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名义续考

刘贺因霍光择定,以昌邑王身份入长安即皇帝位,然而仅27天即被废黜,成为"故昌邑王"。11年后,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刘贺被封"海昏侯",移徙江南。霍光、刘贺、汉宣帝之间的微妙关系是西汉政治史值得深思的现象,而"海昏侯"名号的含义也值得关注。对照南齐败亡君主萧宝卷得"东昏侯"名号,史称"依汉海昏侯故事",可知"海昏"应"非县邑名",当有象征意义。除《"海昏"名义考》一文所举诸例外,又有"冠军侯""博望侯""定远侯"等可以引为同类。而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亦超出当时豫章所属"县邑"规模。由此亦可推知"海昏"确实"非县邑名"。

“海昏”名义补议

刘贺被霍光等废黜,丞相张敞等提出"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是重要缘由。结合湖南益阳出土秦二世诏书称"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著以明"可知,"宗庙"认可是取得执政合法性的必要程序。刘贺封"海昏侯",其名号所具有的贬斥涵义,可以理解为站在正统立场上的否定态度的明确表露。对照南齐败亡君主萧宝卷得"东昏侯"名号,史称"依汉海昏侯故事",可知"海昏"应"非县邑名",当有文化象征意义。宋金外交史中,被金军北掳的赵佶、赵桓称"昏德公""重昏侯","昏"字的涵义也与"海昏侯"的"昏"接近。《降封昏德公诏》称"用遵旧制","事盖稽于往古",体现出历史继承关系。

刘贺昌邑——长安行程考

刘贺政治生涯中受玺书赴长安的情节值得注意。史乐成等受命"征王","乘七乘传",体现史籍所见规格最高的交通等级。刘贺行进速度体现的交通效率,透露出个人性情。而行途表现受到的道德谴责,与后来在皇帝位时"行淫乱"罪名有一定联系,也有探析的必要。比较汉文帝刘恒自代入长安与刘贺自昌邑入长安行程,也可以有所发现。考察相关现象,有益于说明刘贺在西汉政治史中的地位以及昭宣之际历史进程的若干特点。

汉代“乳舍”及相关问题的社会史考察

东汉文献中有关于"乳舍"的记录。追溯其渊源,应当注意到《左传》产妇"偕出"的记载,有人解释为"出之产舍"。"乳舍""产舍"应是妊娠女子专用产房,有迹象表明其社会公共设施的性质明朗,使用似乎并没有阶级身份和职业等级等条件的限定,因而妊娠女子与初生婴儿可以得到较好的社会保健待遇。考察与"乳舍"相关的礼俗制度,可以探求与原始生育禁忌传统的关系。"乳舍"的历史记忆,使人联想到东汉晚期在复杂文化情境中出现的"义舍""义米肉"等社会公共服务设置的存在。对于相关现象的思考,或许有益于对当时社会文化风貌的认识。有关汉代"乳舍"的研究,可以深化对当时孕妇与哺乳期妇女社会地位、社会待遇的理解,亦涉及新生儿的生存条件。相关社会意识的说明,也有推进社会史研究的意义。

两汉“守冢”制度

两汉时期出现的由最高执政集团设定的“守冢”制度,是对战国以来兴起的盗墓风习的抗御方式。“守冢”制度维护了政治等级,提倡一种政治文化取向,亦表现出仁政关怀,同时也顺应了国家作为意识形态主导的“孝”的伦理原则的社会普及。“予守冢”“置守冢”,又体现出皇帝对某些家族和个人的特别恩宠。两汉“守冢”制度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帝王的一种政治表演形式,也成为帝制时代的行政规范之一。“守陵”“守冢”“守墓”作为国家行为,可以防止民间个体及小群体隐秘的盗墓犯罪,却无法阻止军政实力集团大规模的公开的盗掘,但是对于这种体制在客观上有益于保存古代文明遗产的意义,应当给予肯定。

博望:中原西望中亚的视窗

张骞"凿空",开拓了交结西域的交通路径。汉武帝以封"博望侯"嘉奖其功业。"博望"名号成为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形成了典型的纪念意义,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骞的历史贡献之一,是将亲身考察所获得的有关中亚地方的知识传递到中土。张骞之"博望",打开了中原西望中亚的明亮的视窗。在获得有关中亚诸多文化信息的基础上,张骞的外交实践与交通开拓也多有成就。张骞"浮槎"神话,可以看作民间社会对"博望"所体现的创新性、开放性、进取性文化精神的肯定和赞美。

汉代“幼孤为奴”现象刍议

汉代"略卖"人口犯罪,往往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略卖"未成年人的行为构成对少年儿童人身安全以及家庭完整和社会治安的严重危害。其主要原因,在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普遍存在。而未成年人社会地位的低下,也致使他们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社会动荡等多种原因导致"幼孤为奴"或说"幼孤为奴虏"情形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边境冲突和民族战争中发生的掳掠未成年人的情形,也值得研究者重视。社会构成中未成年奴婢的大量存在,是研究汉代社会文化应予关注的现象。

论洛阳“武库”与“天下冲阨”“天下咽喉”交通形势

西汉洛阳占据"天下之中"的地位。在包括帝国全境的"天下"交通格局中,曾有"天下冲阨""天下咽喉"的称誉。体现此形势的条件,有"武库"和"敖仓"设置。考察洛阳"武库",可以与东海郡武库、上郡武库以及姑臧库与武威库的区域空间位置进行比较,理解并说明其战略意义以及洛阳因此而具有的交通地位。

汉陶文“小儿受赐”试解

陈直在《关中秦汉陶录》中著录一件汉代文物“汉小儿受赐陶盖”,外围文字“小儿受赐天佑世昌”,内围文字“长宜子孙”,其中“小儿受赐”文意不明朗。对照相关文献,“小儿”可以理解为“受赐”所得。如此与“天佑世昌”“长宜子孙”形成合理的逻辑关系。“小儿受赐”陶文与汉代常见的“宜子”“宜子孙”“长宜子孙”“永宜子孙”“保子宜孙”等出土文字资料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内涵。作为重要的文物信息,透露出当时社会在宗法制传统影响下对于“子孙益昌”的普遍而深切的期待,从而具有儿童生活史料的价值。

汉武帝“巡边至朔方”与直道交通

《史记》《汉书》记载汉武帝经营朔方,又有"猎新秦中""北至朔方""并北边以归""巡边至朔方"事迹。这些事迹均表明,无论是朔方军事防务的加强,军运的充实,还是民户的大规模迁入,都是因交通运输效率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秦始皇直道的交通条件,很可能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司马迁自己在叙说蒙恬悲剧时也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司马迁行历秦直道,应当是随行汉武帝出巡。汉武帝往返北边,很可能经过秦直道部分路段。对于这一交通史迹的相关考察可以推进交通史、军事史、边疆史与民族史的研究。

东方朔“跛猫”“捕鼠”说的意义

我们探讨猫的驯宠史,注意到《东方朔传》所见东方朔对"骠骑"难,曾言"跛猫""捕鼠"事。相关信息对于了解猫作为鼠的天敌怎样进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意义相当重要。"东方朔说"如果可信,则能够推进对畜猫捕鼠的生活史的认识。汉武帝时代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热季的历史阶段,"东方朔说"结合河西出土木雕猫模型,可以深化中国猫是西方传入抑或本土驯化的讨论。

两汉“守冢”制度

两汉时期出现的由最高执政集团设定的“守冢”制度,是对战国以来兴起的盗墓风习的抗御方式。“守冢”制度维护了政治等级,提倡一种政治文化取向,亦表现出仁政关怀,同时也顺应了国家作为意识形态主导的“孝”的伦理原则的社会普及。“予守冢”“置守冢”,又体现出皇帝对某些家族和个人的特别恩宠。两汉“守冢”制度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帝王的一种政治表演形式,也成为帝制时代的行政规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