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融通: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外电视艺术比较——访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苗棣教授

本文系“电视艺术理论名家系列访谈”之十四。苗棣教授以“中外电视艺术比较”作为主要研究范畴,着重考察了全球化视野中中外电视在生产体制、交换机制、类型化、模式化生产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性;深入阐发了合理运用这些差异性,取长补短,保障中国电视本土化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对华语语言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访谈录

2011年6月24日，在北京山水宾馆，笔者崔乐就华语语言生活的研究问题采访了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本文为访谈记录整理。为便于阅读，访谈录中适当增加了文献指引。

城市科学理论建构与中国都市化进程——上海交通大学2012城市科学秋季论坛会议综述

城市科学是关于城市化或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层本质、整体特征及当代形态的理论体系。城市科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建构对解决当代中国都市化进程的"中国问题"意义重大,如大都市治理能力建设、城市层面的空间公平问题、城市设计能力、新城新区建设、后都市空间的文化生态、城市品质提升及代表城市文化根基的记忆场所的拯救等问题,都将通过对城市科学的系统研究得以解决,另外,传统农耕文化与江南娱乐精神对当代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的影响力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文学与传媒艺术

本文对文学与传媒艺术的关系提出全面的、建构性的观点:不同意德里达和米勒等人的"文学终结论",也不主张恪守文学的原有疆界。德里达和米勒"文学终结论"的依据是印刷时代让位于电信时代,本文认为印刷文化只是文学的媒体之一种,文学并不会因为印刷文化退居其次而消亡。文学可以推溯到文字产生之前的口头谣谚,也可以延展到后印刷文化的任何时代。文学是无法终结的。电子传媒可以产生更多的文学样式,可以改变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也可以使文学得到更为直观的表演。传媒时代自有传媒时代的文学形态。文学的属性在于语言美感和内在视像,同时,以文学运思为其连结纽带。传媒艺术不仅是图像呈现,而且要有内在意蕴,无论是叙事性的讲述,还是抒情性的画面,都需要用文学性的运思来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文学和传媒艺术的深度融合,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时代需要。

编序、选目、解说及注释商榷——评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一卷)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选注本,是古代文学课程的必备教材,为大学中文系学生所必读,还往往为其他院系相关专业选用,读者既多,影响极大。1949年以后,该类书籍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广泛者,当属朱东润主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编辑发行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①。由于这部书出版已久,寻求替代的议论时时可以听到,2000年以来,一些有影响的出版社先后推出若干种新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本,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以下简称为《选注》)即为其中的一种。据该书《前言》介绍,它拟与袁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学史》配套使用。由于这部《中国文学史》系"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发行量很大,从长远看来,与其配套的书也将对中国大陆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产生重大影响,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全面评价这部书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亦非笔者学力所及,下面谨就涉及先秦两汉文学的该书第一卷(该卷为赵逵夫、刘跃进主编)谈谈笔者初步阅读之后的一些看法。

美国“中国学”的“地方”取向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区域问题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过去较为单一的文学内部研究,转向以'史'为重以及文学与史学、地学相结合考察的背后,既是对海外汉学尤其是美国史学界'中国学'研究的积极回应,也是学科面临外部压力的一种有效'突围',更是对学科研究自身的完善与重构。通过对中外学术史的对比、分析和对研究成果做专题剖析,本文旨在对这种学术趋向和学术效应进行客观的审视与把握。

还原游牧民族文学生态——评析《中国诗歌通史·辽金元卷》

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先后建立的辽（公元916～1125）、金（公元1115～1234）、元（公元1206～1368）三朝，其独特的游牧文化形态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仅就诗歌而言，又是数千年中国诗歌发展史独具特色的一段。

庄子对中国“象喻”文学的贡献

庄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象喻"学家,他对中国"象喻"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古代"象喻"的概念、成因和功能等问题都进行过深入而系统的阐述,从而解决了中国"象喻"理论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中国"象喻"的具体形态具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从而为中国"象喻"创作史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模本和范式。

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的注释特色

杨公骥教授（1921—1989年）,河北正定人,中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家,著作涉及考古学、训诂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哲学、文艺学、民俗学等各个方面,①《中国文学》（第一分册）②是他在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回眸

1999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该报记者李丹撰写的消息《要重视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报道了当年12月11日-12日在北京广播学院所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这次由北京广播学院语言文学部、河南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

演讲语体与辩论语体对比研究——以“第四届中国军校大学生电视演讲大赛”为例

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发现辩论语体比演讲语体语速更快,书面化色彩更强;而演讲语体与辩论语体相比,词汇更加丰富。两类语体中名词与代词都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辩论语体中,动词、副词、连词、语气词分布率高于演讲语体,数词、量词、介词分布率则低于演讲语体。演讲语体多用比喻、比拟、排比和反复等辞格,辩论语体则多用设问、反问等辞格。演讲语体和辩论语体所表现出的不同语言形式特征是由其各自特定的情境特征所决定的。

文学文本的跨文化阐释话语重建

文学文本的跨文化阐释中,义疏代表着从文字翻译与注释向阐释话语建构的转型,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翻译阐释与中国佛经翻译阐释中都已经初步建构这种话语。其中意义重建又是理论的核心。中国阐释学发展中,宋明理学在话语重构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宋明理学经过爱默生等人的重建,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新人文主义"思潮,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存在还是不存在:世界文学史的中国主体性建构

中国的世界文学史新建构中,应当改变以前将中国本土文学排除在外的模式。根据国际世界文学史的书写经验,将本土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史的构成,可以使中国文学具有世界性的视域,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建立中国的主体性话语。只有通过主体性话语的对话,发出中国的"声腔",中国才能真正进入世界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应当是多元主体话语、"多声腔"的体系,从"理一分殊"的辩证理性观念来看,世界文学的整体性表现为一种"理一",而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话语则是"分殊",从分殊到理一,推动多元化的世界文学体系建构。

再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

从史学史的角度,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应该秉持历史叙述所必须的史笔精神,同时,作者应具非凡的洞察力和鉴别力。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呼吁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要力求找出新文学发展中的具有民族品质的内容。

“家”伦理的崩毁与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家”的观念之变迁

“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的“家庭”观念却承受着巨大的变迁。首先是男性的绝对家长尊严的丧失,家庭成员由家庭本位转向社会的“群”,这使得现代家庭的建立成为可能,而“群”中“个”的建构及其“度”的问题则又成为现代家庭建立过程的一个难解之题。这种建构的困难其实是现代中国建构之艰难的一次很好的隐喻。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家》、《北京人》、《憩园》、《伤逝》、《寒夜》这些作品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变迁的过程,前三部记录着传统家族的衰败,而后两部则记录着现代家庭建构之艰难。

易卜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中的接受探微

北欧“现代现实主义的戏剧之父”易卜生的戏剧以对社会问题的客观描写而著称。中国的五四时期,兴起了一股“易卜生热”,余温绵延至今。易卜生对中国知之甚少,却成为中国新文化文学和思想运动的一面旗帜。通过研究易卜生在中国现代的传播和接受,来研究因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而产生的传播和接受差异不同的原因。

英语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导入——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为例

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英语国际化发展需求和文化自觉三方面阐述英语专业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的必要性,并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英语专业学生进行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能力的测试和开展文化导入的问卷调查。根据对测试结果和问卷数据的分析,提出英语专业进行中国文化导入的策略。

中国古代男性文学委婉表达与心理解析

本文从中国古代文学中特有的几种委婉表达方式入手,分析了传统男性心理和性格的嬗变以及对社会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男性作者假托女性身份表达某些情感时,是雄性心理和性格的弱化的表现,延及至今,是当前社会阴盛阳衰的原因之一。同时,在塑造女性角色时,男性作者缺乏足够地揣摩,而是简单地将女性角色物化、道具化,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时受其误导。发现并分析这些规律,便于更好地赏析古代文学作品。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浅谈五四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文论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现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进行整体审视与系统总结，反思百年文论的发展历程仍然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我们注意到现有研究关注五四新文学受西方文化思潮影响，却较少看到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五四新文学的应运而生是否割裂了中国传统文化，基于此疑问，本文拟从五四新文学思潮内部发生与外部文化的双重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嗣后文化发展新趋势之间的关系，以真实地展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