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金融强国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策略

当下,我国已经成为一个金融大国并且金融业整体呈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此背景下仍有两大问题尚待回答:一是金融强国有哪些共同特征,二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金融强国。通过与美英日德等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金融强国具有三大共同特征: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强大的金融国际影响力以及强大的核心金融要素。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巨大的经济体量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基础,但是金融市场的结构尚不完善,金融国际影响力不足等问题依然显著。从构建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看,我国金融机构的投融资功能、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金融监管的效能以及金融人才的水平与金融强国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要实现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的目标不仅要从共同特征中吸取国际经验,还要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从而克服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和金融危机频发等固有矛盾。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将是中国特色金融强国的有效实践路径。

金融压力指数及其政策应用: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宏观审慎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方法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银行部门选取了10个代表性指标,结合CDF转换、等权重、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构建了我国的金融压力指数,并通过事件识别和金融压力识别指数检验了其识别作用。通过将金融压力指数引入扩展的产出和通胀方程,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压力指数对经济周期的预测能力。相关结果表明,金融压力指数对宏观经济周期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本文的分析结论为加强金融压力的动态监测和通过构建金融压力指数作为宏观审慎政策的“关注目标”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中国财政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

利用2005—2013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月度数据,构建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央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和工业增加值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呈现出相似的特征,即均为正响应,但响应程度有明显差别,即西部地区的响应程度最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呈多样化特征。

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基于银行风险与经营效率的视角

面对长期以来政府隐性担保下行政主导的银行监管和金融风险处置低效问题,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实现银行业经营效率提升和优胜劣汰提供了新思路。然而,从近年的实践来看,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发挥其制度设想中风险处置的主导平台作用。本文使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在降低银行风险和提高银行经营效率方面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通过对中小银行的信用保障和“破产可能”的明确宣示,在制度上促进了银行经营效率提高,实现了内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制度效用。但从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的职能设定目标来看,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对银行风险的治理产生显著影响,呈现制度“虚置”。只有增强存款保险制度主体的机构独立性,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破产银行市场化退出机制等制度化政策措施,存款保险制度才能真正承担起早期风险纠正和问题银行风险处置等监管功能,实现存款保险银行监管的既定目标。

财政支农政策与农民收入的实证研究——基于农业补贴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9—2015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通过收入流动性矩阵和面板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财政支农政策尤其是农业补贴政策的支农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结果表明,财政补贴没有显著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状况,虽然对中低收入农户有一定正面影响,但总体上不会改变整个农村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财政补贴有助于缓解农村的绝对贫困,可以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但相比于其他财政转移性支出,农业补贴发挥的减贫作用并不具有优势。为了提高补贴政策的精准度,本文建议对现有补贴方式进行调整,即不再将普惠制补贴与土地面积简单挂钩,而是将整个补贴归为两类:一部分与农村低保资金整合支持农村弱势群体,另一部分通过支持农业保险和担保等方式重点补贴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以及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人民币升值同中国通货膨胀的关系研究

随着中国外汇制度的不断改革,人民币汇率变化同通货膨胀的关系一直是金融领域的热点话题。本文首先总结前人研究成果、通过理论分析阐述了汇率变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即本币对外升值,物价下跌,反之则上涨。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了中国近年的实际数据,通过描述统计分析两经济指标的内在联系。在剔除了非预期因素带来的影响并对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后,本文利用格兰杰(Granger)检验判定两指标的因果关系,并对二者进行回归分析。计量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和通货膨胀程度有负相关关系。即使这样,政府当局在制定政策治理通货膨胀时,不能一味运用本币升值的手段,还应注意采取其他各种政策组合,以期收获满意的效果。

从科技金融看市场分割下的中国企业低端出口

“十二五”期间，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艰巨任务。林毅夫、刘志彪等学者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间存在的市场分割是阻碍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由于市场分割，中国多数企业开始被迫出口低端产品，久而久之，中国企业的低端出口成为一种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创新能力强且生产效率较高，我国省际间的市场分割却并没有影响到外资企业利用中国日益成长的高端市场来发展壮大。

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财税政策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的主要原因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需。我国内需不足主要是由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相对较大造成的。当前国家扩大内需的财税政策也应着眼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改善收入分配两个方面。

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早期景象:猜测与争执

中国"早熟"的纸币制度是惟一有别于希腊贵金属铸币惯例的"重大例外;"美洲金银流入中国之所以没有引致"价格革命",则根源于"内生货币供给机制"与特定储蓄偏好的交互影响;晚明以来的(白银)货币需求异象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当时货币结构的变化以及财政税收制度的变革;而就其内质而言,一度被国人引为自豪的纸币制度其实是货币制度"内生转型"受挫以及"外生货币革命"的结果。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如何管理流动性

后金融危机时期,为了刺激经济复苏,避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发达国家持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跨境国际资本流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金融市场波动性扩大,给中国的通货膨胀控制、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以及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综合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加强金融市场建设,是中国政府稳中求进、实现流动性管理目标的有效路径。

中国货币金融演进之谜:王亚南与彭信威的解读

20世纪中期以来,王亚南和彭信威对中国货币金融制度演进逻辑与运行机制多有发现与阐发。王亚南观察到了中国货币本位的"二元结构"特征、货币制度的信任内涵,以及货币金融制度变迁的"博弈均衡"性质。他特别揭示了货币形制混杂所体现的利益诉求与货币价值(银价)频变所凸显的利益格局。他发现,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出现"低货币化"现象,其根源不在"内生"机制之委靡,而在外生制度之扭曲。相比之下,彭信威对中国货币金融制度变迁的刻画与评判则投注了更多的实证精神与制度关怀。他发现了中国货币史上的"铜币跨期等重"现象,并在纸币、铜本位以及银行制度发育迟滞之间建立了有趣的内在联系;循着由货币购买力牵系出来的逻辑,彭信威还尝试性地破解了货币理论长期停滞与国民财富贮藏偏好两大谜团。

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分层与投融资决策影响机制

本文将金融资产划分为流动型和投资型两大类,引入传统的三期动态投融资模型并拓展到无限期框架,系统考察了金融资产配置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理论表明,流动性金融资产有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并促进未来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即扮演着“蓄水池”功能;而投资性金融资产在提升企业杠杆率的同时会挤出未来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即扮演着“替代品”功能•特别地,流动性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功能在不同期限保持一致,但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替代品”功能在长期将发生反转,资金池增加会降低企业在未来时期的杠杆率并促进固定资产投资•随后,本文基于2007年~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半年期数据,以金融资产持有份额和金融渠道获利分别作为流动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金融资产的度量指标,利用多项式逆滞后(PIL)框架实证检验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投融资变动的时变影响,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推断.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现代金融体系构建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线。金融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位一体架构,是构建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的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工作实际上是遵循“三位一体”总方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不动摇的宗旨,中国货币政策更加稳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组合措施更加精准,强力推进了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新业态的发展。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化解处置了诸多风险点,稳步推进了去杠杆进程,进一步完善了金融监管体系。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新成效,对外开放程度取得新进展,金融“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提高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

非传统货币政策与债券市场稳定——抵押品渠道的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债券市场微观结构和流动性负反馈循环理论,利用中国人民银行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这一准自然实验,以及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日度数据,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ARIMAX模型,探讨以抵押品为基础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在缓解债券市场风险,阻止下跌趋势蔓延方面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本文发现,一方面,扩容政策能显著降低债券收益率,提振债券市场整体流动性和活跃度,进而遏制了负反馈机制下的“损失螺旋”;另一方面,扩容政策的实施也促进了宏观流动性向下传导,优化了债券市场流动性的总量和结构,进而遏制了负反馈机制下的“保证金螺旋”蔓延。这一结论解释了“中国化”制度背景下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稳定金融市场的内涵逻辑,增添了金融市场渠道传导的实证证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带来一些启示:作为市场最后的流动性提供者,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充分利用以抵押品为基础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在缓解特定局部风险时的准确和高效特点,通过灵活调整质押率更好地稳定市场。

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的影响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时变参数模型分别考察了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差异的影响。分析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其中对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力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有效地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反而促使我国区域差异进一步增大,但影响力度逐年减弱。

货币与财政政策后续效应评估:40次银行危机样本

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40次重要的系统性银行危机为基础,对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选择进行实证评价。实证结果表明,"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产生相对较优的经济效果,应成为金融危机后的主要政策选择,但由于两种政策刺激或稳定经济的效力都集中体现在短期,为避免持续和大规模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旦危机消退、经济企稳回升,之前作为"反危机工具"出现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就应该逐步淡出。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变化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波动明显趋缓,非线性特征明显减弱,其原因可以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出现以及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制度基础、作用机制和作用工具的逐步完善。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确保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就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制约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效能发挥的制度障碍,并尽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完整理论体系。

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演变、规模与政策选择

农村非正规金融事实上一直在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扮演着特殊角色,本文对国内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两种概念进行了必要区分,并指出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演变进程是由原先的社会属性向经济属性、关系型信用向准契约型信用转变的过程。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最终演变方向与政府政策选择有着密切联系,政府应该有效地整合农村非正规金融资源,将其纳入到正式制度的调节范围,使其最终成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