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研究问题”的“真”髓——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冯鹏志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对年轻干部提出了“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1)的要求。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既从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问题观,又着眼于当前干部队伍的实际阐明了党员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的关键环节,为年轻干部练好内功、提升修养提供了根本遵循。

走向唯物主义——早期霍克海默的哲学探索

霍克海默的早期哲学探索是其批判理论道路的起点与基石。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家庭的权威、战争的残酷和工人阶级的痛苦等现实苦恼,推动了少年霍克海默的意志觉醒与哲学启蒙;其次是大学期间对格式塔心理学、新康德主义哲学的理性追问与反思,坚定了霍克海默现实性的哲学立场;最后是对叔本华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吸收,明确了霍克海默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与批判路径。在从意志觉醒、理性追问到社会性探究的早期哲学探索中,霍克海默揭露了西方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与问题,对西方现代性危机展开了批判与反思,不断走向唯物主义。应当说,早期霍克海默哲学探索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思想特色,也为我们今天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科学性提供了重要参照,更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分析、回应和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调查研究的哲学支撑和方法论探析

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是我们获得间接经验乃至获得直接经验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是沟通主观与客观的重要桥梁。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善于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转化为一系列调查研究基本原则,也善于创造性地把调查研究基本原则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方法。认识运动的循环往复和不断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并不断加强调查研究。

技术的社会建构——兼论若干相关的哲学问题

就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的哲学基础和影响而言,其重要方面包括:科学与技术的区别、技术的能动性、对称性原则、权力关系的作用、物质性与本体论、结构与行动者、理论的作用、相对主义以及技术的规范性与政治性等。

后世界风险社会生态理性哲学生成建构的致思之路——唐代兴教授访谈

四川师范大学唐代兴教授立足于后世界风险社会,围绕“当代人类何以才能理性存在”展开生态理性哲学研究,尝试构建本土化的当代哲学,现已在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生态理性哲学专著30部,在《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伦理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刊物发表生态理性研究论文260余篇,初步形成生态理性哲学话语体系及理论框架。其基本努力从如下方面敞开:(1)提出“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新存在论思想,主要著作有《人类书写论》(1991年)和《生境伦理的哲学基础》(2013年);(2)思考“自然、生命、人”合生存在的生态理性本体问题,主要著作有《语义场:生存的本体论诠释》(1998年、2015年);(3)探讨“人的世界性存在”的生态理性的认识论问题,主要著作有《生态理性哲学导论》(2005年);(4)探讨生态理性哲学方法论,呈现方法创建哲学,主要著作有《生态化综合:一种新的世界观》(2015年).

实践哲学与文化关系探析——基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研究

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哲学的主要观点,这一观点与其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通过研究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可以为探究实践与文化的关系提供启示。葛兰西传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将实践与文化相融合。实践与文化的一致在于,实践与文化都是生成性的过程,都是人的本质活动和存在方式。因而实践哲学具有重要的文化任务,即夺取文化领导权和教育培养人民群众。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已萌芽,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开始形成,其内容非常丰富。它主要包括:憧憬在世界实现大同社会,坚决赞成组织共产党发起中国革命;信仰共产主义,把社会主义作为民主革命的最终目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上、下两篇文章,这与共产党人革命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相联系;中国到达社会主义阶段比起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要晚相当长的时间,新民主主义不是民粹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农民喜欢共产,会跟共产党走;共产党名称不会改变,共产主义无限美妙;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在走下坡路,中国革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从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可能和平解决;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借鉴苏联经验,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

深入把握“六个原则”的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局性、系统性战略部署,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图景。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重大原则。2024年8月7日,天津大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智库组织专家学者,以深入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个原则”为主题开展理论探讨。本笔谈在专家研讨基础上深化扩充,深入把握“六个原则”的重大意义,以问题为导向,从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逻辑、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方法论、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系统观念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6个角度,充分阐述了“六个原则”的深刻内涵和内在耦合关系。

新型帝国霸权政治的伦理学批判

美利坚帝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首先根源于英国获得北美殖民地的过程不同于西班牙、葡萄牙,致使美国在摆脱英国宗主国统治之后,经历了由建立美洲地区霸权向追求世界霸主的转变。其次与欧洲老牌帝国在建构现代政治文明中高度重视社会阶层平等相比,美国更加看重对自由理念的不懈追求,这进一步造就了美国独具特色的市民社会运作机制,特别是通过推进全球贸易与科技进步来广泛敛财的独特气质,从而奠定了美国“单极治下和平”的历史幻想。最后美国建构了一套精致缜密的政治合法性论证谱系,包括清教山颠之城论、普世价值代表论、海洋文明优越论、人类文明终结论等复杂内容。我们只有对上述问题进行仔细梳理,才能对其展开深度伦理学批判。

毛泽东的四篇骈文体书信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就阅读过骈文,也写过骈文。据目前所见,毛泽东至少写了4篇骈文体书信。其中,学生时代3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末期1篇。它们分别是:1916年6月24日和26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两封信,1917年春毛泽东与萧植蕃(萧三)联笔致白浪滔天的信,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致杨虎城的信。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两封信,内容主要是写景、叙事和抒情;致白浪滔天的信则表达致敬、尚贤和言志。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致杨虎城的信是一篇骈散结合之文,说理言志,文情并茂,重在晓以民族大义,表达团结抗日的愿望。毛泽东会写骈文,可能也直接受湖湘诗词文化,特别是满腹经纶的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主张诗人必须学习写作骈文。但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影响需要进一步探讨。毛泽东善于骈文写作,对他的诗词创作也颇有助益。

党政领导干部如何牢记和服务“国之大者”

“国之大者”,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党政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服务“国之大者”,就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绝不动摇;就要具备战略眼光,观大势、谋大局、抓大事;就要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将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秉持了哪些哲学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滋养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得以行稳致远的重要理论支撑。"社会矛盾学说"是引领当代中国改革的重要哲学智慧;"普遍联系观点"是引领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哲学智慧;"人民群众观"是引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价值导向。

党员干部为什么要“读经典”

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推动工作具有重大意义。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可以感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崇高价值追求,不断升华思想境界;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严谨的论证逻辑,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可以体悟马克思主义经典蕴含的强烈问题意识,聆听时代声音。

至善、目的王国与永久和平——康德共同体理论可实现性的三重维度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康德的政治共同体与伦理共同体在立论基础、制度内容以及可实现性上均有着较大差异。前者彰显的是最高的政治善,旨在通过强制的法权与渐进的改革走向国家间的永久和平;后者则彰显的是神学层面的至善,需要预设上帝作为最高的公共立法者,以此对所有人的德性法则进行普遍规定。这两种共同体理论之间的“断裂”使得康德实践哲学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受到挑战。但康德同样还提到了一种目的王国共同体,它以道德世界中的至善为依托,旨在通过行动者间的道德自律达成交互责任、立法意志与平等自由的状态。这不仅向上承接了道德存在者所向往的伦理共同体,同时还向下规定了政治共同体联结的前提,为真正走向国家间的永久和平提供基础保障。

西汉时期公羊灾异说的历史流变

《春秋》记载了大量的灾异现象,《公羊传》明确区分了“灾”与“异”,并作了或简或详的注解。西汉公羊家推说阴阳五行,大谈天人感应,对公羊灾异说进行了改造与发展。董仲舒与公孙弘分别论述了负面的灾异谴告说与正面的太平祥瑞说,逐渐扩大了公羊灾异说的影响。昭宣之际的眭弘以灾异推说禅让,重提“汉家尧后”之说,最终“坐说灾异诛”,但间接关涉到汉宣帝的即位。自汉宣帝开始,灾异祥瑞之说盛行于朝堂,并在哀平之世流变为谶纬之学的主要内容。

坚守文化根脉铸就文化独特标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课题,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灵魂,也是中华文化最为独特的文化标识,是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发展的源泉。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具有领导力量、主体支撑、肥沃土壤、必由之路等显著优势与深厚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也面临着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大转型时代文化多元多样多变、互联网时代文化分圈分群分众、AI时代文化智能化虚拟化去人化等深刻挑战。展望新的征程,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得到持续发展、持续巩固。

数据治理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主要困境、行动框架和实现路径

随着数据治理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成功运用,政府开始运用数据治理来推动政府治理创新。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的来说,当前数据治理推动政府治理创新仍存在一些困境,主要包括数据治理方法论存在局限,技术基础支撑有限,治理制度建设滞后,数据治理人才不足,数据治理具有风险等。面对以上主要困境,需要以“价值—制度—技术—人才”作为行动框架来开展工作,以使数据治理更好地推动政府治理创新。在“价值—制度—技术—人才”行动框架的指导下,可以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建设、夯实技术基础、强化人才支撑、重视伦理治理等路径来实现数据治理推动政府治理创新。

“两个结合”多维规律性认识

“两个结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两个结合”既立足“中国具体实际”这一个性,又承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共性,并在这种相互联系中使特殊性成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存在;“两个结合”在全球视野中确证“现代”的本质属性与进步意义,在中国视域中呈现“现代”的超越性特质;“两个结合”蕴含理论与实践双向改造并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其最新成果,开辟了“两个结合”认识的新境界;“两个结合”的确立,不仅明确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还彰显了其对于文明塑造的重要价值。

处理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价值中立,它包含意识形态倾向,表现在它的算法、所使用的数据等方面。在具体的运用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存在诸多意识形态风险,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的渗透风险、意识形态的撕裂风险、意识形态的监管风险等。因此,需要占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高地,以维护意识形态的安全和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思想史的开拓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与创新基础上以主奴关系的反转、物我关系的丰富、群己关系的透视、类归关系的提升达成了对主体、客体、社会和历史的新认识,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中国道路的成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科学运用,同时在多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厚度。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最为彻底的真理力量和价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