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城市更新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坚持因城施策 让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

此次会议强调继续坚持因城施策。坚持因城施策可以切实落实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属地责任,让地方政府放开手脚、实事求是地解决当地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回应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可以将房地产市场发展与本地整体发展战略目标相结合,让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此外,如何研究好当前及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新需求,提供品质优良、服务到位、配套齐全的好住房、好小区,这对习惯于建设图纸标准化的房企来讲是个重大的考验,也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新空间所在。

中国之治的逻辑与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祁凡骅教授访谈

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祁凡骅教授的采访,明确了中国治理的核心特征是党在治理体系中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与西方"选举型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须兼顾整体利益,同时长期执政,关注长远目标。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转化为国家治理的优势,是通过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动员和面向下一代的公共教育体系实现的。新时代领导干部管理将更加关注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学习能力、专业能力和国际化能力。推动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关键在于积极推动放管服改革,赋予企业等其他市场主体更大的自主权,促进社会多元化发展,壮大企业家队伍,弘扬企业家精神。中国在疫情期间创造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高度稳定的双奇迹,是基于四大原因:第一,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其核心是党的领导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第二,人民至上,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第三,疫情防控尊重科学规律,赋予医学专家充分话语权。第四,共产党长期的执政地位赢得了民众信任。总的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特征,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最大优势。

再论以“中国”作为方法论:基于人民研究路径的分析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学术己任,系统反思“中国”作为方法论的意义与操作路径尤为必要。以中国作为方法论,不只是将中国作为研究的背景或研究的对象,更是作为提出命题、建构理论、选择方法、确定路径的前提和关键。以人民研究为例,可以呈现以中国作为方法论的具体操作路径,即,从探寻具有中国基因的鲜活概念开始,到“在田野”研究方法的具体使用,再到“从田野见制度”的理论结构化全过程。

40年中国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的主题演变——基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文献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表的学术期刊论文和《人民日报》等报刊理论版文章的文献计量分析,回顾了40年来中国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的主题。研究发现,研究主题从1983—2002年“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转向2003—2012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主题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2013—2022年)。研究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响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针对不同时期科技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理论探讨,履行了服务于党和国家科技创新重大决策的战略性国家科技智库的使命。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测度研究

有效识别“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系统性风险及其关键驱动因素对平稳实现各国经济金融的深度融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150多万条银行微观股票数据和财务数据,通过构建压力时期回归模型的客观方法获得系统性风险三因素权重,在同一框架下利用规模、杠杆、关联性3个因子测算了银行、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系统3个层次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从系统性风险表现来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整体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受全球宏观金融环境波动影响显著。此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也会因为自身问题而出现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情形。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是系统重要性国家,其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较高;匈牙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较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在于其有较高系统性风险贡献水平的银行,且各行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增长对国家层面系统性风险有显著的影响。从风险驱动因素看,关联性因子是驱动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水平变化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规模因子和杠杆因子。

互联网使用对家庭财富积累与分配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新发展阶段,寻求促进财富积累和缩小财富差距的有效路径,对于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实现共同富裕意义重大。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家庭财富积累与分配的影响,可以发现,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家庭财富水平、降低财富不平等。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运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使用互联网学习工作对家庭财富积累与分配的影响最大,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活动的影响次之,而使用互联网社交娱乐产生的影响最小;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以及中西部地区家庭财富积累与分配的影响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提高家庭的收入和金融素养水平,进而提高家庭财富水平、降低财富不平等。进一步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家庭财富结构具有优化作用,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金融资产占比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占比,并且降低房产占比。这些发现为全面认识互联网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家庭财富积累与分配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参考依据。

内部冲击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研究

本文立足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深入分析当前我国面临的典型内部冲击及其对金融安全的潜在影响。首先,基于金融部门稳定方程式和系统性风险演化路径提出内部冲击影响金融安全的基本框架。其次,剖析房地产行业困境、地方政府债务、以中小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等三大典型内部冲击的风险特征,并在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探讨这些不安全因素如何相互交织进而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机理。最后,从风险防范角度提出要围绕三大典型风险点构建全链条的金融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并从完善房企资金监管和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金融体系与地方债风险的隔离以及深入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化险三方面提出持续化解“风险三角”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中国能源外交战略研究

全球能源实力与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促成全球能源形势的变化。新时代中国能源外交的战略框架包括:战略目标应从追求能源实力向能源多元权力转换,引领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使命应立足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推动能源革命;总体思路为建设覆盖全球的能源伙伴关系,构建国际能源新秩序;战略实施应通过能源外交和能源服务,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战略布局应以“一带一路”沿线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为合作重点,以构建中国独立自主的能源外交战略文化为战略核心。中国能源外交战略已经进入崭新的阶段,若能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则可以全方位提升中国能源实力,进而在多方面构建中国的能源权力。

中国人民的凝聚力是如何形成和激发的

凝聚力就是向心力、团结力。中国古老的文明中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又推动着新中国不断地克服艰难险阻,筚路蓝缕、玉汝于成,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来自于强大的民族与社会凝聚力,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成功又产生了强大的民族与社会凝聚力。新时代要努力增进人民凝聚力,汇聚更加磅礴的力量,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新篇章,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老年健康服务的发展嬗变与趋势展望

快速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在于调整老龄健康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与人口年龄结构和疾病谱相适应的健康服务模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20多年来,我国老年健康服务政策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其内在逻辑在于深入认识和把握老年人真实、客观的健康需要,通过强化老年健康治理的“合纵连横”,持续优化老年健康服务供给,不断提升老年人健康福祉。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后,我国老年健康服务的发展要在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理念引领下,在持续深化供给侧改革基础上,更加注重需求侧发展,大力培育多元化市场服务主体,积极鼓励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推动老年健康服务更高层次的供需均衡和精准对接,建设活力奔涌的老龄化健康中国。

独生子女的商业保险购买决策--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证据

独生子女政策无疑是过去三十余年间对中国家庭以及人口结构影响最为深远的政策之一,独生子女的“独”这一特性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家庭的商业保险购买决策。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反而更低。为了解释这一结果,本文从金融知识、风险态度、社会互动和信任度四个渠道分别进行考察。其中,前两个因素主要与保险能分散风险这一功能属性相关,而后两个因素则体现出保险因信息不对称而与生俱来的信用属性。结果显示,给定其经济水平,独生子女更少购买家庭商业保险的原因,并非是他们在金融知识和风险态度上与非独生子女存在明显差异,而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互动和信任度方面明显弱于非独生子女,正是这种“社会性”的缺乏导致独生子女更少购买家庭商业保险。

强化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重要论断,并且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为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指明了方向。立足新时代,加快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与必然要求。

区域协调发展视阈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内涵,指出了脚踏实地的奋斗路径,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契合中国国情、与世界各国共谋进步的发展道路,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伟大补充与创造,与西方现代化模式具有本质不同。本文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正确性,阐释了区域协调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联系,讨论了如何以更高站位、更优质量、更新面貌、更高效率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增长极模式、创新试验田模式、推进要素自由流动等发展建议。

数字人民币研发测试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

以105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量化分析了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以来的分类别、分阶段事件对股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人民币事件通过释放正向信号,会使上市公司股票产生超额收益,但总体事件的正向影响效应仅在三天以内的短窗口期显著;(2)按事件主体划分类别之后,整体公告类事件造成的股价异常波动要显著高于地方操作类事件,且影响周期更长;(3)以试点公开测试为节点划分阶段后,整体公告类事件在后一阶段对股价波动的影响更加显著,且效果呈递增趋势。稳健性检验与基准估计结果一致,并进一步反映出数字人民币事件对不同类样本公司和在不同市场区间下的影响强度。在此基础上,从分类总结试点测试经验、打造市场化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和加强政策研究与评估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对中国海洋经济的影响及应对(笔谈)

北京时间2023年8月24日,日本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中存储了超过12年的核污染水向太平洋进行排放,预计排海时间长达30年之久,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目前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各有不同,国际社会也有强烈的抗议之声;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内其对海洋环境乃至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不可掉以轻心,须进行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评估。有鉴于此,本刊策划了一组笔谈,从核污染水排放对海洋生态及海洋经济长期影响的角度进行讨论,并尝试提出应对之策,期望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

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50岁以上的户主家庭和城市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作用更大;同时,人口流动通过影响家庭的社会互动和风险偏好,进而提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鉴于已有文献鲜有从人口流动视角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问题,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优化人口流动机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供了理论依据。

学术研讨与专题研究共推学科发展:2016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自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渐复兴和发展以来,社会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不断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据中国社会史学会《社会史研究通讯》第20期所载林旭鸣整理《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论文索引》显示,该年度发表的社会史相关学术论文约1600篇,涵盖主题涉及社会史通论、社会结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环境·医疗与社会救济、日常生活·礼俗与信仰、口述史以及会议与研究综述·书评等七大类。如此之多的论文数量,体现出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与发展。为了展现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我们组织了一组专题讨论文章,就该年度的主要成绩与亮点所在发表看法,并希望能够以此引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未来走向。综合来看,2016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因应当今学术潮流的新成果有所涌现。如以"生命、生计与生态"的"三生"视野观察,关注生命与健康的医疗社会史、注重民生的生活史以及重视生态文明的学术研究都有重要著作面世。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社会史研究更加重视人群的跨国流动、经贸关系与社会变化、文化涵化与社会融合等。在整体社会认识追求下,面向宏观的具体研究层出不缺,在具体问题探讨中,尽量将事物置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联系中考察,已经成为共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不断引发学者对于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的思考,有关的社会史研究持续不断。中国社会史研究尝试打开新视野,开拓新领域,探讨新问题。既有的"老问题"在"观念转化"下也显示出新貌,特别是在新资料不断出现、研究手段现代化的环境下得以深化。

中国货币政策与物价指数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行业视角

维持物价稳定是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不同于以往的总量研究,本研究从行业层面出发,拓展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研究物价波动通过投入产出、资本关联等渠道进行跨行业溢出的作用机制,分析货币政策与物价指数的相互溢出效应并提出假说.然后,利用中国货币政策、供给端生产价格指数和需求端消费价格指数构建LASSO-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供给端价格指数对需求端的溢出效应大于反方向溢出效应,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与物价指数之间具有更强的相互溢出效应;行业层面,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与物价指数之间具有更强的相互溢出效应;供给端物价指数波动的渠道分解方面,相比资本关联、投入产出关联,以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波动为代表的共同冲击是物价波动的重要来源.本研究为我国货币当局有效稳定物价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重解中国经济波动——概念、特征与内涵

本文对中国经济波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重新阐述与区分:冲击是经济波动的来源,而对经济均衡造成扭曲的“楔子”则是冲击传播的机制,二者并不等同,更不能割裂。在厘清相关概念基础上,从产出、劳动、投资和消费四个角度对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核算,结果表明:效率楔子及经由其传播的冲击是理解中国经济波动的首要因素;劳动楔子对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波动和疫情以来的经济运行特征有重要价值;投资的下滑并非是投资楔子恶化带来的,而是与经济基本面高度相关,但投资楔子对理解中国“低消费”特征有重要意义;不同楔子对经济波动的贡献是动态变化的。本研究利用相应市场楔子对现实中摩擦进行概括测算的思想,对指导在结构模型中如何引入摩擦有重要价值,相关结论对宏观政策取向有一定启发。

互联网使用是否助推了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研究

作为经济参与最基本的单位,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对其自身福利水平和金融市场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而互联网的使用又对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风险金融市场和正规信贷市场两方面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存在显著的正向效果。异质性分析发现,经常使用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以及商业活动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而经常使用互联网娱乐没有显著影响;互联网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效应在城镇和高教育水平家庭中表现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和信息渠道效应助推家庭金融市场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