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区域经济政策实践与理论研究

中国是一个地域大国,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历史文化丰富多彩,发展道路各有千秋,人文社会各具特色。作为一个大国,各地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区域利益关系的碰撞、冲突,需要调节、平衡,因此,区域政策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区域政策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及其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说明其不仅重要而且可行,可以做到并且做好,因此,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就有了用武之地。当然,我们也有过教训和失误,付出过不小的代价,这是需要认真总结和思考的方面。在大数据分析日益深化的今天,运用文献计量法——CiteSpace5.3知识图谱,根据已有资料对1998—2019年区域政策研究文献展开共词分析、聚类分析、热点词突现分析,可以直观中国区域政策的研究热点、脉络与趋势。

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

本文围绕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展开深入探讨。文中回顾了我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变化历程,历经生产力均衡布局、东部优先发展及协调发展新阶段。阐述了优势互补区域经济布局的框架,包括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体系、优化区域划分、调整区域经济关系、落实区域重大战略及创新驱动发展。同时,分析了区域经济在空间布局上的规律,并提出防止资源性衰退的举措。此外,给出了推进精细化区域开发、加快产业转移、重视区域创新以及制定精准区域政策体系等建议,旨在实现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为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空间载体。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认知误区辨析与学科框架讨论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光明,但发展还不尽如人意,妨碍其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在这个学科领域还存在较多的认知误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混淆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及其子学科之间的关系,二是将新经济地理学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方向并过分追求模型化,三是重现实决策解读而轻区域管理制度基础研究与理论方法创新。中国区域经济学要有中国气派,就必须直面中国现实,反映中国特色,用中国理论与中国方法解释中国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必须避免上述三个方面的认知误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关系协调与区域治理。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协调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双黄蛋”。区域治理主要研究政府如何运用区域战略、规划与政策引导区域发展和调整区域关系。

中国区域经济分化与空间动能解析

1949—2019年,中国各省份经济总量不平等程度先下降后上升,在近十年的短周期内也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而人均实际GDP不平等程度则处于水平波动的状态,近年来呈现σ趋同态势,并在2019年出现β趋同的新迹象。创新能力较弱、政府债务率偏高和劳动人口占比偏低是当前落后地区增长动能匮乏的重要原因。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是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1999—2019年省级层面GDP差异的88.9%和人均GDP差异的59.1%,其中研发支出与就业规模是地区GDP总量分化的主因,研发支出与资本存量是地区人均GDP分化的主因。空间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存在,但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区别,仅周边研发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数字经济下区域经济理论与现实变革研究——兼论“十四五”时期区域经济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是人类社会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和社会经济形态,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驱动力在社会经济各个层面引起了史无前例的变革,给区域经济理论和现实运行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文从数字技术经济范式出发,基于经济学原理分析数字经济给区域经济理论“三大基石”带来的挑战,以及区域经济在“高级循环”下要素禀赋、分工网络、业态升级、空间格局的数字化转型。“十四五”时期,区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阶段定位和转型形态差异明显,在数字经济的持续推动下将打开全新的局面。

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同地区间传统的要素流动、资源配置模式已经发生明显改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通过提升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成为各区域突破地理环境限制,培育新动能、实现弯道超车的新突破口和重要渠道,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本文邀请相关专家就数字经济促进区域产业布局优化,数字经济在打破区域合作藩篱,促进区域发展新格局形成中的作用展开深入探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治理矛盾突出。面对全球化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逐渐从外贸和投资主导转向内需和消费主导,现代化产业体系自主可控的迫切性进一步加强。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首次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新格局并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如何准确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本刊就上述问题,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展开讨论,以期对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启迪和借鉴。

经济追赶、创新水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从经济追赶、可持续性和创新的角度出发,分析两大地区经济追赶和创新能力的轨迹及其影响因素,为判断我国经济增长第四极提供依据。结果显示,金融危机后两大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均迅速扩张;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扩张速度更快,区域经济可持续性质量更高,创新投入产出提升速度更快;成渝城市群得益于出口贸易发展,2012年以来经济扩张速度明显加快。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型企业创新产出更多受制于研发人才的投入,而研发资金则是影响成渝城市群企业的经济和创新产出的关键因素,且成渝城市群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政府资金对企业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均有待提升。

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贡献水平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

在界定社会资本与区域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分结构、关系、认知三个维度构建测度体系,采用2007—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自治区)数据测算中国社会资本分阶段分区域的贡献水平和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中国社会资本作用日益增强,地理边界更加明显,同时表现出一定“引力”;发达地区社会资本对当地的经济增长贡献更大,但对其他区域的带动性不强甚至形成虹吸效应,而欠发达地区社会资本对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为正。未来应更好发挥社会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提升社会资本在西部区域的贡献水平,同时注意防范可能存在的区域不平衡问题。

城市化背景下基层行政区划调整研究——基于北京市地区办事处的实践

乡镇与街道是中国的基层行政区划,其设置与调整关乎基层城乡治理。基层行政区划的城乡二元制度与城市发展特征产生了一定矛盾。北京市在基层行政区划设置与调整方面进行了尝试与创新,在乡镇政府的基础上设置地区办事处作为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城乡结合部区域进行管理,为基层行政区划的设置与调整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适应城市化发展方向、合理确定基层行政区划设置标准和边界调整适应城市化,以及适当打破城乡分割是基层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向。

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成效与发展趋势

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自提出以来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地区优势充分发挥,区域发展相对差距有所缩小,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逐步完善。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未来需要围绕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基于国土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区域发展再考量

区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载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创新中国区域发展考量框架提出了客观要求。从矛盾主体出发,探究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政府"有形之手"有必要平衡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实现国土平衡。并在未来区域发展中,要更加重视和强调公平目标、建立国家框架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坚定不移地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途径

一、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区域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学界大家都十分关注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区域高质量发展视作区域发展的高级形态,那么这种高级形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区域发展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等阶段。区域高质量发展是把区域协调发展等内容都涵盖在其中的、一个更加高级的区域发展形态。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容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优化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区域经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空间结构的优化问题。第二个方面,区域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第三个方面,以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带动投资、消费、出口的共同作用。第四个方面,建立良好的区域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逻辑:兼论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构建

区域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经济学学科。现实问题研究导向与区域发展理论特色使这一学科具有区别于其他经济学学科的特征。传统空间经济研究领域存在地理学派与经济学派的争论,其本质是经验主义认识论与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对立。区域经济学应当吸收各学派的认识论精华,遵循“三对照”与“三并存”的研究逻辑,即与一般性对照的特殊性的逻辑、与时间性对照的空间性的逻辑以及与指导性对照的针对性的逻辑;偶然性与必然性并存的逻辑、学理性与操作性并存的逻辑以及演绎性与归纳性并存的逻辑。在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逻辑下,“政策无用论”是一个伪命题。要构建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应当在研究和决策两方面推动创新,讲好中国故事,解决中国区域问题。

区域经济复原力：国外研究及对中国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启示

为确保受冲击后区域经济及时恢复和良好发展,提升区域经济复原力逐渐成为新的区域政策目标。尤其对老工业基地而言,复原力为其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当前区域经济复原力理论研究落后于政策需要,该目标和思路超前于对区域经济复原力基本概念的理解。国外已有研究成果倾向于从演化的角度界定区域经济复原力,并随着区域经济复原力理论框架和经验研究的完善,充分探讨了复原力差异的主要来源。除内部分异外,外部环境也是复原力区域差异的重要成因。将区域经济复原力理论运用于政策分析时,国外政策导向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复原力培育中的积极作用,中国应将国外复原力政策经验与复原力差异来源相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工业基地振兴路径。

“运河潮”中涌动区域经济发展动能

内河航运,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是国内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关键途径,也是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通道。当前,内河航运在我国交通运输结构中的占比仍然偏低。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优化主干线大通道,有序推进长江干线、西江航运干线.京杭运河.淮河干流等干线航道扩能升级,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南北的水运主通道”,这凸显了奋力谱写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水运新篇章的深刻内涵。

新中国70年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特征与展望

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分配和政策制定的基础,是行政管理的基本空间单元。行政区划调整是否得当,不仅影响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关系到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间,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经历了四个时期:探索时期、加速时期、调整时期和优化时期。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特征是:不同时期行政区划调整的主导目标不同、同一时期不同区域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不同、行政级别越高的政区调整频率越低、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尺度不断细化以及行政层级调整趋向扁平化。进入新时代后,中国行政区划的调整要注重完善行政区划管理的法律法规、完善城镇型政区的设置标准、探索不同的设市模式、完善行政区划调整的评估机制以及明确行政区划管理的主体并赋予其必要的权威。

雄安新区城市发展、空间作用演化与冀中南地区协同

雄安新区即将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在进一步建设的过程中,雄安新区的城市发展会对冀中南地区产生一定的空间作用。利用集聚理论分析雄安新区发展对冀中南地区产生的空间影响可以发现,雄安新区在发展过程中会对冀中南地区产生显著的引力作用,并有可能造成新的区域差距。依据多样化发展理论,位于冀中南地区的各城市应注重差异化的发展与城市之间的产业相关性,通过强化主体城市和建立产业关联来实现协同发展。

城市群多中心性与绿色发展效率——基于异质性的城镇化空间布局分析

城市群是城市的空间组合,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主要空间载体,其多中心性是否有利于提升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和实现协调发展?文章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测度了城市群的多中心性,将三大污染排放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计算了Malmquist-Luenberger动态分解指数以考察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跨期变化。基于2004—2018年14个重点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群的多中心性对成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城市群多中心性对成员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东部城市群的多中心性对成员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起到促进作用,而中部和西部城市群的多中心性则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抑制作用;(2)城市群多中心性对中间位序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产生负面效应,但是对首位城市和位序靠后的城市产生正面效应,且该效应随城市经济位序后延而递减;(3)城市群多中心性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传导机制评估发现,城市群多中心性对成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影响主要是通过知识溢出、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起作用。更改多中心指标、采用地形起伏度和1933年的铁路通车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更改方法为面板Tobit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没有实质性改变。基于上述发现,现阶段中国城镇化空间布局重在发展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权衡,应综合考虑空间单元异质性,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城市群政策。

高质量发展理念下的京津冀产业协同研究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与基础,对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作用。以此为研究对象,分析京津冀三地产业分工的趋势,并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对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的重点任务进行研判。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提出“十四五”期间促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