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种植业保障我国食物安全战略研究

种植业产品是保障我国食物安全的关键,种植业的发展支撑了我国由“吃得饱”到“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促进了居民膳食质量的逐步提升;新时期我国种植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压力、极端气候冲击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不稳等内外部风险因素的挑战,亟需探讨可行性发展战略以确保食物安全。通过对2035年、2050年种植业食物供需形势预测后得出,未来我国粮食净进口主要集中在大豆和玉米,油菜籽和糖的自给水平将继续下降,花生和水果的自给水平将先降后升,蔬菜始终保持自给有余的态势。基于此,本文梳理了新时期保障我国食物安全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新时期种植业保障我国食物安全的战略构想,主要包括采取种植业产品生产能力提升和结构优化、资源高效利用与低碳生产推进、消费结构引导与健康观念培育、农业科技创新与装备支撑、新型经营主体创新等战略举措,实施种植业科技创新、种植业产品质量提升、种植业生态保护、蛋白替代等重大工程。研究建议,坚持“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总体战略,分区域制定产业发展优先序,加快补齐农业基础设施与科技短板,健全重大危机应对战略体系,以此增强种植业发展水平,切实保障我国食物安全。

“双循环”背景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

粮食事关国计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厘清粮食安全的现状及挑战、提出科学有效的粮食发展战略路径是支撑国家粮食安全并实现稳定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国家宏观统计数据,分析了“双循环”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形势,辨识了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在开展“双循环”背景下国家粮食安全宏观研判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国家粮食安全的思路与目标、战略路径、重大工程建议及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粮食存在供需缺口大、对外依存度高、饲用蛋白进口量大等现象,同时面临国内饲用蛋白替代难、水土资源环境硬约束紧、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粮食安全体系抗风险能力不足等多项挑战。可通过加快部署粮食产能提升示范、新型蛋白资源替代、绿色低碳种养循环、国际粮食资源开发与利用、未来食物研发示范等系列重大工程,辅以建立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适度扩大耕地面积、持续提高大豆油料产量、稳步恢复南方多熟制、持续推进北方轮作制等发展策略,助力国家粮食安全。

新形势下国家食物安全战略研究

我国食物安全保障面临国际供应链不稳定、食物系统转型升级、碳减排压力增大等新形势,未来食物供需情况不容乐观,因而深化国家食物安全战略研究需求迫切。基于中国农业产业模型进行了预测分析,我国粮食供求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66×108 t),粮食自给率将持续下滑,2035—2050年的粮食供需缺口将有所减少;2020—2050年的畜产品、水产品、油菜籽和糖的总需求量将继续增长,净进口量将同步保持增长。面向我国食物安全在耕地、供应链、营养结构、系统风险、科技创新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建议确立新型大食物安全观,在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基础上,实施“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主要农产品自主可控、确保国家食物主控权”的食物安全总体战略。坚守口粮自给率97%、谷物自给率90%、粮食自给率80%的战略底线,围绕“振兴种业、提升地力、防灾减灾、高效低碳”目标,部署现代种业提升、高标准粮田建设、区域食物安全保障、农业绿色低碳、饲料蛋白质替代等重大工程。同步实施强化食物消费需求管理、拓展食物供应链、加强风险管控等举措,充分保障国家食物数量、质量和营养安全。

农业经营主体管理能力提升:实践逻辑与思路对策

管理能力提升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该项工作的薄弱环节。现阶段,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管理者人力资源水平不高、市场开拓能力偏弱、经营风险意识淡薄、财务管理基础薄弱等短板,存在传统观念与现代管理理念的矛盾、管理人才短缺与需求增长的矛盾、资金投入不足与管理升级需求的矛盾、信息获取不畅与决策需求的矛盾、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管理能力的矛盾、规模扩张与管理水平提升的矛盾等问题。随着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不断深入,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现代化发展态势更加明显,需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把管理能力提升作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作的关键抓手,大力发展农商管理类职业教育,强化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探索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完善农业经营主体孵化培育机制,健全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服务体系,不断夯实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贷款可得性的促进作用分析——基于2014—2020年中国农村微观经济数据调查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金融支持。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农村微观经济数据和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含有内生变量的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贷款可得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升了农户获得正规渠道贷款的可能性,尤其促进了中高收入群体以及较高受教育程度农户获得正规渠道贷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低收入和低文化水平农户的非正规渠道贷款可得性。第二,二级指数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三级指数支付、保险和投资对正规渠道贷款可得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货币基金、信贷、信用体系建设等领域在农村地区的发展还明显不足,对于缓解农户面临金融排斥的作用有限。对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农村普惠金融制度建设,推进政府协同金融机构联合创新;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构建全方位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针对不同特征农户群体提高金融服务的针对性、精准性;加强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与金融教育。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农业体系建设的战略思考

科技创新引领是建设现代化农业体系的根本出路,也是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和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信息化、资源利用可持续化的重要支撑。文章阐释了现代化农业体系主要包括的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的科学概念和逻辑关系,指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产业融合升级和培育龙头企业是当前的重点任务。基于科技创新视角,我国在建设现代化农业体系过程中仍面临生产体系科技支撑能力弱、产业体系先进科技含量低和经营体系科技应用水平不高的挑战,严重影响科技创新对现代化农业体系建设的核心带动作用。基于此,文章就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农业体系建设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棉花生产集聚水平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我国棉花生产的集聚水平变化及影响因素,对优化棉花产业布局、推动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经济有现实意义。【方法】选用区位熵测度2001―2022年我国棉花生产集聚水平,并用竞争态模型对各主产省(自治区、直辖市)棉花生产集聚增长情况及竞争状态变化进行比较,最后实证分析影响集聚水平变化的因素。【结果】2001―2022年我国西北内陆棉区棉花生产集聚水平远高于长江流域棉区、黄河流域棉区且不断上升,新疆棉花生产集聚水平和竞争力不断增强,其他植棉大省的棉花生产集聚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均明显下降。影响我国棉花生产集聚变化的因素有粮棉争地矛盾、水资源、农业劳动力数量等资源禀赋因素,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运输成本、化纤产业等社会经济环境因素以及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因素等。【结论】通过棉花生产资源的科学配置,因地制宜实施棉花产业政策,提高棉花生产技术水平,完善棉花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推动相关产业发展,完善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有望实现棉花产业可持续发展。

收入质量对农户膳食质量的影响——基于陕西省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目的】在收入数量对膳食质量影响的边际效应递减的背景下,探讨收入质量对农户膳食质量的影响,有助于解决收入数量对膳食质量改善效应的瓶颈,为膳食质量改善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本文利用2022年陕西省510份农户调查数据,首先从收入数量、结构性、稳定性、成本性和知识性5个维度出发,采用熵值法测算农户的收入质量。其次,通过比较食物实际摄入量与推荐摄入量的偏离程度评价农户的膳食质量。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收入质量对农户膳食质量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收入质量的提升降低了谷薯类、蛋类、水产品、豆类和坚果的摄入量与膳食宝塔推荐摄入量的偏离程度,优化了膳食结构,并显著提升了农户膳食质量,且收入质量对低收入农户膳食质量的影响更加明显。【结论】提升农户的收入质量是突破膳食质量改善瓶颈的重要抓手。建议通过增加收入来源、加强技能培训、推广农业保险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等措施提升农户的收入质量,从而提高农户膳食质量。并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建立更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