践与展望

上海行政学院经过不断摸索和尝试,打造实战性、参与性的应急培训课程,建立了系统性、层次性的应急管理培训课程体系,形成了专业性、全覆盖的应急管理培训格局,并与英国牛津大学等国外机构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应急管理和社会管理培训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行政学院召开

10月25～26日，“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行政学院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韩国，及国内著名高校、

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上海的实践与思考

所谓政府权力清单就是对各级政府及其各个部门权力的数量、种类、运行程序、适用条件、行使边界等方面进行详细统计和全面清理,明晰权责,形成的目录清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们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加快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明确政府权责界限，依法行使权力、依法规范和公开权力运行指明了方向，赋予了新的内涵。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制定市场准人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改革开放40年上海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本文以上海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为研究视角,在阐析改革开放40年上海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做法、经验启示以及当前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上海行政体制改革的对策: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职能配置;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编制管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政府依法运行机制;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行政培训概述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The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KSG）是享誉世界的学术和培训机构，为美国乃至全世界培养了一大批领导者和公共管理人才。在过去的几年中，来自126个国家，包括3位大使、11位部长、6位市长以及50多位国会议员在内的高级官员接受了学院的培训。依托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具有世界级水准的专家学者和充满活力的课堂教学，向培训者提供针对性、实用性很强的行政培训，获得了培训者的普遍赞誉，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提升中国城市政府行政效率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政府为例

本文从分析城市政府行政效率的性质入手,认为城市政府行政效率具有公共性和层次性的特点。城市政府行政效率在纵向上是组织效率、管理效率和机械效率的统一,从横向上说是制度效率、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的统一。在此基础上,文章以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为例,选择了制度效率、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三个维度对中国城市政府行政效率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城市政府行政效率的途径。

上海行政管理体制改革30年的回顾与思考

以上海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为研究视角,在阐析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做法、经验启示,以及当前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职能配置;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促进政府行为规范有序等三个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上海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和对策。

改革创新 进一步提高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县级党校工作座谈会和全国行政学院院长会议精神,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入推进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使党校、行政学院在全市贯彻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推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主题。如何全面贯彻改革创新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应该深入研究探索。

重建“附近”:空间生产与共同体生成——以上海市G社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

在风险叠加的现代社会中,一个情感关联、利益共融式的社区共同体格局对城市社区善治达成至关重要。既有研究主要从结构、组织和能动者维度解释社区共同体的生成,忽视空间生产对社区共同体生成的重要影响。基于上海市G社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一公共空间生产过程案例,深描社区共同体生成的具体过程,探究社区共同体生成的内在机制。研究将空间生产操作化,指出空间生产运作过程内蕴着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情感空间三重生产过程。其中,物理空间生产通过产权关联的机制促成利益共同体生成,社会空间生产通过多方参与机制促成治理共同体生成,精神空间生产则通过认同凝结机制促成情感共同体生成。研究提炼出系统分析空间生产助推社区共同体生成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公共空间生产的治理面向及其对重建“附近”的重要意义。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政务服务整合供给的路径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业一证”改革为例

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应当建立高效整合的政务服务供给模式。通过梳理政策法规文件、深度访谈和具体案例剖析,以整体政府、协同治理等跨部门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政务服务整合供给的分析模型。将政务服务整合供给的运作过程分为路径透视分解和要素耦合迭代两个阶段。路径透视分解阶段,根据治理空间和供需关系,将政务服务供给分为窗口整合、平台整合、流程整合与信息整合四种路径;要素耦合迭代阶段,以价值整合为引领,制度集成、技术迭代双轮驱动,共同促进上述各路径耦合优化,形成更高能级的政府服务供给模式。

加强企业高级政工师队伍建设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高级政工师是高素质专业化政工人才,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骨干。文章基于对上海高级政工师队伍建设的调研,从培养、管理、使用三个方面探索了提升高级政工师能力的路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破除评价、服务、激励等体制机制障碍,运用多种工作方式,能够显著提升高级政工师的创新工作方法能力和综合效能。建议通过提高高级政工师的行业引领力,增强人才队伍效能,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并在上海市建设“五个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网格化协同治理: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上海实践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既是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也为社会协同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X区城市网络化综合管理的实践表明,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的不仅仅是政府组织,而且包括公民个人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和行为体都可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念共生、信息共享和多元共治构成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三重维度。面对矛盾突显的社会治理新常态,为克服社会治理中的"木桶短板"效应,就必须以"精细化"的理念代替以往粗放式和经验化的管理思维,通过构建网格化协同治理新机制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敦睦他者：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之路--对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考察

本文是一项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探索性研究。作者在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调查发现,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从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合作的"新二元关系",本文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称之为"敦睦他者"。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经历三个阶段的构想,这三个阶段分别是"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敦睦他者"是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需要政府、社区和新移民共同做出努力。

社区治理创新的成效、问题与对策——基于上海市的问卷调查

近年来,全国很多城市相继开展了社区治理改革。上海从2015年开始贯彻落实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6"文件以来,在社区党的建设、居委会自治能力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和社区治理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然存在社区治理架构不完善、社区治理机制不健全、社区治理方式不丰富、社区治理人才不足等问题。今后深化社区治理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党的建设与社区治理的融合机制、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互动机制、"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工"的联动机制和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持续机制。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政策分析与路径选择——以上海实践为例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是破解垃圾围城的重要途径。然而,大陆城市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实施十余年仍然进展缓慢。以上海为例,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政策的基本分析框架,核心是以制度创新强化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以机制创新夯实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以系统思维提升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政策实施存在"政府热、市民冷"、分类实效难以发挥,机制设计存在瑕疵、利益分配不合理,前置环节不到位增加末端处置压力等困境。对此,重点围绕做强源头分类体系、优化清运作业体系、完善末端处置体系、健全资源回收体系和充实国民教育体系等五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经济人”和“道德人”并重:行政监督中的人性理论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出发,分析了单纯的“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局限性,指出了公务人员可以经历从“社会的公仆”到“社会的主人”再到“社会的公仆”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文章认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并行不悖是行政监督机制的建立及其效能有效发挥的理论前提。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自治困境与优化路径——来自上海的城市社区治理经验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要真正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创新社会治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和自治能力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社会组织还面临着资金来源不稳定、经营性项目不规范、运作过程不独立等困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一方面,政府要改变传统的"分类控制"思路,转为通过政策、资金"嵌入引导"的方式,扩大社会组织的自治空间;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也要从对政府的"绝对依赖"转向"最小化依赖",不断提高自身的自治能力。这种双向的改变有可能推动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从"依附式合作"转向"协商式合作",从而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中国数字化监管的实践过程与内生机制——以上海市L区市场监管案例为例

数字化监管是线上智慧监管与线下实体监管高度融合一体化发展的监管现代化模式。中国数字化监管兴起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成熟且政府信息化与社会信息化深度融合时期,但仍处于起步阶段,'互联网+监管'是数字化监管的重要形态。以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背景下上海市L区市场监管部门数字化监管改革为例开展案例研究,提炼中国基层数字化监管'1-3-3'发生机制。结果表明,高层推动、动态策略平衡与效能提升的可见性是持续驱动基层数字化监管改革的核心要素。基层数字化监管是一个反复博弈不断调整的过程,合作治理的广度与深度决定于其对监管效能的实际贡献,技术迭代更新只能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

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何以稳妥进行——以上海松江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为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不断地明晰集体资产的产权,完善各项权能,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的潜能,改善集体经济的运营机制。松江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以股份合作社的形式,采取农龄和土地份额相结合的配比方式,将全部资产量化到人,既保证了集体资产的共有性质,又保障了集体成员的个人收益和实现形式。还有效规范了集体资产的经营权,确保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妥善地处理了其中所蕴含的各种关系。集体资产产权改革具有一定的基础性和优先性,是提高集体资产经营效率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