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球发展大环境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的重要战略抉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社会再生产的视角考察国民经济体系的循环运动,揭示其内在联系、运行机理和重大结构比例关系,为我们深刻认识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和关键战略着力点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和重要理论指导。我们应不断深化对新发展格局的研究,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学三重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随着民族工作走向新的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思想渊源、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实践路径等方面,且主要是基于行政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视角,而鲜有从经济学视角进行专门论述。本文尝试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深入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以期为此方面研究提供一定借鉴作用。从形成逻辑来看,经济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基础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经济发展具有能动作用;从价值逻辑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体现,是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支撑;从实践逻辑来看,通过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70年政治经济学的变迁

回顾和总结新中国70年政治经济学的变迁十分必要。这种变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以曲折的方式逐步确立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大小不等但有一定质的区别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支配地位的时期,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处于酝酿和雏形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省和初步变革的阶段。第一步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发地向市场经济理论过渡;第二步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形式到内容均发生变革的时期,并为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做了理论上的准备。第三个阶段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的时期。这种根本性转变正在呼唤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哲学基础、理论体系与当代启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哲学基础,是具体与抽象相统一、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分析与综合相统一、归纳与演绎相统一的科学研究范式。对于新时代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历史方位,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需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构建依据、指导思想与具体路径

中国区域发展正在经历深刻转型,空间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逐渐被重视。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有实践需求与理论需求。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足以支撑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体系的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需要打破四大"规律",并坚持以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导和具体路径。完善落实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种功能,既恒定发展方向、稳定发展成本、划定区域类型、制定共富机制、设定反馈机制,以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

经济学的历史特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探析

经济学具有历史特性,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需要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的经济理论。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实践产生了许多有益的经济思想,可以而且应该形成具有中国历史特性的经济学理论,在当代,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它指的是受到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同时吸收借鉴西方经济思想中的优秀成果的、独具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两大特征。研究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有着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增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以及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重大意义。本文同时指出了当前具有中国历史特性的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并对未来进行展望,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思路。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本文基于贸易竞争力前沿研究,构建农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分析了沿线国家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和国际竞争力现状,以及影响机制。采用DID模型,使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基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实践逻辑、典型模式与取向选择

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实质性进展、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必然举措。基于经济区与行政区的概念辨析,提出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目标是要破除“区对区的分割”,而非实现“区与区的分开”。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既包含纵向层面的“高放低”“普变特”“低升高”三种模式,又包含横向层面的通过“趋高”来实现“趋同”和通过“趋新”来实现“趋同”两种模式。现阶段,纵向层面与横向层面的改革模式分别面临系统性不足、区域合作积极性与有效性难以保障的困境。为此,应分别从遏制地方无序发展、构建动态的发展权限配置体制、鼓励采用高效精简的管理体制以及完善相关法律基础、优化政绩考核机制、强化政策协同支持等方面来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区域重大战略为载体、以区域产业发展为支撑的内涵特征,是我国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关键抓手。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体现新时代特征与新发展理念内涵的生产力,在实践层面给区域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主要包括产业主体培育、产业体系建设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三方面。我国应进一步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区域产业复合化治理,推动路径突破与路径依赖双向发展,从产业主体、产业支撑体系、产业结构等维度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进而更好地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推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与政策取向——基于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协调视角

中高端制造业快速升级与局部传统制造业向外转移的现象充分表明我国实体经济遭遇了较大发展压力。与美国、日本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发生于产业升级完成之后这一演变特点不同,我国在产业升级尚未完全完成的情况下,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制造业分化现象。基于过去经济发展的机理和动力,指出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功能异化与关系失衡,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成因。为此,基于增强我国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发展韧性的根本目标,提出未来应在厘清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内涵、功能定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两类政策的空间属性,加快建立政策的空间协同机制,推动实现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两策合一,确保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平台经济的现状、意义、问题及对策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模式,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章总结了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历程,梳理了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现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以及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链现代化和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平台垄断与资本无序扩张、数字技术滥用与数据安全隐患、法律与监管体系有待健全等问题。据此,文章从强化平台反垄断治理力度、防止平台资本野蛮生长、建立数字技术监管机制、强化数据安全和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平台监管治理体系等方面,提出推动我国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新发展格局下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构建完善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时代课题。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为宏观经济治理指明了方向,即在确保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础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同时,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多元治理目标难以平衡等问题突出,给宏观经济治理更好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带来挑战。因此,要着力提升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前瞻性、精准性及导向性,以期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经济创新发展评价指数研究

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2022年中国经济创新发展总指数为34.33,与2013年相比增长了47.60%,年均增长率4.4%。二级指标中,制度与环境指数从6.42提高到8.96,资源与投入指数从3.80提高到6.38,产出与效益指数从13.03提高到18.99。从各地区的情况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创新发展指数总体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且在制度与环境、资源与投入、产出与效益上,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未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未来推进创新发展,应进一步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为创新发展营造更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同时,应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构建高质量区域创新体系,缩小区域之间的创新发展差距。

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历史阶段、内在本质与政策建议

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将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键举措之一。从发展阶段看,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需经历四个阶段。基于所有权、发展权、收益权在两种发展模式下的关系转换,充分认识到区域发展权限重新配置的效率提升以及区域发展收益的科学分成是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面临的主要难题。最后,提出了改革的具体建议。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逻辑与路径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深刻体现,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当前,金融部门资金空转与实体部门积累不足并存、金融供给与实体需求错配、金融市场功能弱化等问题阻碍了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金融市场相较于发达国家仍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因此,通过总结归纳不同金融模式下主要国家服务实体发展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发展实际,分别就金融部门、实体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的合力、协同发展提出可行路径,以期提升金融服务实体质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大市场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石,在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外生冲击,基于2009—2020年中国284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统一大市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统一大市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都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两者在驱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而这一作用关系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为明显,对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统一大市场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相较于中西部地区,统一大市场的中介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突出;就不同市场类型而言,商品统一大市场和资本品统一大市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功效更强。基于此,应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流通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高市场融合发展水平,充分释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统一大市场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路径优化——以陕西省为例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以陕北、关中、陕南3个地区各具特色的实现形式为例,通过对比分析得出陕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思想认知、实施主体、经营管理和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困境和问题,要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相关扶持政策,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内部运行机制,创新农村资源价值化实现形式,不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指数研究

随着绿色发展受重视程度的提高,对全国和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进行量化评估变得日益迫切。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构建符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指数,对“十三五”期间全国和各省份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全面评价、分析各地区推动绿色发展的成效和不足,可以为更好地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探索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实证依据。研究发现,“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总指数从53.03提高到66.44,二级指标中可持续发展指数从29.66提高到48.29,资源利用指数从76.38提高到82.78,环境保护指数从60.83提高到74.29。发达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高于欠发达地区,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水平上相对欠发达地区的优势较为明显,但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高于中东部地区。未来推进绿色发展,应在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着力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发达地区应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并促进生态系统价值发挥。欠发达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步伐,加大对绿色技术的运用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数研究

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将协调发展的内涵分解为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协调,本文构建了中国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经测算,2020年中国经济协调发展指数达到67.05,比2001年的49.60提高了17.45。剔除权重因素后,2020年区域协调指数、城乡协调指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指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指数和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协调指数的百分制得分分别为88.13、62.72、23.69、43.25、87.58,各领域的协调指数在过去20年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为进一步推动协调发展,应通过深化财税、金融、土地、户籍等领域的改革,在继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快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补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短板。

论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韧性

当前,能否抵御住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大考。要赢得这场“大考”,“多管齐下”激发中国经济蕴藏的规模韧性、结构韧性、创新韧性、开放韧性、制度韧性、政策韧性、政治韧性是关键。为此,在思想上,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在政策方法上,要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打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激发蕴藏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发展韧性”;在主体上,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有力调动各类经济建设主体的发展积极性;在政治保障上,要加强党对打赢经济发展保卫战的集中统一指挥和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