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与民主：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的话语重建

2015年4月20日,弘道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联合举办了一场以“民本与民主”为主题的思想对话,这也是弘道书院今年着力推广的“儒学与政治学系列对话”的第三场。此次对话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儒学、政治学、法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和新生代表。围绕这一主题,四位嘉宾展开了一场跨学科、多视角的精彩对话。从国本论、天人之道和先民论重新理解民本任锋：今天的主题是“民本与民主”,我们这几次系列对话背后有一个想法,如果大家熟悉近代史会发现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核心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

论公家秩序:家国关系的历史政治学阐释

作为国家治理传统中心轴的家国关系自现代转型以来经历了困境:在实践中被捍卫、被维系,在学理上却被抨击、被解构。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单向思维控制,反思家父长制、家产官僚制、家天下等话语,是重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的必要条件。依据钱穆著述,公家秩序论尝试提出植根于中国经验和智慧的解释框架。政治与社会一体、政治法统尊重社会是家国关系的精髓。人伦主义主张个体通过耦伍共成树立自我,把家作为公家秩序的起点和原型,国和天下又在家的推衍层积中形成,这个元宪制涵括了不同于个人主义的群己公私观。只有建立在人类性情关系上的大群秩序才能扩展并长生,天下为公和天下一家分别从公与家的两端构筑了秩序的至善规范。超越政体论制度主义的观察视角,公家秩序的历史生成机制表现出共同体基于家而展开模拟融扩与修正矫治的内生二重性,生发原理与组织原理显现为主从关系。公家秩序的权力组织受到家团体原型、人伦主义和礼治的涵容,铸就了政治与教化、社会、经济一体化的礼法特质,这也是家国韧性的宪制缘由。

“国家治理理论与现代国家建设”——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论坛2017学术研讨会综述

国家治理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总部署的关键范畴之一,新时代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也为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提出了新的期望。2017年12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组织的'人大政治学论坛'2017暨'国家治理理论与现代国家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和学者对国家治理理论、历史和当代实践的相关重要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政治逻辑进行了诠释和讨论。

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及其异议者

新启蒙主义在时代精神上与新文化运动呼应,都缺乏有效联接文明传统的内在视野,同时还须应付革命主义的遗留影响。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单向移植和模仿远远超过对中国现实经验的原生性阐释,削弱或扭曲了它对于政治实践的规范能力,构成新启蒙主义政治学的精神底色。来自政治传统的文明复兴论与紧密结合权力现实的社会主义理想派对此提出了重要异议。只有回归并维系"文明传统—时代精神—权力结构"之间的良性张力机制,中国现代政治学才能获得真正的学科成熟,在社会系统和智识建构上得到文明传统根源的深厚哺养,对政治发展提出富于效力的解释和规划。

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规范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提出的独特问题,它事关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法理基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国本。党与人大的规范关系可以概括为"权力在人大,权威在共产党"。这一规范关系基于权力与权威的明确区分,它通过对人类历史上成功政治实践的考察而提出,既符合我国国体及宪法性文件的实质精神,也符合我国政治实践的基本经验。在实践层面,按照权力与权威分立互补而统一于宪法的政体设置,可以实现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论作为治体生成要素的民心:一个历史政治学的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者对于重大政权更替的变迁规律累积了敏锐而丰厚的洞见,自秦汉之际一直到清末民初,民心在其间被赋予了根本原理禀性,其得失决定了政权兴亡。基于天人合一的政教精神,天命政治被归结为民心政治。民心的根本是人之大群情性,推重大公中正,处于塑造民风民俗的根本地位,也是政治领导者的正当性来源。为了克服政治衰变中的民心失范,优良政治的出路在于构建起一个包括政治原则、制度方略和政治主体三要素的治体。立国思想家强调政治家相对于行政官僚、治民心(教化)相对于治民事、经制纪纲(礼治)相对于刑罚威权、更化相对于变法的一系列优先性。这代表了对于政治事务的一种规范性理解,它伴随历代立国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与重构,形成中国政治文明的要义之一。在现代转型初期,民心政治及其治体论遭到现代西方民主政体论的挑战,其义理架构有被社会契约论消解替代的趋向。同时,在严复、梁启超、李大钊和钱穆的思想中,治体论仍作为深层思维资源发挥着牵引作用,显示出与民主政体论的某种融会和张力,民心在立国精神层面的构建价值仍需要充分领会。

政治学视角下的社会选择理论:一个前提性的梳理

基于社会选择理论之于民主理论的重要意义,以及国内政治学界相关研究的缺失,尤其是对社会选择理论本身缺乏清晰的认识,本文试图从宏观上厘清社会选择理论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有意识地从政治学角度辨明其与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日后就社会选择理论之于民主理论的挑战和意义展开实质性研究做一个前提性的准备。

从政治审慎到政治科学:论近代政治学实现自主性的一个路径

审慎指的是对自我善的考虑和行动,起着与道德、政治和宗教相似的作用,也是调和个体行为的一种能力或规范,在古典政治学传统中被认为与政治学有着共同的性质,因而是观察近代以来政治学独立于道德和宗教等领域而获得自主性的重要视角。本文梳理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对审慎和政治关系的理解,勾勒出近代政治学从政治审慎到政治科学实现自主性的进路:马基雅维利延续了以审慎讨论政治问题的传统,但却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将政治实践从道德和宗教中解放出来,转向寻求稳定的宪制秩序,呈现出现代政治秩序的气质;霍布斯则进一步意识到审慎的非理性及其他局限而告别古典审慎,以科学和理性的方法推导出一套政治制度,给政治学带来知识范式的革命。

政治学研究中的规范性问题

政治领域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充满“意见”的世界,没有什么“真理”可言。作为“意见”的政治意味着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这并没有意味着政治思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相反,它加剧了政治思考的艰难程度,也扩大了这件工作给人带来的沮丧。不同于政治学研究,科学与哲学都被认为是追求真理的,都是要精确地探知事实和发现确定性,哲学甚至被认为是探索最根本层次的真理。

政治学与行政学——学治国之道,行管理之实

京跃对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说明,可借用孙中山的一句话来做比喻。孙中山曾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所谓“众人之事”,就是我们大家共同面临、需要做出集体决策的“公共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既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如投票表决)来处理,也可以通过一人独断的方式来处置。当然,在这两极之间,我们还拥有其他许多的解决办法。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解决公共问题与解决私人问题的手段和方式是不同的。对于后者,我们通常采取个人偏爱的方式,在不触犯法律的条件下,

政治学中民间组织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民间组织”这一概念和“民间社会”概念一样，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和民间组织对应的研究对象在西方的学术文献中就是NGO或者NP0，因此并不存在某种专门应用于“农村民间组织”研究的理论或者方法，对于民间组织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于NG0的研究。而对于NGO的研究也并不存在由这一领域单独发展出来的理论模式。

治道与政体:理解中国政治的传统视野和现代资源

2015年4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弘道书院举办了一场以“治道与政体”为主题的致公论坛,这也是弘道书院今年着力推广的“儒学与政治学系列对话”的第一场。此次对话的四位嘉宾对于中、西政治思想研究各有专长。围绕这一主题,四位嘉宾各抒己见,交相驳难,就理解中国政治的传统视野和现代资源展开了一次中西之间的激烈碰撞。

臣民·群众·公民——个体政治角色变迁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

现代国家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个体政治角色的现代性变迁。就西方而言,与现代国家成长相伴随的是,由臣民直接到公民的个体政治角色变迁过程。而中国是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入侵挑战下才被动进行现代国家建构的,因而在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中,个体政治角色却是由臣民到群众再到公民这一变迁轨迹。

“文明-国家”的自觉:中国道路与中国政治话语建构

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如何预断中国国家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未来?既然西方的挑战与中国的回应构成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处境,我们就不得不关注西方的发展经验与理论。然而,如果仅仅参照现代西方民族-国家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有限经验与理论并不足以解释中国的转变,那么,期待从这样的视野出发能够预见中国国家发展的方向则纯粹是奢望。只有上升到比较文明的高度,只有把"历史终结"论的普世主义理论话语还原为现代西方有限的历史经验与理论经验,近代以来中西冲突的历史才会得到重新理解,当代中国"文明-国家"重建的理论自觉才能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

“知识论”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为什么需要对中国政治传统做“知识的拷问”

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的法则,可把中国政治思想史划分为"事件叙述"和"思维规则"两个层面。前者相对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言语",而后者则相当于其理论中的"语言"。尽管古代政治思想家所处语境和面临问题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却受到一套共同的思维模式所支配。这种具有"共时性"的思维模式,可以被称之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语法"。这种"语法"隐藏和渗透在中国传统的知识论体系之中。因此,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知识结构和规则进行探讨,就成为推进该学科深入发展的途径之一。

大部制改革的政治进路——基于行政与政治关系的视角

大部制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然而在行政与政治日益融合的今天,大部制改革必将折射出政治的变迁,甚至牵动政治体制的变动。中国现阶段实行"行政吸纳政治"的行政民主发展道路,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如何充分吸纳反映民意,建立起政府与社会、公民的合作治理体制,也应是大部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基于民主公民权理论的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体制是实现此目标的可能路径选择。

思想的钝化:中国现代政治理念的英国导向

模仿英国进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一直是留英的中国学人萦怀于心的理念。但是,从建国实践上看,英国是一个经历长期的自生自发秩序生长起来的现代国家;从建国理论上讲,英国不仅是一个由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共同塑造出来的复杂政治国度,而且在"密尔逆转"出现之后,英国已经是一个意识形态上混合型的现代国家。从严复、储安平到20世纪80年代后留英学生构成的三代留英精英,其实都未能真正把握住现代英国的建国精髓,都倾向于从社会或社会主义的角度理解英国的国家建构,这是一种明显的政治误解。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分析

政治文化的实质是指政治体系中支配人们政治行为的诸种主观因素。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开始,它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本文着重借鉴其方法论上的意义,根据文化的性质,将政治文化简约为一个由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三个层面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结构,从而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展开分析,以期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揭示其制约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文化瓶颈效应。

浅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与特征

本文根据文化的性质 ,将众说纷纭的政治文化简约为一个由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三个层面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结构 ,从而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展开分析 ,以期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揭示其制约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文化瓶颈效应。

知错能改之谓善——从中国古典政治文化看问责官员复出

中国古典政治文化中官员问责与复出的安排,与今天官员问责与复出的制度建构之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官德精神:权力得之有道、行之有制、赏善罚恶、自然成理。只有积极利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相关资源,并有效克制其中的随意性因素,才能建立起既具有现代特色又发挥传统优势的行政伦理、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