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健康有序发展——专访东南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刘练军

纪检监察学是研究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以及纪检监察理论、制度和实践的综合性学科。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纪检监察学进入新版学科专业目录,成为法学门类下一级学科。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加强纪检监察学、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法学方向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基于东南大学的“三元融合”教育实践

法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发展驶入“快车道”,法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行业对复合型、交叉型人才的高需求与法学教育中对于法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专门人才培养的相对滞后形成鲜明对比。东南大学法学院依托最高人民法院在东南大学设立的全国首家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基地,设立法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究生人才培养方向,探索“小规模、宽领域、大生态”的“三元融合”法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究生人才培养理念,构建“四位一体”法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使法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军学科的引领地位逐步确立,领军人才培养效果日益显著,师生成果社会影响不断壮大,打造了法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军人才培养的“东大样本”。

工程法律人才培养若干问题之探讨——基于东南大学工程法教育之实践

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法学教育模式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尝试科际整合、倡导教学模式创新,为法治建设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法律职业人才,是高等法学教育的目标之一。东南大学工程法教育实践是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先行,但其发展仍任重而道远,应当进一步加强法学学科内部和工程、法学跨学科的研究和内容整合,更加注重实践教学,密切关注实务问题、研讨应用型方案,直接回应应用型、跨学科人才匮乏的现状。

大学治理现代化内部规范谱系的权利法治生成

党的二十大要求“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大学治理现代化是关键落脚点和着重发力点,而大学治理的现代化要求高校内部规范制定的法治化。大学内部治理中,高校的内部规范制定权与学生的受教育权、教师的学术自由组成了“权力—权利”的对应关系。当前高校内部规范在权力的运用上存在不断强化的倾向,在权利的保障上则存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双重疑问。高校内部规范制定权来源于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其与师生合法权利间是手段与目的之关系。为实现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需以作为内部规范核心的大学章程为引领,根据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要求加快修订大学章程,稳步形成位阶有序的规范制度图谱,逐步建构内部规范的审查监督机制,推动形成高校内部法治规范谱系。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提升大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措施探讨

当前,新农村建设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是国家对农村生活水平提升的美好期待,同时也是对新时代农村发展方向与发展趋势的重要规划。新时代,要注重发挥大学生群体在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其通过自主创业实现自身价值,通过返乡创业实现社会价值。

教育法释义学:教育法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教育法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存在,无论是在法学界还是在教育学界都尚存一定的理论争鸣。随着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深入推进,教育法学作为新兴的领域法学学科,应当成为一门显学,并且需要形成特定的研究方法。法学研究中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以及教育学研究中的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为教育法学研究新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借鉴。教育法释义学应当成为新时代教育法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从本体论层面来看,教育法释义学遵循了从“立法论”到“解释论”的思维转换,着重关注教育法律文本,彰显了教育法学的学科品质。从价值论层面来看,教育法释义学能够有效整合法学与教育学研究方法的优势,明晰教育法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范围,推动教育立法、执法与司法的价值衔接。从运行论层面来看,教育法释义学应当秉持规范分析的基本立场,以权利保障作为逻辑起点,注重对教育法律的精准阐释。

犯罪论的新视角--读《刑法学的向度:行为无价值论的深层追问》有感

继刑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后,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成为中国刑法基本立场走向之争的主要场域。作为行为无价值论的领军人物,周光权教授独著的《刑法学的向度:行为无价值论的深层追问》(第三版)继续高举行为无价值的鲜明旗帜,在第二版的基础上不断调适行为无价值理论的基础内容,对行为无价值的二元论做出更为深刻的剖析,为读者了解与学习犯罪论提供了新视角。该书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状况与传统法律文化,不仅有力地回应了学界对行为无价值理论所发出的质疑,也在自我反思与汲取他说中丰富了二元行为无价值理论的体系性与本土性,值得深入品读。

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专访东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佑武

本刊:2021年12月7日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出版发行。2021年12月8日,2021·南南人权论坛在北京召开。在2021·南南人权论坛召开之际,《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出版发行的重大意义是什么?陈佑武:从历史发展角度而言,《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人权探索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就。

“精致利己主义”现象的历史流变、现代诱因与破除路径——以青年大学生群体为例

随着大学生群体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精致利己主义”现象逐渐被暴露。“精致利己主义”现象植根于生产力和所有制的发展变迁中,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时期的产物,经历了发端时期、嬗变时期和稳定时期的历史流变,形成其现代样态。物质基础勃兴与思想建设入侵形塑了这一思潮生成的外部环境,个人经验不足与主体环境乏力构成了这一思潮生成的内部因素。积极推动价值引导、观念建构、实践养成,将有助于促进新时代青年群体实现对精致利己主义的有效引导及超越。

法理中心引领多元规范叙事融通的社科法学表达——陈柏峰主编《法理学》读后感

中国法理学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再出发需要系统化提炼不足、凸现成就的载体,型构理想的法理学教材属于入口之一。因应法学教育需求、立足学术研究前沿、接续学科经典教材、融入团队研究特色,陈柏峰教授主编的《法理学》适时推出,并在理论与实务界引发较大反响。蕴于内容中的编写理念:包括但不限于秉持法理中心,摹多维法理学风景;强调多元规范,肯定制定法的地位;力图找回国家,讲述大国治理智慧;融通三分方案,立足通识彰显学理;考量学生需求,尊重知识选择权利。依托此书在内的法理学教材展开研究、教育、学习,坚持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即从思考为何是他与它走向不仅阅读他与它的进阶之路有利于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人格塑造”的多维目标,应予重视。

罪刑相适应是刑法分则解释的铁则

“以刑制罪”论者主张为了所谓量刑公正而可以任意变换罪名,无视犯罪构成原理和罪刑法定原则,因而不可取。罪刑相适应作为刑法分则解释的铁则,应贯彻到刑法分则解释适用的每一个具体解释结论和处理结果当中。为实现罪刑相适应,根本无需严格区分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选择罪名和概括罪名也能并罚。为开山采石以确保安全的方式运输、储存爆炸物的,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危险驾驶、妨害安全驾驶、危险作业造成伤亡结果的,只能成立交通肇事罪、危险物品肇事罪、责任事故犯罪,而不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并不都是实行行为,应准确区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

行政知识嵌入行政法学的路径选择——以2005~2021年CLSCI文献引用数据引入

面对行政法学日益孤立封闭的发展困境,行政法学界主动尝试引入行政知识来改良行政法学知识体系。然而,行政学的基础性功能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却一直未能得到厘清和证实。鉴于文献引用具有作为考察学科间关系的重要指标价值,本文以CLSCI中的15种期刊为样本,统计2005~2021年行政法学文章中的行政学文献引用情况,发现并证实行政学对于行政法学的三重功能:背景上的描述解释功能、概念上的前置整合功能以及研究视角上的平衡功能。在澄清法教义学与学科属性差异非嵌入困境之主因的基础上,反思行政过程论和政府规制论的局限性。相较而言,政策导向之行政法学由于具有整体嵌套性的优势,能够调和与法教义学的矛盾,实现行政知识的体系化嵌入,因此成为行政知识嵌入行政法学的最佳路径。

论“醉驾”新规下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中机动车的新标准

《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将有效解决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处罚范围过宽问题,但其第5条对机动车的解释延续了之前解释的立场,老问题的延续需要新的解决方案。正在来临的电动车时代使得电动车逐渐冲击燃油车时代围绕技术属性形成的机动车技术性标准,由此这一传统标准的缺陷逐步显现,援引这一标准难免出现“醉驾”刑法惩处上的乱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正在形成一套侧重规范属性的机动车规范性标准,形式上这两套标准都不缺乏相应的规范依据,但它们划定的机动车范围不尽一致,实质上它们是替代关系。我国的机动车认定标准应契合电动车时代发展潮流,在行政机关对电动车采取机动车管理持谨慎立场、“电动车不是机动车”是普遍性社会认知、对不法行为惩处泛刑化进行限缩等原因推动下,促进电动车时代我国机动车认定标准的升级,以规范性标准替代传统的技术性标准,进一步限缩该罪的犯罪圈。

企业合规的刑事责任原理与司法限度——单位意志决定论之坚守

在单位归责原理上,单位意志决定论在教义学上仍具合理性,以组织体责任论取代单位意志决定论并无必要,组织体责任应仅限于单位犯罪的责任阻却事由和责任减轻事由。事前合规作为单位责任阻却事由的依据在于单位欠缺违法性认识,但须以单位构建有效合规程序以及最高层充分履行合规治理职责为前提,同时应强调单位意志的独立性,引入“过度支配与控制”规则,避免事前合规的形式化。事后合规表明企业积极补救履行组织体责任,降低了再犯可能性,具有从宽处理的刑事政策依据,但应重视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关系,对责任人员从宽与重罪合规从宽予以必要限制,避免从宽情节的重复评价,确保司法裁量权行使的正当性。

法典化时代的刑事立法理念、模式选择与发展方向

固守传统观点,反对增设新罪和轻罪的消极刑法观的刑事立法理念不具有科学合理性。折中刑法观的刑事立法理念不过是消极刑法观的另一种表述,也不完全可取。根据已经变化的社会现实,适时增设新罪和轻罪的积极刑法观的刑事立法理念较具合理性。我国现行刑法本来就是实质意义上的刑法典,不存在所谓法典化、再法典化、解法典化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是继续沿用现在的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还是跟其他国家一样采用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和规定有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的附属刑法在内的多元立法模式。为了既保持刑法典的稳定性,又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我国应改采多元立法模式。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我国“宜粗不宜细”的刑法分则研究现状、原有统一刑法典模式不会被轻易改变、采用原有方式修订统一刑法典的状态亦不会被轻易改变等现实情况,将来无论小修还是大修刑法典,都应坚持类型性、有效性、目的性、明确性、比例性、平等性、互动性和国际性的修订规则,这亦是未来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

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罪的实质解释论——兼及中国式生物安全治理模式的反思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生物安全治理要求谨防对刑罚的过度依赖,探索“民行刑共治、软硬法协同”的治理模式。我国人类遗传科研的新质生产力潜能以及刑法对实质理性的追求,均要求实质解释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罪,把不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的行为交由前置法评价。该罪的保护法益为“公众健康”以及“人类遗传资源的专用性”,可作为其开放性构成要件的实质解释依据。合法利用目的之下的公众健康受侵可能性,注定了无法通过“目的性限缩”来限定本罪的外延,故应诉诸“情节严重”这一整体评价要素来开展实质解释。在认定本罪“情节严重”时,须遵循“客观不法→主观责任”的二阶层审查思路,并把征表抽象危险的事实剔除在参考因素以外。行为虽违反前置法,但如果既未造成多人健康受损的具体危险又未实质侵害人类遗传资源专用性的,应以不构成“情节严重”为由出罪。仅获概括知情同意的非法采集行为如无其他客观违法情形,则不符合“情节严重”,应予出罪;而对剩余胚胎样本的二次采集行为则应分类讨论,如果没有提升人类遗传资源的专用性被侵害之风险,可考虑以不构成“情节严重”出罪。

检视我国经济刑法中危险犯立法与司法适用

传统危险犯二分说不契合中国刑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在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之间还存在中间形态——准抽象危险犯。经济刑法中,妨害药品管理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属于准抽象危险犯。立法本意是将单纯违反行政法的行为纳入刑事规制的范畴,但妨害药品管理罪中“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要素设计,可能导致该罪的立法目的落空。虚开发票是逃税犯罪的预备,而伪造、出售、购买、持有发票,更是预备的预备,所以虚开、伪造、出售、购买、持有发票的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逃税的目的,否则不构成发票犯罪。不应处罚预备的预备。储存、包装、印刷行为,在秧苗阶段喷洒禁用的农药,用盐酸克伦特罗养猪,不是“生产”“食品”;制造、提供货币版样,不是“伪造”货币;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筹备组织,不是擅自设立金融机构,均不构成犯罪。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学习权的影响——机遇、风险与应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算法系统发挥着促进学习权有效行使与实现的作用,包括高效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激发学习者求知欲与好奇心以及培养学习者创造能力。大型语料库中专业知识资源的缺乏导致生成内容的准确性被高估,知识的轻易获取会使知识素养低的学习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依赖,难以培养学习者的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且优质知识的获取并不代表学习权的有效行使与实现。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学习权行使与实现的冲击,应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学习权行使的辅助工具并提升其算法透明度,同时培养提升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坚持“以能力为导向”,分层引进和推广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教育法典编纂进程中的自学考试立法探究

教育法典编纂为解决自学考试立法层级低、内容滞后和体系分散等问题提供了契机。将自学考试纳入教育法典,可以提高自学考试的立法层级,明确自学考试在教育体系中的定位,也可以为自学考试与其他教育制度的协调和融通提供制度基础。在总分式体例下,自学考试的基本理念将体现在教育法典总则的立法目的条款和基本原则条款中,自学考试作为终身教育制度和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应分别纳入法典分则的“终身教育编”和“教育考试编”。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并不需要实现对自学考试法律规范的全覆盖,法典中确立的自学考试相关制度仍需通过法规规章予以补充和完善,这些法规规章要受到法典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定的统领,既要实现法典设定的目标,又不能逾越法典的界限。

定位、图景与路向:“大思政课”数字化空间建设的多维探赜

当前,“大思政课”建设正广泛深入地与数字技术相融汇,这一现象不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规律的有力印证,更是适应“数字青年”群体主动革新教育范式的应有之举,还是推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依托。从技术机理看,数字技术通过强化主体互动,发挥空间协同效应;通过资源整合,突出空间分布优势;通过技术应用,促进空间互联共享;通过体验扩展,推动空间场景构建。加强“大思政课”数字化空间建设,需要形成创新涌动、理性有序的思维空间,构建技术先进、靶向精准的技术空间,搭建多端互动、情感交融的平台空间,构筑优质多样、完整齐全的资源空间,凸显“大思政课”育人作用的实践导向与价值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