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专访东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佑武

本刊:2021年12月7日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出版发行。2021年12月8日,2021·南南人权论坛在北京召开。在2021·南南人权论坛召开之际,《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出版发行的重大意义是什么?陈佑武:从历史发展角度而言,《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人权探索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就。

教育法释义学:教育法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教育法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存在,无论是在法学界还是在教育学界都尚存一定的理论争鸣。随着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深入推进,教育法学作为新兴的领域法学学科,应当成为一门显学,并且需要形成特定的研究方法。法学研究中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以及教育学研究中的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为教育法学研究新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借鉴。教育法释义学应当成为新时代教育法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从本体论层面来看,教育法释义学遵循了从“立法论”到“解释论”的思维转换,着重关注教育法律文本,彰显了教育法学的学科品质。从价值论层面来看,教育法释义学能够有效整合法学与教育学研究方法的优势,明晰教育法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范围,推动教育立法、执法与司法的价值衔接。从运行论层面来看,教育法释义学应当秉持规范分析的基本立场,以权利保障作为逻辑起点,注重对教育法律的精准阐释。

数字人权的概念证立、本原考察及其宪法基础

数字人权概念的提出具有现实必要性与价值正当性,在体系定位上应属于兼具承继与发展双重面向的新兴人权范畴。在数字时代下,人的存在形态、生活方式与生产活动等都出现了全新的“数字属性”,该属性是人的社会属性外延拓展的结果,是数字人权产生的正当性根源。数字人权包括以人的“数字属性”为本原形成的具有数字化形态的传统人权,以及以人的“数字属性”为本原形成的新兴数字权利。这两种类型的数字人权都具有相应的宪法规范基础,应当成为宪法基本权利,并将随着宪法在数字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论当代中国的人权观自信

当代中国人权观决定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走向与走法。人权观自信是当代中国人权观自足自立之源流,人权效能感是人权观自信形成的深层动因。当代中国人权观的价值意涵可分为三个方面: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人权的价值次序、“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的价值标准、与时俱进动态丰富的人权价值内容。当代中国人权观自信的理论基础在于,其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理论继受与发展;其政治基础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坚守的政治立场对人权事业的政治引领;其历史文化基础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底蕴给予的人权历史文化基因。中国人权观自信之实践伟力通过当代中国人权观进行表达与彰显,为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动力,赋予中国人权事业以发展定力,激发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活力。

学位授予中非学术标准的界分与适用——兼议《学位法》关于非学术标准的规定

随着学位制度的深入推进以及《学位法》的出台,学位授予非学术标准引发了新的理论问题与实务争议。从学位的社会价值、历史经验、道德期许、权利义务统一及国际惯例来看,学位授予考察除了学位申请人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等学术标准外,还应当包含政治标准、品行标准等在内的诸多非学术标准。学位授予非学术标准在适用中应当注意适用对象、方式和范围等现实问题,为完善《学位法》、出台相关配套规定以及编纂教育法典提供建设性意见。

数据权利保障之国家义务及其实现

数据权利保障存在着明显的“重私法,轻公法”现象。在宪法层面上,数据权利保障应以国家义务为根本依托。数据权利的国家义务体系是由尊重义务、保护义务、给付义务所组成的递进式结构,其内容分别对应着预防国家侵犯数据权利、排除第三人侵犯数据权利以及数据权利实现的国家给付性救济三个层次。为了确保国家积极履行对数据权利的保障义务,既要建立起国家保障数据权利的内部纠错审查机制,也要发挥公众对国家保障数据权利的外部监督效能,还要不断强化国家保障数据权利的司法救济力度,从而形成多元化的国家义务履行监督机制。

论行政主体的行政协议诉讼原告地位

依据当代中国行政诉讼法“民告官”理念预设的原被告角色及其诉讼结构关系恒定模式,在有关行政协议争议的诉讼中,缔约的行政主体不能作为第一审原告。究其原因,《行政诉讼法》只承认了抗告诉讼(撤销诉讼)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并将行政协议误读为行政行为的种类之一。行政协议因此也具有了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并可以被作为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根据,替代了行政主体通过起诉方式解决缔约相对人不履约的诉讼模式。无论是对行政协议纠纷非诉强制执行的实质司法审查,还是以行政协议履行催告决定书作为非诉执行根据,都缺乏契约法理和强制执行的正当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世界范围内和我国法域内的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和受案范围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协议之诉是法律关系争执的给付诉讼,缔约的行政主体在诉讼阶段得提起债权之诉,在执行阶段得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智慧教育场景下教育公平的变化、诉求与法治保障

智慧教育场景下的教育公平被赋予了“数字”与“智慧”方面的新内涵,展现出新的变化,并在起点、过程、结果三个阶段分别呈现出全覆盖性与倾斜性、去中心化与开源性、过程性与自适应性等特征。然而在实践中,智慧技术在消解既定的约束性因素时衍生出新的教育公平问题,如受教育机会请求权的不充分不均衡、受教育条件权实现的算法限制与异化、受教育成功权实现的评价体系待转变等,凸显出新时期教育公平各阶段的受教育权利诉求。由于权利保障是法治思维的基本内容之一,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应与规范社会活动的法律法规紧密联系,因此针对不同阶段的受教育权利诉求,在立法上应不断推进理念转型,在执法上应不断强化责任落实,在司法上应加快构建维权机制。于此,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智慧教育不同阶段的公平,有效回应数字鸿沟对教育公平造成的侵害。

教育法法典化进程中的终身学习权保障研究

启动教育法典编纂工作是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重要内容,实现教育法法典化成为新时代教育立法的新目标。我国教育法法典化进程的推进,是对学习型社会建设规范需求与公民终身学习权保障诉求的立法回应。从权利的基本属性划分来看,终身学习权属于自然法层面的应然权利,还处于一个向法定权利与实然权利逐渐过渡的过程。无论是教育单行法的制定,还是教育法典的编纂,都应当注重对公民终身学习权的保障。其中,《终身教育法》对终身学习权起着直接保障的作用,《学前教育法》《学校法》《考试法》则起着间接保障的作用。教育法典的编纂应当以终身学习权作为重要的权利基础,赋予其明确的规范内涵与权利内容。教育法典的编纂可以遵循先制定总则、后制定分则的逻辑思路,教育法典总则应当确立终身学习权的法律地位,教育法典分则需要形成终身学习权的规范依据。

优质受教育权:智慧教育社会契约的权利基础

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中指出,受教育权是新的教育社会契约的权利基础。相较于以教育机会为核心的公平受教育权而言,优质受教育权契合教育的数字化转型、高质量追求与整体性保障需求,在教育的人权保障范式、射程范围以及发展权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作为智慧教育社会契约的权利基础更具合理性。应充分发挥优质受教育权作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与受益权功能,对智慧教育选择、机会、条件与信息技术利用能力等方面进行保障,并构建起以优质受教育权为核心的客观价值秩序,强化智慧教育的制度性保障、组织保障与程序保障。

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的法理省思

新颁布的《学位法》第22条是国家立法对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进行赋权的法律依据,构成了这一权利的规范基础。法律授权与大学自治的双重授权逻辑,能够解释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正当性基础的基本法理。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核心是这一权利生成的深层次法理。行政法规赋权难以构成上位法依据、司法权介入学位授予纠纷受到限缩以及大学自治面临合法性与合理性危机,是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在适用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能够促成对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在原则层面的多维度约束。对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的合理规制,应当基于促进“人的自我实现”这一目标,并以此作为价值基础。在立法上可以采取统一规定与列举情形相结合的方式,从而明确学位授予具体标准制定权的行使限度。在司法审查环节需要实现程序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的双轮驱动。此外,现代大学自治也应当保持一定的谦抑性。

目的限制原则的反思及其解释论构造--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第1款为中心

目的限制原则强调信息处理的可预见性,是个人信息控制论的时代产物,符合基于风险的个人信息保护进路,其功能的多维性奠定了其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帝王条款”地位。目的限制原则包含双重维度--目的特定与目的兼容,但现有的规则既难以获得“明确、合理目的”的特定性标准,亦无法划定“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的兼容性边界。在解释目的限制原则时,除考虑处理目的不应对个人信息权益造成特定风险外,还需考虑明确、合理的目的必须符合理性人的合理期待,满足多方利益主体的可预见性。在评估处理目的是否兼容上,基于社会场景的兼容性判断标准是一种较为宽泛的客观标准,首先应通过明确、合理的处理目的锚定信息处理的初始场景,次而通过社会场景所确立的价值来确定处理目的的兼容边界。

作为政治修辞的天赋人权

天赋人权乃是一种应然的道德权利观念而非实然的法定权利,它是针对君权神授论而提出的一种政治学说。在天赋人权说看来,政治共同体是由人民签订契约而形成的,因而国家和君主的统治权源于人民的出让而非上帝的授予。人民签订契约,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目的是使政治共同体能够保护其原本具有的自由与平等。捍卫人之自由平等、使人成其为人,乃是天赋人权说的核心内涵。作为反对君权神授、主张社会契约和捍卫自由平等的政治修辞,天赋人权说并未过时,它依然是一种推进人权事业的思想源泉。

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

加强人权法治保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人权法治领域最新理论与实践成果,具有划时代意义、世界性意义与全球化意义。法治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环节,人权保障则是法治的根本目的。加强人权法治保障表明当代中国法治的人权保障价值与人权的法治保障方式呈现高度融合的态势。只有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之中,才能将当代中国的人权事业与法治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021年中国人权司法保障十大案例评析

主持人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有关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政法改革的文件,为人权司法保障指明了方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改革纲要,为人权司法保障提供了行动指南。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转变观念,牢固树立人权保障意识;通过深化司法改革。

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制度的法治审视:正当性研判与优化路径

博士学位论文评审是关乎博士生能否获得博士学位的重要环节,既关乎公民受教育权又涉及高校自主管理权。我国20世纪90年代引入与确立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制度,在加强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保障和提升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首批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规范性文件中发现,我国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制度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方面的正当性问题,为此从主体、行为、程序、救济四个层面提出了优化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秩序的刑法保护限度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最活跃形态,在长期“弱监管、强保护”的数字市场中,平台制定的自我管理规则率先承担了大量市场管理功能,进而形成“平台秩序”。大平台的运行秩序带有市场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等公共秩序的表象,对平台秩序的底层权力关系认识不足,造成了刑法对干扰平台秩序行为的入罪过度。大平台依靠数字技术建立数据权力,趋向排斥竞争的“垄断化秩序”、支配用户权利行使的“准社会秩序”,但平台秩序的本质是平台营利的稳定性,它缺少社会秩序法益的可保护性。对于干扰平台秩序的行为,应区分平台秩序关联的不同法益而予以入罪限缩:对破坏网络产品或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优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评价;对“利用平台规则”侵害平台财产法益的行为,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调整;对侵害平台或平台内经营者、用户财产利益的行为,区分适用财产犯罪和计算机数据犯罪。

论刑法中个人信息的识别

“识别”是个人信息概念中的核心和关键要素,是连结阻挡层法益和背后层法益的纽带。刑法中个人信息的识别困境,体现在外观识别、内涵识别和体系识别三个方面。应该结合场景理论来确立个人信息的识别标准。识别目的越明确,界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能性越大;识别能力越强,界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能性越大;识别后果越重,界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能性越大;识别概率越高,界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能性越大。刑法中的敏感信息不必与前置法中的敏感信息采取相同的识别标准,应该根据识别后果对背后层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程度来界定刑法中的敏感信息。

数字人权“泛化说”之三重否定——对刘志强教授等质疑的几点回应

强调数字人权是人权泛化的结果,实际上是对数字人权的误读。数字人权的权利主体从来都只是自然人,现有关于数字人权的研究从未将人工智能纳入人权主体范畴,而“信息人”本质上也是线下生物人在数字空间中的映射,并不存在所谓的人权主体泛化问题。在数字人权内容方面,传统人权数字化新样态并未脱离人权本质,而人权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应当具有包容性,诸如上网权、个人数据权等新兴权利正逐步进入人权保障射程范围之内,并非利用数字技术变造人权。在数字人权概念证立方面,人权的内部证成要素并无统一标准,但数字人权是基于人的社会属性发展而来的,具有证成的人性根基,在体系定位上应属于兼具继承与发展双重面向的新兴人权范畴。

“数据人”权利理论基础及法治化保障

随着大数据的日益深化,人的生存空间从物理空间转化到数据空间,人的存在方式从生物属性转向数据属性,我们在接纳“数据人”的同时还要关注“数据人”基本权利问题,这就需要构建“数据人”的权利体系。“数据人”权利遵循权利生成的内在逻辑,具备完善的利益基础、伦理基础、法益基础,其权利内容包含数据化的传统权利以及以新的数据法益生成的新型权利,具有财产权益和人格利益的双重属性。但新型权利保障不是一蹴而就的,法定权利还需要转换为实有权利,在不断地与实践缠斗中清晰明确,才能实现实质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