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犯罪的刑事制裁思维与路径

网络平台是极其活跃的新型网络主体,网络平台犯罪形势严峻。但司法应对呈现出整体疲软的特征,暴露出立法规范供给与理论跟进失衡的制度瓶颈。立足刑法教义学,应当确认网络平台作为新型网络犯罪主体的理论地位,以技术+功能标准明确网络平台类型,实现刑事责任法定化。今后,要着力增加网络平台作为新型犯罪主体,设定具体的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为追究网络平台的刑事责任提供充足的规范依据与理论指导。要对网络平台进行类型化分析,使网络平台刑事责任形态更具体,并便于相互划清界限。充分重视网络平台法定义务的地位,在准确厘定平台义务的基础上,应坚持实质必要原则,设定具体义务以优化归责原理。

美国民事没收的无辜所有者抗辩:历史、现状与启示

美国的无辜所有者抗辩制度是对美国民事没收财产权侵害危险的一种抑制措施。虽然目前关于无辜所有者抗辩是否属于一种宪法性抗辩还存在争议,但该抗辩的具体事由及证明对完善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及证明无不具有启示意义。我国应当参考该制度将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分为事前存在合法财产权益的抗辩事由与有条件善意取得的抗辩事由两种,并将这两种事由的证明责任在检察机关与利害关系人之间进行分配。

网络安全刑事保障的体系完善与机制构建

网络安全及其刑事保障是全球课题,《网络犯罪公约》和"信息社会与刑法"决议等先后供给了有益的刑事治理经验,中国也积极迎头赶上。应加快整合实体法与程序法资源,聚焦刑法立法升级换代与刑事诉讼模式重塑,着力推动刑法与刑事诉讼的网络知识转型,协同落实具体任务清单。应以"同呼吸、共命运"与联合国的主导地位为基本法治思维,以国际公约制定工作为当前要务,积极推动司法合作、锁定国际公约模板、创新联合国工作机制等一揽子议程的整体实现。

论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风险控制

《刑事诉讼法》(2012年)规定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促进我国刑事庭审方式改革,均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该制度不仅本身存在适用范围过窄,未出庭证人审前陈述证据效力未明确等缺憾,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还存在可能导致诉讼成本激增、控诉方取证难之风险。如何控制这些风险,关键在于还法律制度功能性产物之本来面目,以一种整体性思维分析域外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我国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并建立诸如合理的证人出庭例外、规范的证人出庭变通措施、可行的刑事诉讼费用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

社区矫正哲理之思

新《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对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这一规定是我国自2009年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总结,社区矫正进法典．标志着我国刑罚执行制度从监禁刑走向非监禁刑．实行监狱监禁与非监禁相结合的条文化刑罚执行制度。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哲理之思

对《修正案(草案)》的争点、难点要进行哲理思维,以法律的哲学之思维,统一修法标准、正确理解和认识修法内容,化解矛盾、平衡各方利益和体现刑事诉讼法律的最大价值。首先,各方权力的平衡需要对刑事诉讼职权的配置和诉讼结构进行科学调整;其次,实现价值平衡,必须坚持既要坚持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力度,又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最后,坚持以人为本、人文关怀,把立法和教化人心相结合,把"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性、人伦、人格"等基本的诉讼理念与道德理念作为立法的指导原则,在诉讼制度和机制的改革方面,加强对人权尤其是特殊群体人权的诉讼保护,实现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发展和完善;把诉讼制度和机制作为社会创新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使诉讼更加人性化,讲人性,讲人伦,讲人格,促进人之善性的萌生和回归。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凸显五条主线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就是要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根本遵循，凸显“坚持人民性”“注重现代化”“落实本土化”“体现先进性”“突出实效性”五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