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选址行为空间演化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重要力量,关注其选址行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对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获得工信部认定的广东1525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对象,借助Arc GIS软件对其选址行为空间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解析其选址行为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广东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选址的空间集聚效应比较明显,主要集聚于深圳、东莞、广州等工业基础较好、制造业水平较高的城市。研究期内,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空间选址的集聚区域和集聚形态均发生一定变化。广州、深圳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聚强度有所提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聚强度逐渐下降,中密度区逐渐消失。标准差椭圆扁率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标准差椭圆重心在“深圳-东莞”沿线活动,并有向广州方向偏移的趋势。广东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选址行为受多种驱动因素影响,其中研发人员数量、数字基建、科研投入、创新水平以及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等因素解释力较强。根据上述研究,应进一步强化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加强“创新-资金-人才”政策保障及推动数字转型升级,以促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

探析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

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节约问题始终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西方经济学关于节约的理论有三个方面的特征:普遍性、抽象性、定量性。西方经济学开宗明义的一个概念当属"稀缺",认为经济就是稀缺的表现;当没有稀缺,一切都成为供给充足的自由物品时,就没有经济可言了。可见,西方经济学节约理论的地位和意义非同一般。

一本研究节约问题的创新力作——评《新节约经济学》

由黄铁苗教授与青年学者孙宝强合著的《新节约经济学》一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倡导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集中了中华民族和人类古今中外的节约理论精髓，紧密结合了我国和世界资源短缺及浪费严重的实际，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无论对于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还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全书有以下四个重要特点.

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及创新性贡献

习近平围绕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主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习近平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进行梳理,归纳出习近平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认识观、时代意义观、人民福祉观、战略部署观:基础认识观从新要素、新基础、新动能、新空间、新文明、新治理六个方面准确阐释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趋势;时代意义观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三方面明确了数字经济对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价值;人民福祉观体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明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依靠力量;战略部署观展示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应从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支撑体系、治理体系进行全方位布局。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来探讨扶贫开发的制度供给逻辑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扶贫开发工作正在稳步进行。从贫困的制度性根源出发,可以将扶贫开发历程视为一种制度变迁。不同于西方的制度经济学偏重于从需求角度研究制度变迁,研究制度供给在我国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制度变迁供给历程及其成果,揭示出扶贫开发制度变迁的现实逻辑和实行精准扶贫的内在必然性。精准扶贫弥补了以往扶贫制度供给中的诸多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制度缺陷,这必然需要进一步优化精准扶贫制度供给构建。

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经济损失测算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11市为样本,选取2011-2020年相关数据,基于多维测度指标,对大湾区11市及大湾区全区水污染的工业经济损失、农业经济损失、市政经济损失以及人体健康经济损失进行了测算,并测算了大湾区水污染总体经济损失。

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脱贫攻坚战胜利的理论分析

摆脱贫困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脱贫攻坚的提出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要求,脱贫攻坚的过程是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外在表现,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是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必然结果。虽然取得全面胜利,防止将来大规模返贫任务依然严峻。

货币政策的福利分配效应:一个多部门开放经济视角

在一个多部门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基于短期福利与长期福利分析法,考察货币政策的福利分配效应。短期与长期福利分析的结果均证实,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福利分配效应,并引起社会福利在不同类型就业劳动力之间分配:贸易品部门就业劳动力的社会福利水平相对较高,而非贸易品部门就业劳动力的社会福利水平相对较低。长期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1)相对泰勒规则而言,支持增长型政策与严格盯住通胀型政策均恶化了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就业劳动力的福利,而盯住汇率型政策则相对改善了社会福利;(2)扩张性货币政策显著引起福利不平等的恶化,但相对泰勒规则而言,支持增长型政策与严格盯住通胀型政策对于福利不平等产生更大的恶化效应,而考虑汇率的政策则相对改善了福利不平等状况。因此,无论是基于社会福利的角度,还是基于缓和福利不平等的立场,开放经济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均应考虑汇率。

部门冲击与整体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以8大部门供给冲击对整体通货膨胀的影响为例

基于不同部门异质性显著存在的事实,以我国统计CPI的8大部门为例,采用2002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4季度的数据,考察部门外生供给冲击与总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影响,发现食品部门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的冲击效应最大,并且不同部门的外生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在此基础上,条件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食品部门、衣着部门供给冲击以及总供给冲击在推动整体通货膨胀波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其余部门供给冲击对于整体通货膨胀波动具有相对较小但却持续性较强的作用。研究表明,忽略不同部门的异质性而基于整体经济建模,可能引起结论的偏误;我国食品部门供给冲击对于通货膨胀具有最大的效应,稳定物价首先需要稳定食品部门的价格。

多部门经济、异质性技术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消费品生产部门与投资品生产部门的NK-DSGE模型,并基于这一模型考察了异质性技术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模型整体拟合优度检验的结果表明,所建立的包含异质性技术冲击的模型相对较好地拟合了我国的现实数据。技术冲击的脉冲响应显示,消费品生产部门技术冲击对于宏观经济具有扩张效应,而投资品生产部门技术冲击对于宏观经济则具有紧缩效应。因此,在实施劳动力市场稳定化政策的过程中,如果政府推行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那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推行这一政策的一个重要前提。

以“一带一路”广化深化广东开放型经济

"一带一路"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走向内外开放再平衡的重要战略,也是现阶段广东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平台。广东参与和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具备良好的历史渊源、区位条件和产业优势,以及巨大的开放引领作用和经贸合作潜力,广东也最早从省级层面制定方案全方位对接并落实这个大战略。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开放载体和连接桥梁,广东既能广化当前开放型经济的新空间,拓展与东盟、俄罗斯、中亚、南亚、中东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寻找新的海外市场增长点;更能深化广东开放型经济的新内涵,优化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投资促进和市场融合,利用两种自贸区、企业"走出去"和人文联络等内外部条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支柱型区域与中国经济增长

近20多年以来,中国各省份占国民经济增长的比重存在“7·50”现象。即无论外部环境及内部结构怎么变化,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7位的7个省份总是可以支撑起中国经济增长的半壁江山,共同扮演着中国经济增长支柱的角色。据此提出支柱型区域概念,即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大,共同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且占全国GDP比重合计达到一半左右的一组区域。为更好发挥支柱型区域稳定全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采取以下策略:给予支柱型区域必要的政策支持,大力支持支柱型区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引导支柱型区域用好区域重大战略机遇,鼓励支柱型区域大胆探索复苏经济的有效办法。

关于发展壮大广东县域经济的思考

本文阐述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战略意义 ,剖析广东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探讨广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对策。

新发展格局下“一核一带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分析

“一核一带一区”作为区域发展类型中的一种特殊组合,是为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尝试。本文通过构建“一核一带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分析2015-2020年“一核一带一区”及其内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果显示:“一核一带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一核”“一带”“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梯度特征显著。此外,“一核”“一带”“一区”的21个地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各自区域内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三种类型。因此,全面深入推动“一核一带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因地制宜施策,积极探索差异化的错位发展路径,充分发挥区域战略的协同综合效应。

广东省21市科技创新效率测评研究

本文通过运用DEA-Malquist方法对广东省21市与四大区域2015-2017年科技创新效率分别进行了评价分析,结果表明:第一,2015-2017年间较2015-2016年间TFP升少降多,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不升反降;第二,2015-2017年间,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小于1的城市可分为三类,一类为技术衰退(河源、汕尾、茂名),一类为规模不经济(广州、珠海、佛山、梅州、惠州),一类为管理、组织方式滞后与规模不经济(韶关、肇庆),从技术进步上看,大多数城市呈现技术进步趋势,少数城市呈现技术衰退,从规模效率上看,大部分城市呈现规模不经济趋势;第三,科技创新效率存在区域联合技术进步与规模经济,经营管理与组织变革也有所提升,存在聚集效应,且为正溢出效应,但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

代理成本视角下内部薪酬差距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长期以来上市公司内部薪酬差距过大的问题饱受争议,股价崩盘风险也越来越成为资本市场的研究热点。本文从代理成本的角度,使用2000—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实证研究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对绝对薪酬差距的感知更为敏感,上市公司过大的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会显著增加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进而增大股价崩盘的风险。也就是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过大的薪酬差距会更多地影响人的公平感知,导致公司的代理成本上升,进而增加股价崩盘风险。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较为浓厚。因此,本文建议上市公司在重视薪酬激励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合理设定内部薪酬差距,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研究——基于多维指标的贡献度分析

基于27篇重要文献筛选出企业特征、治理特征、地区特征3个维度的18项变量,采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识别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最为关键的5个因素依次为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专利存量;企业特征维度的关键因素为企业规模、年龄和专利存量,治理特征维度的关键因素为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和拥有IT背景高管,地区特征维度的关键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数字化水平较低企业受企业年龄、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数字化水平较高企业受专利存量的影响更大;非高新技术企业受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更大,高新技术企业受市场化水平和专利存量的影响更大;管理者目光长远企业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管理者短视主义企业受市场化水平的影响更大;国有企业受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非国有企业受企业规模和年龄的影响更大;中心区企业受企业年龄的影响更大,非中心区企业受数字基础设施和专利存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应放在助推企业做大做强、支持中小及新建企业、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企业创新等方面。

广东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1980～2004——基于面板数据的MalmquistDEA

本文利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广东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析,估算出1980年至2004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率。分析表明,广东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的,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内部人势力、失业呆滞与货币政策——基于包含非正规部门的NK-DSGE模型

行政性用人体制使得我国正规部门具有显著的失业呆滞特征。本文将这一特征引入包含非正规部门的NK-DSGE模型中,并基于这一模型考察了存在失业呆滞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设计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正规部门的失业呆滞特征导致外生冲击给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了永久性伤害;(2)失业呆滞显著影响了不同货币政策机制的社会福利水平;(3)失业呆滞的程度越高,相对于最优货币政策机制而言,Evans规则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改进的幅度越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当非正规部门也存在由于内部人势力引起失业呆滞时外生冲击的效应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即使非正规部门也存在失业呆滞,本文分析的结果仍然有效。因此,本文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失业呆滞显著存在的背景下,Evans规则对于劳动力市场仍然具有较好的稳定效果,并且相对改善了社会福利;同时,应该从源头上改革我国行政性用人体制,进而清除失业呆滞的形成诱因。

论财政支农方式改革——兼论对广东财政支农方式改革的建议

财政支农资金是农村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之一。如何开发和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发动器"功能和对农村资本形成的宏观调控作用,则有赖于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方式的改革。应将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融合,利用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村金融信贷实行价格支持、税收支持和风险转嫁补偿等等,促进社会金融资金投放于"三农"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