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顶天”到“立地”:郑杭生晚年的社会学实践转向

郑杭生先生在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术历程中,倡导并践行“顶天立地”的学术理念,以“顶天”的理论自觉和世界眼光,开创性地提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四论”。在其晚年,以身作则,深入杭州、郑州、广州和深圳等多个城市的基层社区开展实地调查,开启社会学实践转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实践的完整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新的指向。重温和回顾“顶天立地”的社会学思想及实践转向,旨在全面学习和领会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精髓要义,准确把握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本质要求及可行路径。

自评健康在问卷调查中的应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发现

自评健康的信度和效度受到广泛的质疑,何种自评健康测量方法最具优势也没有定论。本研究利用CGSS 2021重复测量自评健康的机会,探讨了自评健康的信度和效度,并比较了不同测量方式的优劣。我们发现自评健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水平,使用不同方式测量的自评健康指标具有一致性,且受访者报告的自评健康与其客观健康情况、健康相关行为高度相关。非平衡测量更能捕捉到受访者健康状况的差异,能更好地反映出受访者的健康相关行为的正向影响。

中国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历史发展、制度化困境与国家政策框架

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化建设角度看,中国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安宁疗护服务发展缓慢。中国现代安宁疗护服务制度建设的政策框架是“以医院为基础,以社区为中心,以居家为补充”;战略是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制度建设;策略是正式社区照顾服务、健康照顾服务与社会照顾服务体系一体化;路径是解放思想,更新价值观念,明确国家主体福利责任,完善社会福利服务财政制度,加快专门立法,发挥专业社会工作作用等。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是国家、社会现代化的主体与主题。现代社会福利制度质量状况既决定社会政策与全民社会生活质量,又决定生命与死亡质量,其核心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国家责任与公民义务、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责任的社会划分,其实质是全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与国家治理制度现代化,其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美好社会。

我国安宁疗护社会工作介入对策探索

在安宁疗护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现况与医疗模式中的安宁疗护手段单一,安宁疗护中对患者家庭整体的关注欠缺,安宁疗护中患者的系统性资源开发不全面等困难,需要结合理论支持,探索出更具有本土化实践指导意义的介入对策。社会支持、家庭抗逆力以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安宁疗护社会工作实践中常用的三种理论视角,从以上三种理论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安宁疗护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与临床实践经验对安宁疗护中的医务社会工作的价值与实操原理进行阐释,可以对不同视角下的安宁疗护社会工作介入对策产生新的思路。

社会化视角下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理论审思与实施策略

社会化是个体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和理论的途径,更是引导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手段。为此,需要在认识各学段学生社会化需求特点基础上给予具有系统性、连续性的整体设计和积极引导。在纵向学段衔接向度上,从教育内容、实施方法、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教师队伍等方面整合教育资源;在横向多元参与主体向度上,关注学校、家庭、社区、互联网空间等力量的整合,构建全方位育人网络。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人的社会关系变迁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人群体数量的增加和年龄的增长将带来更大的社会服务需求。理解这一群体社会关系的动态变化,不仅有助于明晰其社会支持网络的演变特点,也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人口政策,防范家庭陷入困境的风险。本文采用扎根理论作为收集和分析资料的主要方法,选取某市某养老机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专区为主要的田野点,深度访谈了21名70岁以上的独生子女去世的老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人的社会关系主要形成了四种模式,分别为收缩型、扩展型、替代型和平衡型。这四种模式都是他们在子女去世后重建社会关系的方式,一些模式可能存在不稳定的风险,有必要在政策上对该群体提供更精准的回应和关怀。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机构从社会关系角度切入,将能更有效地为这一群体提供服务。

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社会过程——以朔北省为例

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是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与县域农业产业链深度融合的过程。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县域产业的系统性和县域社会的特殊性,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是数字经济同诸多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具体包括了从产品到产业、再到人才三个递进层次不断发生连锁反应的过程。数字平台对农产品的产品形态和销售模式提出了新要求,这需要实现农产品的“电商化”,将初级农产品转化为符合互联网思维的电商产品。而农产品“电商化”则需要以县域传统产业链为依托,完成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对既有农业产业链的重塑。从产品到产业的系统重塑,最终形成了一个既紧密链接都市社会、数字经济,同时又扎根县域社会的农产品电商产业链,这个产业链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兼具现代经营理念和扎根县域社会的电商从业群体。

数字技术下的社会政策理念、类型及应用

随着数字化转型及数字技术在社会政策中的应用,探索数字技术下社会政策的发展成为重要议题。在数字技术作用于社会政策机制的背景下,基于技术驱动论、技术情境论和“技术—需求”论的视角,社会政策的发展存在三种类型,即数字技术型社会政策、为数字技术的社会政策和数字时代的社会政策。三者分别强调数字技术对社会政策的正向赋能,缩短了需求评估、组织实施与效果评估等政策执行周期;数字技术对社会政策的负向赋能,主张赋予基层政策执行者适度自由裁量权并积极关注数字弱势群体;数字时代衍生的新需求对社会政策的挑战,主张通过消解数字鸿沟发展终身教育与技能培训,构建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并进行回应。当下,我国正处于数字红利期,构筑数字中国的社会政策体系,不仅要警惕数字技术的反向赋能,还要关注数字技术带来的新社会风险。

治理式团结: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理解——基于WK公益基金会的案例研究

本文试图为“强国家强社会”的“双强”格局下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新的理解。基于国内环境治理领域的拔尖环保社会组织WK公益基金会的案例研究,本文提出了“治理式团结”的概念,并分析了“治理式团结”的生成过程。“治理式团结”以制度环境条件、组织资源条件作为生成基础,以行动深耕与公众倡导、治理网络互嵌与政策企业家形成以及结构势能的转化与传递作为具体的生成路径。“治理式团结”打破了现有研究中隐藏的社会组织被资源约束的前置假设,丰富了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想象。同时,“治理式团结”也揭示出社会组织可以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与专业化能力吸引政府主动与其展开合作,反向为政府输送资源,深化了对于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理解,为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格局的完善提供理论与经验借鉴。

新“地方法团主义”:新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社会机制透视

在农业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有效路径。不同于以往单一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需模式,威海市构建起了“党政主导”“村社统筹”“市场参与”的全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表现出新“地方法团主义”的特征:“地方政府、村社、企业”和“地方政府、村社、农民合作社”之间互促、互塑,围绕土地托管和农民增收缔结成两个法团,耦合了家户制和规模化农业生产之争,建构了农工互补的农户生计模式,实现了向现代农业生产转型和小农户生计模式的升级,促成了当地乡村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等溢出效益,有效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以威海市全域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为个案研究,系统论述其背后的新“地方法团主义”特征,对于把握新时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和促进农业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集体记忆的建构——基于新疆兵团军垦体育口述史的考察

为探寻集体记忆的构建逻辑,洞察“小故事”与“大社会”之间的关联机制,遵循“故事—知识”的社会学研究传统,采用口述史访谈方法,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对新疆兵团军垦体育的集体记忆进行考察,进一步勾勒出集体记忆“自下而上”实现“小故事与大社会”联结模型。个体基于我“动”故我在,实现身体在微观层面的自我确认,并基于价值信念对身体进行规训,在交往记忆中实现个体运动经验问题化,在中观层面积聚成群体意象,通过代表国家权力的专家系统进行认定,最终完成军垦集体记忆的建构。苦行的身体,家国同构的信仰与栖居的“记忆之场”共同促成集体记忆的建构。既有研究中,经验层面存在“时空在场”维度的忽视有可能导致文化阐释框架的毁坏而引起“记忆氛围”消失。由集体记忆理论进行对话来推进理论至经验研究的演绎进程,进一步丰富集体记忆研究的成果。

宠物狗对城市小区养宠青年人际关系的形塑研究

本研究以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为切入点,采用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收集田野资料,探究城市小区养宠青年以狗为中心的社交圈的生成机制,从一个侧面揭示当代青年群体生存状态与社交心态。研究发现,宠物狗赋予了养宠青年“以狗冠名”的社交身份,使他们得以以狗为中心营造出新的社交圈子。在该圈子中,养宠青年间呈现出长时效社交、短时效社交与无缘社交三类“依狗而定”的社交差序。在此过程中,基于宠物狗之间的契合程度,养宠青年常通过相约遛狗与互惠式寄养等方式建立“推狗及人”的情感连接。然而,由于人与宠物狗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对等,这种情感连接呈现较强的弱对应性。同时,倾向以趣缘为基础建立社交仍是当前青年群体的主流社交心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体育强国建设的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依循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对体育强国建设的新质生产力驱动逻辑进行探讨。研究认为:(1)在理论定位中,需通过对体育强国建设的规律、特色、趋势等把握,提升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现代性、人民性与统一性,进而激发新质活力;(2)在实践要求中,需建立体育文化发展的衡平秩序,促进个体权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机结合、以共同体意识为引领的事件团结与整合机制建构、以及“权益-意识”交互下“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发展,提升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整体性、民族性与连续性,进而激发主体能动性。(3)在行动策略上,要基于体育文化发展与传播的制度化、常态化、大众化的内在规律,推动体育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拓展体育参与的社会空间为主线,涵养场所精神;促进公民体育素养内化于惯习,外化于实践。进而提升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包容性、融合性与创新性,进而激发新质创造力。

人才流动背景下科技创业者角色分化的案例研究

随着鼓励创新创业、激发人才创造力的氛围逐渐形成,科技人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将智力资本转化为财富。其中,科技创业对智力资本的增值效果吸引了科技人才参与。在创业的探索期、初创期和存活期,科技创业者因不同的智力资本转化方式、灵活的组织关系支持和个人价值认同而分化出发明家、创业家和企业家三种角色类型。角色分化现象说明科技人才并不固定于单一角色来发挥智力资本的价值,科技创业并非以将企业做大做强为唯一目的,在此过程中,科技人才可以带着多种角色有序流动,实现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

民间文化视域下的“放生”习俗研究

放生作为中国社会存续千年的习俗,如今盛行依旧。文章对放生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后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放生观、放生社群的运作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对放生仪式的分析聚焦于仪式过程的描述及其象征意义的探讨;放生盛行之因呈现出需求论、供给论、生存论三种解释;盲目放生之因涉及缺乏论、消费论、文化论、多因素论四种解释。基于上述研究,就其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以期从民间文化视角推进该领域的研究工作。

三线建设老年女性家属生活现状研究——基于贵州某重工业三线企业的调查

重工业厂区是我国三线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集中于历史回顾及工业发展方面,在研究对象和理论关怀上缺乏性别视角,鲜少关注重工业产业中的女性形象。通过聚焦贵州某重工业三线企业中的老年女性家属,结合社会性别视角、生命历程理论及需求层次理论,构建社会保障、婚姻家庭及精神生活的老年女性家属生活现状分析框架,发现老年女性家属的生活现状受劳动身份差异、性别角色观念及地域认同方面的影响。劳动身份差异使她们在晚年物质生活水平差异大,经济基础薄弱;她们延续着年轻时期的传统家庭内部分工,并承担照料孙辈的责任,困于性别角色且处于性别的弱势地位;同时由于生活常年局限于三线厂区,休闲活动凋敝、社会支持网络薄弱以及对家乡的复杂情感等因素,都让她们的精神生活呈现较为匮乏的状态。因此需要从组织建设、社区营造、女性主体赋能等角度改善三线厂区老年女性家属的生活现状。

如何远离“离退休综合征”

提到离退休,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悠闲、无压力、享受生活的状态,但许多老年朋友在离退休后不能适应新生活,会感到失落和焦虑,甚至会引发生理疾病,这种现象我们称为“离退休综合征”。研究发现,“离退休综合征”主要是离退休后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发生转变,部分老年人不能适应这种角色转变和新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而导致的。

城市化背景下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研究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问题已经成为城市化背景下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它涉及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不同的层面。通过各种途径帮助流动儿童明确自我认知,加强宣传,增加社会支持等措施,可以促进其社会融入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性”研究:学科脉络与跨界对话

本文从“学术与对话”的立意出发,首先对常见的“性学”进行拆解,概述了(广义)西方性学从sexology到sexuality的学术脉络与范式转变,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性/别”理论及其语境;接着以此为参照,对带着浓淡不一“中西”交流痕迹的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两个社会时点的中国“性”研究进行了阶段性梳理。从动态与联系的视角出发,兼顾时代与研究范式的交叠与变化,初步勾勒了改革开放40多年间中国性研究的总体性状况:(1)20世纪80年代第二波性学热的兴起;(2)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的历史文化、社会调查研究与“性革命”论述的流行;(3)2000-2015年艾滋病防治带来的契机与挑战;(4)21世纪以来建构论与“本土”话语的加强;(5)最近十余年“性研究”情境的转变及“性一性别”对话语境的凸显。希望通过学术脉络的梳理,丰富对于性研究内部范式的复杂化认识,并在跨界的多主体对话之中更好地看到当下的“中国(内地)性研究”与西方性学脉络、中国台湾地区性/别论述的联系与差异,包括扎根于中国现实的时代特点与话语变迁;最终,朝向以促进社会团结、良善生活与人际关系为导向的学术研究与跨界对话。

中国四年级学生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小学队列的基线调查数据,以流行病学调查中心抑郁量表为测量工具,考察中国四年级学生的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应用Stata 18.0软件,采用χ^(2)检验,比较不同特征的四年级学生抑郁的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学生抑郁的影响。结果 四年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15.23%。学生个人的认知能力测试水平(中∶低,OR=0.71, 95%CI:0.61~0.83,P<0.001;高∶低,OR=0.65, 95%CI:0.52~0.81,P<0.001)、学业成绩(中∶低,OR=0.77, 95%CI:0.66~0.88,P<0.001;高∶低,OR=0.61, 95%CI:0.51~0.74,P<0.001)、学业压力(中∶低,OR=1.33, 95%CI:1.15~1.53,P<0.001;高∶低,OR=1.78, 95%CI:1.47~2.14,P<0.001)都会影响学生患抑郁症的风险。而在学校和家庭层面,良好的父母关系(坏∶好,OR=1.53, 95%CI:1.32~1.78,P<0.001)、师生关系(好∶不好,OR=0.81, 95%CI:0.71~0.93,P=0.002)及同伴关系(好∶不好,OR=0.78, 95%CI:0.68~0.89,P<0.001)均能独立降低其抑郁风险。结论 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学校乃至同伴因素均对学生抑郁情况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鉴于此,应从个人、家庭和学校三方面协同发力,以期缓解学生抑郁程度,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