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教育缺失与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困境

农民合作社是一种"人的结合"而非"资本结合"自治性组织,因而合作经济最终行为主体——农民的合作意识和合作文化素养对于合作社发展壮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基于全国对合作社较为发达5省问卷调研发现,农村合作知识的缺乏及合作教育缺失,是农民对合作制度产生低认同度一个重要原因。基于此,政府应在明晰合作教育对象的基础上,学习国外发达国家经验,大力发展合作教育,一方面,推行学校的合作教育,即体制内一些高校设立合作经济专业或课程;另一方面,体制外可以针对不同施教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社会化培训方式来进行合作教育。为合作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否则,中国的农村合作事业极有可能还是在"发展难"与"难发展"怪圈中循环,已有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仍会是一种缺少灵魂的"空壳"。

关系网络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合作经济——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信任是人际间走向合作的基础。小农进入市场途径不是取消小农家庭的生产组织形式,而是农民农场一体化,农民农场一体化的最主要形式是合作制。中国社会关系取向在长期发展中形成并带有"圈子主义精神"的"熟人信任"。这种以亲缘和拟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是中国农民走向合作的行动逻辑,促使个体农民在面临市场挑战时合作行为发生及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发展,但同时也内在规定了合作对象及范围的"规模界限",最终制约了合作经济组织向更大规模、更大地域空间的拓展。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是需要以契约、产权等现代制度为基础的"普遍信任"来做支柱,而不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个人信用"来维系。

中国农业竞争力的时间序列分析

文章从纵向的角度定量分析了我国农业竞争力。在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农业竞争力评价模型,选取了部分代表性指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竞争力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据此重新划分了农业发展阶段,并提出了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的建议。

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建设为中心

改善农村金融和给予农民特别支持,是政府能够确保农民因信贷而进一步依赖和支持政府,而且也是"获得农民长期支持的一种有效手段"。20世纪前半期,国民政府为其统治赢得更多合法性和扭转城乡之间资金的非对称性流动,实施了农村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促进了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建设;有效地解决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金融发展中的"拓荒成本"和外部性。但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主体",同时也造成了合作金融制度的"异化"。所以,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政府作为不仅体现在要提高"供给引导型"制度变迁的效率,而且还要发挥"需求追随型"进入模式优势;更要注重做好激活、改善农民社会资本的存量,培育和创造农民社会增量,拓展他们发展机会和行动能力。避免跌入所谓的"制度供给陷阱"。

现代农业视野下的新型农民培育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现代农业,最终所要求的是农民在素质方面的改变,即需要大量的有现代化视野和素质的农民来实现和支撑,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为此,整个中国社会需要确立"农民教育"和"教育农民"的意识,从中提升农民的职业观念、经营素质,培育起他们"终身学习"、"知识致富"、"现代生产"、"全球竞争"等理念,进而实现中国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一种转变。

社会关系嵌入与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宁波服装业案例研究

从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嵌入的视角,以宁波服装企业和机构为访谈调研对象,追寻众多宁波服装企业早期发展的历史,研究上海与宁波两地基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社会关系嵌入——"红帮师傅"对上海服装业转移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国有服装企业中宁波籍"红帮师傅",是理解上海服装企业在向外转移加工业务的过程中为何选择宁波服装企业的关键因素。在宁波服装业的早期发展阶段,"红帮师傅"充当了宁波服装企业与上海服装企业建立业务联系的桥梁,不仅将自己所在服装企业的加工业务介绍给宁波的服装企业,还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将上海其它服装企业引荐给宁波服装企业,使宁波服装企业从上海获得了大量的加工业务。另外,"红帮师傅"还亲自或引荐其它服装技师为宁波的服装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对理解非经济因素对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实证案例,为欠发达地区吸引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嵌入性还是内源性:对合作金融资本供给机制剖析——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信用合作社为中心

合作金融是农民融通资金的一种体制内金融机构,其资金来源及运用不仅影响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影响合作社性质。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资本呈现出以外源供给为主体的机制偏差:社内资金不足,以银行为核心的社外资金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制约了合作社"质"的完善而沦为"合借社"、"承转机关"。只有通过多种举措如放宽合作金融的业务市场准入限制、增加储蓄和社股金、延伸社员群体、盈余及公积金的有效积储、建立风险防范和风险补偿机制等,才能谋求信用社成为一种有效率的组织而"自有"、"自立"。这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促进农民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政府制度供给与乡村合作运动——基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史视阈分析

20世纪前半期,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农村经济,国民政府推行了以乡村合作运动为中心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促使了合作社大量快速设立。但是合作社发展受到了来自于财政金融体制的制约,根源在于政府有效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及制度建设协调性缺失。实际上,同时作用于乡村的各种制度共同组成了社会的"制度系统"(如与合作社相关的行政、财政金融、土地等制度),制度间耦合关系决定了任何一项制度都必须与其他制度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此外,制度供给还要与政府的"社会动员"相结合,以形成政府力量与乡村民众之间的"共振"。否则,社会经济变迁极有可能会陷入"头重脚轻"的困境。

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内生性组织”与合作社关系剖析

20世纪前半期,在政府主导下中国乡村设立了大量的合作社,一方面其作为一种超血缘、地缘的行政嵌入性"正式组织",无疑是村落社会进化变迁的一个表征;另一方面它的运行又要受制于已有的"社会资本",即乡村中奠基于亲缘关系之上如家族、公家、会牌等内生性的"非正式组织",由此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和紧张关系,最终使合作社经济组织"异化"成为乡村家族、地主豪绅等强势阶层或"旧式精英"所操纵的一个新的"牟利之工具"。表明了社会转型期中乡村中旧有的"权力文化网络"(家族、乡约等组织)会对政府所实施的制度变迁效率的损伤。这是政府在制定或推行某项制度及政策时事先需要着重考虑的。

论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定位与政府能力

县域经济应是一种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民营经济是发展县域经济的"首要取向"和最主要"发展定位"。这一特性内在决定了县级政府的职能是,适合本地特色或有利于优势发挥的发展理念和规划的制订者;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氛围的营造者;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者;各类行业协会及农民经济组织的培育者。但这些职能的履行受到了政府能力不足的掣肘,故必须要从转变政府施政理念、创新政府体制、合理分权和权力下放、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及人力资源开发和依法行政等方面来提升政府公信度和政府能力。

二重社会制度结构的困厄——对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经济困境的一种尝试性诠释

制度结构的特征直接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制度结构决定着制度选择集合和制度选择的空间。中西方社会制度结构上的多元与二重的差异性,决定了内生于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在被移植嵌入到中国乡村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强制"状态下单兵推进时,其原来与之匹配的各种制度之间协调演进而形成的均衡机制已不复存在,故而在运行方面出现的合作社的"异化"和"异化"的合作社等困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此探讨或许会有助于政府在倡导新农村建设运动时的制度安排。

乡村合作运动中合作金融制度建设之议——基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经济史视阈分析

20世纪后,为挽救行将崩溃农村经济,在各种行政力量裹胁下,中国乡村掀起了以信用合作社"异常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合作化运动。而合理合作金融制度与健全合作金融体系,是为各类合作社融通资金、减少对金融资本依赖以促进合作效能充分发挥之必须。基于此,人们在反思检讨合作运动缺憾与不足基础上,对中国合作金融制度与体系建设的学理探讨:包括合作金融内涵;体系建设路径、组织体系层级、与农业金融区别和联系、中央合作金库地位及目标等。其中不少论点极富建设性,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完善乃至于新农村建设仍不失其借鉴意义。这也就是笔者费力将此爬梳出来的原由所在。

个人主义:乡村社会组织化思想资源和价值支撑——基于西方路径与经验反思的视角

不同的文化信仰会引起不同的组织发展路径,进而影响博弈的规则,并最终影响到社会制度性结构的确定。西方经过了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及个人主义等思潮洗礼,形成了社会现代性的基本精神特征:以市场社会为基础的个性解放与主体自由、社会契约、经济自由。其客观实在就是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自治的市民社会。西方的基层社会组织化、农业合作化正是这一现代性的历史趋向在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化修正后的一项成果。将根植于西方个人主义土壤中的社会组织化制度——合作社,移植到中国的以传统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中,其发生异化或难以很好成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也就是50年来"中国一直没有一种合作制机构真正成功过"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制约。因为组织化、合作化首先孕育于个人主义的发展过程,然后才逐渐形成。

中国乡村合作经济困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基于文化禀赋比较的视角

文化信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其差异性会导致不同的组织发展路径,进而影响博弈规则,并最终影响到社会制度性结构确定。从中西社会比较视野分析,20世纪以来自西方"移植而入"的合作社经济之所以在中国命运多舛,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1)中国社会具有自主独立个性的"市场化力量"的缺失;(2)中西方文化禀赋差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3)合作制序根基不同:关系信任与契约信任。文化是不成文规范,制度是成文规范,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学习西方社会组织化或合作化时,我们不能只看到器物层面(技术、工具)和制度层面(产权、组织、激励),而且还应看到精神层面(伦理价值观、预设、信念)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