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

学术重大课题是引领学科发展的具有前瞻性的方向标。2014年美欧考古学界就未来25年的考古学发展推出了25个重大课题,在国际考古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样有必要探讨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分析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需要结合学科所处的内外背景关联。回顾百年中国考古学发展,可以看出不同阶段重大课题的引领作用,最终指向是要建立自主学术体系。展望未来,主导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时代精神应该是超越,包括摆脱对西方学术体系的依赖,建立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超越既有的主流范式,拓展学术领域;超越考古学的学科范畴,参与讨论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超越中国的研究范围,研究世界文明等。归根结底,是要建立一个具有创新与开拓能力的自主学术体系。

如何衡量中国考古学与中华文明探源的进展

如何衡量考古学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关系到学科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策略。回顾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不同学术体系、不同时期,甚至不同分支领域的衡量标准不尽相同。但学术发展具有累积性,考古学有其基本的任务,由此构成衡量考古学发展的四个标准。以这四个标准来衡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以及代表其最高水平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考古学存在“断层式的发展”现象,部分领域发展迅速,理论是短板。具体就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而言,建议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促进研究的发展,为中国考古学的总体发展示范。

特定装饰铜器与生产作坊关系考辩——亚址、亚醜、戴家湾铜器与孝民屯铸铜作坊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单一因素的单眼蹼形大角特定装饰造型分别见于晚商“亚址”“亚醜”铜器和西周早期“户”“鼎”“■”铜器的现象以及孝民屯铸铜作坊同类陶范出土情况的分析与考辩,认为同一特定装饰的铜器、甚至是形制、纹饰完全相同的铜器可以分属两个不同的族群或家族;同一铜器铸造作坊可以为不同的族群或氏族铸造同一特定装饰铜器、甚至是形制和纹饰一致的铜器;同一铜器铸造作坊可以为不同王朝铸造同一特定装饰的铜器,且一般分属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文化;同一特定装饰的铜器往往为同一阶层所有,可以跨族群、氏族却不能跨越社会等级。

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认定考古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遗产公约》以及由之引发的世界性遗产自觉,正是人类对历史与遗产探索、认知的一个突出的体现。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今的考古学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考古学家的考古了。考古遗址和文物所荷载的信息不仅是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也是公众进行文化实践、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问的提出正当其时。所有跃跃欲试(申遗)的考古遗址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拷问:一个或者一组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的遗址如何具备超越自身,超越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基于在地经验,提出可以广泛验证和修正的通则的全球考古学之路,正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追求的。而确立以公共性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则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考古学的公共考古概念。对遗址的各项价值特性开展国内外同期同类遗产的充分对比分析,也能为考古遗址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全人类文明视野为背景框架的参照坐标系,从而大大提升我们的研究视野。站在中国考古新百年和世界遗产“下一个五十年”开启的节点上,中国考古遗址放之世界遗产视野的价值讨论,既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也意在建立与遗产保护利用更密切的共生关系。

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所见宋元贸易陶瓷

本文收集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31处宋元时期沉船资料,依据器物组合面貌异同,将所出贸易陶瓷分为7期(约1060-1360年)。通过编年结果可以看出宋元时期参与贸易活动的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诸省窑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动。而同时期各窑场受生产技术及地理位置等条件制约,在外贸活动中也存在着较大的角色差异。

实时动态差分测量技术(RTK)在桐城魏庄遗址中的应用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考古学与前沿科技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在考古测绘方面,RTK设备的应用,为采集更多种类的数据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所测绘出的数据逐渐精确,所还原的信息量也大幅增加。201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安徽桐城魏庄遗址的过程中,我们利用RTK技术采集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经数据处理软件Matlab处理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魏庄遗址遗物和遗迹的分布情况。同时,通过对遗物分布的分析还可以还原出可能错过的遗迹单位,进而推导出遗迹现状的形成原因。与魏庄遗址周边其他商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遗址的文化面貌进行对比,可以佐证数据还原及分析成果的准确性。虽然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但RTK数据的采集、对比和应用仍可以为今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课题能够有效引导学科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就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课题先后发表观点,提出中华文明探源“古文化一古城一古国”的思路,强调要研究“三中问题”(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与中华文化的由来),对后续中国考古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学科发展面临范式转型的巨大压力,在此情形下,讨论学科的重大课题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试论青铜觯的组合和墓葬的关系

青铜觯作为流行于晚商和西周前期的一类重要青铜酒器,在酒器组合中占有重要地位。该文结合出土铜觯和未出铜觯两类墓葬的情况,对青铜觯的组合与墓葬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总结铜觯组合的同时,揭示了组合变化与墓葬等级之间的动态关系。

到考古实习工地上去吧!

如果你是象牙塔里的学子,是否疲乏于淹没在纷繁浩秩的文献资料中?是否厌倦了坐在教室里接受传统的讲授?是否因无穷无尽的背诵和考试而感到心烦?是否对未知的历史充满了好奇?是否因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苦恼?是否因每日忙于应对杂七杂八的事情而缺少与同窗、老师的贴心交流?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惑,就请到考古实习工地上去吧!

中国旧石器时代石球的实验研究

石球是一种旧石器时代分布极为广泛的石质工具,有关其形制、制作与使用还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其形制包括一般打制石球与琢制滚圆的石球。中国发现石球按大小可以分为两个类型,较大者多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较小者多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及以后时期,本文讨论侧重前者。实验研究显示,石球生产是一项时间成本高昂的活动,如果加上琢制过程,所需要时间远多于手斧生产。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球的大小与质量存在明显的偏向性,与成年男性手掌大小一致,这支持石球可能是直接握持使用的。投掷使用实验表明,平均质量与大小、形制规整的石球最有利于用手抓握投掷。结合考古材料中石球集中发现的状况与伴生动物化石进一步支持石球很可能是一种狩猎工具。不过采用石球狩猎距离较短,杀伤力有限,且更依赖机会,有较高风险。

景观考古视角下的庙子沟遗址

过去的人们在遗址上不只是生活、抛弃物品、建筑房舍,他们还与周边的景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景观考古学就要研究遗址周围的情况。若只把遗址看作地图上有限的圆点,信息量有限,而结合景观考古学来思考则要有意义得多。考古学家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理解景观:第一,景观是一系列经济资源,或是遗址资源域/利用区域分析;第二,景观是社会的反映,这与复杂社会及国家的形成理论相关联;第三,景观是文化意义系统的表达,“景观”有两重含义,它不只是土地,还包括人们怎么看或精神上如何构建它。

从考古资料考察乌孙的农业经济

乌孙国是西汉时期由游牧民族在西域建立的行国,其主要活动区域东境达准噶尔盆地的西缘,南境抵天山北麓伊犁河流域,西界咸海东岸,北至巴尔喀什湖,以伊塞克湖和伊犁河流域为中心。在其活动中心伊犁河流域发现了大量与乌孙有关的墓葬,通过对墓葬内出土遗物——陶器及与农业相关的工具分析、讨论,认为乌孙的经济在早期阶段以畜牧业中的养羊为大宗,在乌孙西迁伊犁流域时开始了农业经营,之后到了晚期阶段则是农牧并举,但是畜牧业一直居主导地位。

从四大板块看史前中国文明的演进与互动

在早期中国文明研究中,曾长期存在“中原中心论”的观点,研究者把关注的重心完全放在中原地区,似乎只有中原才有文明。这也是考古学家苏秉琦所批评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两个“怪圈”之一,因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显示,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更像是“满天星斗”“群星璀璨”。过去二十多年来,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发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古城及相关考古遗存的揭示,充分展现了早期中国文明丰富多样的发展模式。考古发现与研究显示,早期中国文明是一个存在密切联系的互动圈,是一个相对独立且完整的体系,但并不封闭。不过,中原中心论并没有完全消失,它的升级版就是“华夏-边缘”论,即认为农耕区的中国文明才是华夏中心,其余是边缘。这种考察视角有失偏颇,与真实历史不符,我们应该从更大范围的互动中来考察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

桑干河畔的炉火 大同吉家庄遗址陶器陶窑实验考古纪实

著名作家丁玲的名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让世人熟悉了桑干河这个名字。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在桑干河畔吉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使我们有机会揭开那里4000年前的古老文明,陶窑、房址、墓葬、黑陶、骨器等精彩的物质文化遗存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冀蒙交界裕民文化锛状器的制作技术

锛状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的一类特殊的打制石器类型,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在北方森林草原交错带延续并有技术改进。十多年来,在裕民文化多个考古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锛状器,是该文化代表性的石器。本研究通过形态观察与特征测量、加工痕迹与制作技术分析、操作链重建与复制实验等手段,对裕民文化出土的锛状器进行技术观察和实验分析,还原了裕民文化锛状器的生产工艺,并结合文化背景阐释了这类石器工具在裕民文化中的技术适应意义。锛状器可分为以平直刃为特征的单面加工类型和以弧凸刃为特征的两面加工类型,这种类型划分同时具有形态和技术上的意义。结合裕民文化的石器组合来看,锛状器在形态上具有一定规范性,操作链上具有高度灵活性,与其他工具一起反映了裕民文化人群对北方森林-草原交错地带风险环境的弹性技术适应。

文化历史考古的理论反思:中国考古学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考古发现与研究方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在理论领域相对滞后。一般认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以文化历史考古为主，而西方在文化历史考古之外还有过程考古、后过程考古等等。

宝鸡石鼓山三号墓研究

本文通过五个方面的分析,认为石鼓山M3的时代可进入康王初期,葬制、葬俗、器物"西土"风格浓郁,墓葬等级属仅次于诸侯一级的高等级贵族,铜器上族徽反映了复杂的族系关系。此外,墓葬体现出高领袋足鬲族群在商末周初主要向周人故土发展,布防西部边境,而联裆鬲集团主要向关东发展的现象。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的时代下限可进入西周,其在周初为西土集团高等级贵族服务。同时,石鼓山M3还展现了西土集团列簋制度的雏形。

南宋德寿宫址考

南宋临安城之北内德寿宫以秦桧旧第扩建而成,先后成为高宗、孝宗两任太上皇及其皇后居所,历经重华宫-慈福宫与慈福宫-寿慈宫之变更,咸淳间以其旧址北部改建御前宫观宗阳宫。德寿宫址南临望仙桥直街、东临直吉祥巷、西临靴儿河下、北抵清织造署前。

鲁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

本文分析了鲁南地区西周时期的各类文化因素将其归纳为A类周文化、B类商文化、C类本地文化和D类混合型文化四种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从横向上总结了这四类因素在西周前、后两期中的复杂程度和所占比重,从纵向上分析出了A类周文化因素逐步取代B类商文化因素并最终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发展趋势。

龙山时代的中原和北方--文明化进程比较

龙山时代的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都源于仰韶文化,同属广义的中原龙山文化范畴,都在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先后迈入初级文明社会。但它们同源而异化,分别形成社会发展和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和"北方模式";同根而相煎,终至龙山后期北方文化南下,对中原造成很大影响。中原和北方的南北互动和起伏盛衰,深层原因当在于自然环境及其演变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