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文化对农村小康建设的作用及实现路径——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新乡贤文化为例

新乡贤文化既是对传统乡贤文化的继承,也是一种延伸和拓展,应包含新乡贤构成、时代背景、文化内涵三部分内容。新乡贤文化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一剂良方,在推进文化繁荣发展、引领乡村社会风尚、助推乡村经济发展、促进乡村社会稳定、推动乡村生态文明、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当下加快培育和弘扬新乡贤文化、助推农村小康建设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必须从挖掘乡贤文化、重构参与机制、完善制度基础等三方面着手。

沿海县市农村电商发展的SWOT分析与对策思考——以绍兴市上虞区为例

在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伴随着"互联网+"11项行动的实施,农村电商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并赋予了更多发展的意义。然而,目前并非所有地区都具备农村电商发展的环境和要素。笔者以绍兴市上虞区为例,在交流访谈、问卷调查等基础上对农村电商进行SWOT分析,以此来把握战略定位和战术选择,并提出善用优势、克服劣势、成就机会、抵御威胁等具体对策。

闲置农房(宅基地)激活的探索实践与路径研究——基于对绍兴市上虞区试点的调研

随着城镇化、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建设用地紧缺,农村宅基地作为土地资本的财富特性日益凸显出来. 农村闲置农房(宅基地)作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收最大的"沉睡"资源、资产、资本,一直以来没有发挥出它的最大价值. 在探索实施宅基地"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这个过程中,绍兴市在浙江全省率先部署实施 "闲置农房激活计划", 初步展现成效.本文以全省试点区县——绍兴市上虞区为研究对象开展调查研究,听取了上虞区相关部门单位和部分镇、 村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对全区村党组织书记开展了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研究.

农民合作社发展的SWOT分析——基于对绍兴市上虞区农民合作社的调研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各级政府将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并明确指出“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以下简称“三个定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等新的战略举措。在这种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农民合作社提升发展的新路子，课题组以上虞区为例〔上虞是浙江省五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试点（县）市之一〕，走访调研了相关部门、乡镇和众多合作社，设计发放了合作社版、乡镇版两种版本的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分别是117份和21份。本文拟通过分析农民合作社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相比有哪些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机遇（Opportunity）和挑战（Threats），即SWOT分析，探讨在新形势下农民合作社如何进一步提升发展。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以绍兴市上虞区为例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凝聚农民群众、贯彻和落实农村政策、巩固和扩大党执政影响力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在农村社会的生存空间缩小、党的政治领导功能弱化、党员干部队伍素质不强等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这为新时代进一步巩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指明了方向。在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组织力概念界定与理论探源的基础上,以绍兴市上虞区为例分析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在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有效路径。

新时代闲置农房激活的地方实践与路径研究——基于对绍兴市上虞区的试点调研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农村宅基地、农房制度的改革探索一直在不断变化。文章通过绍兴上虞样本分析,提出推进闲置农房激活,需要坚持摸排先行、规划引领、示范带动、产业支撑等四项举措,突出政府引导、项目支撑、要素保障、宣传推介等四个重点,探索建立村户合作、村企联动合作、民宿培育开发、协会+基地开发等四种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路径研究——基于对浙江绍兴上虞300多个行政村的调研分析

新时代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以绍兴市上虞区300多个行政村为例,进行问卷调查,结合个别实地踏看、访谈、座谈,分析上虞区面上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实现形式、发展模式,总结经验,探讨不足和原因分析,提出要进一步盘活集体资产、优化配置资源、发展服务经济、推动新型业态、创新经营机制、化解债务问题、实施精准扶持、完善用地机制、深化金融服务、优化激励机制等十条对策建议。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村域实践与思考建议——基于绍兴市“数字张村”的个案分析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绍兴市上虞区是浙江省首批确定的11个数字乡村试点示范县(市、区)之一,“数字张村”是其重点打造的一张名片。目前,“数字张村”已搭建“一舱、一图、一码”基本架构,构建了数字党建等八大应用场景,实现了党建引领、指数先行、品牌强化、治理有效和掌上生活的移动管理。与此同时,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村民数字意识不强、数据集成不够精准是当前阻碍“数字张村”深入推进的主要因素。因此,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承载能力;完善数据资源体系,融合相关平台载体;构建多元融资体系,做好政策资金保障;加大人才扶持力度,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实现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融合,为更好地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地方经验。

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研究——基于绍兴市298位流动农民工子女的多层面调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就业,随迁子女社会适应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课题组通过座谈交流和问卷调研发现,在绍外来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总体较好,但在居住环境、活动参与、语言交流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这既有家庭、学校、同辈因素,也有农民工子女个体因素,推动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需要加强对家庭、学校、社区等工作指导力度,为农民工子女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

新时代清廉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来自绍兴市的经验

党风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需要在全社会形成清廉文化氛围,提升清廉文化影响力,充分利用清廉文化资源,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近年来,绍兴市以“清廉绍兴”为目标,围绕清廉文化建设实施了一系列可行性做法,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对国内其他城市进一步推动清廉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干部服务能力建设研究——以绍兴市S区为例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体现了要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的定力和决心。乡村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要想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乡镇干部是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骨干、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新时代加强乡镇干部服务能力建设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乡镇政府总体服务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但不可否认一些乡镇政府服务理念滞后、服务能力不强、服务机制不健全、服务手段落后、服务效能不高等问题仍然存在。新时代需要进一步提升乡镇干部服务能力,为基层百姓提供更加有效的服务、为乡村振兴发展助力。

调准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的党建“音符”——以绍兴市丰惠镇为例

十九大后,新时代基层治理需要党建工作引领。绍兴市丰惠镇结合本地区党建和基层治理现状,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摸索出完善定位、紧跟民心和精细开展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经验。同时,以注重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基础、以三大尝试为依托、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打造出"主"字型的共进共生新格局,成为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启示。

四位一体:“乡贤+”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基于绍兴市永和镇的个案研究

乡贤有独特的政治导向、经济发展、文化重塑和社会建设价值。基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去发现乡贤、培养乡贤以及树立乡贤。绍兴市永和镇通过发挥乡贤文化优势、系好乡情亲情纽带、搭建各展其能平台以及营造共商共治氛围的举措,开辟出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道路。此外,乡贤治理也要关注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问题,加以现代化改造,增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乡贤贡献力。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创新研究——以绍兴市S区为例

加强农村基层党建,是为了不断提升党组织的创新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农村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组织保障。农村基层党建创新从根本上说,即是对农村党建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的回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取得了快速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面临基层党组织设置、制度创新、队伍结构完善和执政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挑战。文章以绍兴市S区为例,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其在农村基层党建取得的成绩、积累的经验,并提出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创新路径。

警务共同体:合作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基于浙江省绍兴市的案例观察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是人民性对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的本然要求,建设警务共同体是加快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应然举措。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以首善示范、永葆前列为总体目标,扛起新时代“枫桥经验”这面大旗,把警务站作为重要载体,建设更多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理念的警务共同体,该项工作的基础扎实、成效明显,对其它城市创新发展现代警务模式、持续迭代现代警务体系、全面融入现代社会治理大格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警务共同体:合作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基于浙江省绍兴市的案例观察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是人民性对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的本然要求,建设警务共同体是加快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应然举措。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以首善示范、永葆前列为总体目标,扛起新时代“枫桥经验”这面大旗,把警务站作为重要载体,建设更多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理念的警务共同体。该项工作的基础扎实、成效明显,对其他城市创新发展现代警务模式、持续迭代现代警务体系、全面融入现代社会治理大格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增加R&D投入一定会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吗?——来自中国280个地级城市的经验证据

如何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目前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R&D投入和科技创新一直是经济发展需要考虑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利用2017—2019年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R&D投入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R&D投入和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一定数量的R&D投入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但R&D投入超过一定阈值后,更多数量的R&D投入则会给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负面影响;科技创新是R&D投入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传导渠道;在大中城市中,科技创新在R&D投入和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会更加明显;在小城市中,R&D投入和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加显著。因此,通过加大R&D投入来提升科技创新水平进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但R&D投入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只有将R&D投入有效地转化为科技创新产出,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与“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投入——来自中国沪深A股上市“专精特新”企业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专精特新”企业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投入,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地,数字金融的广度发展对“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效果在较长一个时间序列上都稳健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缓解“专精特新”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但数字金融只能通过帮助“专精特新”企业去杠杆、稳定财务风险这一渠道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

“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城市边界日益向周边地区拓展,随之出现了“撤村建居”及“村落合并”的“过渡型社区”。在失地农民、流动人口、本地居民等群体共存的空间形态下,产生了一系列治理难题。调研发现,“过渡型社区”治理存在社区环境状况堪忧、居民参与意识薄弱、社区认同有待增强、管理机制尚不健全等突出问题,要消除“过渡型社区”存在的治理难题,需要加强社区环境营造,培育居民主体意识;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社区服务升级;创新社区管理模式,提升综合治理能力。

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存在论境域

在近代西方哲学中,无论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还是费尔巴哈的“类”概念,都是具有形式普遍性的抽象社会,两者都是范畴论的存在论规定。也就是说,都是在理性形而上学的原则下讨论社会问题。马克思经哲学革命后所开启的生存论境域,则把社会概念从近代范畴论的规定中解救出来,实现了社会概念的感性和历史性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