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给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学习笔谈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海洋大学全体师生回信,为学校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的历史方位,明确了使命任务。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引领,学校全体师生应当抓住机遇,把握全球海洋治理前沿领域新兴问题,发挥涉海学科优秀人才集聚和协同创新优势,开展系统的有组织科研。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学校文科科研攻关必须坚持以文理交叉带动研究范式的升级,以有组织科研实现研究模式的优化。以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学校法学研究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着力法学新兴学科发展与学科交叉融合,为我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以回信期望为指导,学校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应聚焦海洋,以具有海洋特色的公共管理教育体系与聚焦海洋特色的公共管理科研双轮驱动,构建“海洋—教育—科研”三位一体的海洋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以加强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为具体目标,运用系统思维明确其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同驱动,促进不同科技体系的交叉融合,建设激发创新活力的社会生态。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一带一路”来华留学生教育探索与实践——以中国海洋大学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有十年之久,并已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更为“一带一路”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指明方向。来华留学生教育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性环节,也将持续为“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活力。大学应从国际海洋人才培养、涉海科学研究、文化传播与交流等方面担负起时代的使命。此背景下,中国海洋大学发挥涉海优势学科的作用,从国际涉海科研合作、国际化能力与水平建设、“校政企”协同育人和文化传播方式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引领“海上丝路”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培育“谋海济世”“知华友华爱华”国际人才提供有力支撑,也为高校开展涉海领域人才培养发挥示范作用。

本科生科研投入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海洋大学CCSS数据分析

通过综合考虑学生主体特征、家庭背景、校园学习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大学生科研投入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大学生科研投入水平整体不高,但随年级升高逐步提高;父亲受教育程度、向学水平和院校支持环境都显著影响大学生科研投入水平,其中院校支持环境可以有效预测向学水平。因此,改善校园环境支持(学业支持、实践支持、技术支持等)可以有效提高大学生的科研投入水平。

高校青年学生蚂蚁森林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中国海洋大学为例

本文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建立蚂蚁森林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模型,通过抽样调查,采用Amos24.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模型检验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感知趣味性作为潜在变量对影响中国海洋大学学生用户持续使用蚂蚁森林的意愿为正向影响,蚂蚁森林的用户满意度对用户持续使用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结尾笔者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从观念到制度的四重转化:中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案例分析

深化改革是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原则。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背后是海洋政策注意力的深层次变化。制度变迁理论通常将观念改变视为制度变迁的动因。政策话语对中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作用,遵循观念话语互动—国家意志转化—制度知识反馈的机理。海洋强国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挥中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优势,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利益相关者与政策行动者的观念协同、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海洋综合管理效能提升。

“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成就与启示”笔谈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完整提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以来,通过顶层设计、理论阐释、内涵拓展、布局实践,中国海洋强国建设成就斐然,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实施依然面临多种问题和挑战,需要不断增强主体自觉、理论自洽和文化自信,也需要在海权的发展进程中,结合实际,把握机遇,确保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如期实现,还需要消除南海问题对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不利影响,合理处理影响南海问题的内外因素,确保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顺利推进,为我国强国建设作出“海洋贡献”。

应对气候变化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环境国际法律治理与中国因应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第六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综合报告指出,人类排放温室气体等活动已导致全球升温约1.1℃,致使全球每个区域都已感受到因人类活动而造成的气候变化影响。这一结论引发了国际社会在国际法层面治理沿海和海洋生态环境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环境国际法律治理存在环境正义贯彻不充分、减缓和适应法律制度设置不平衡、国际法律规范运行状态不协同等问题。上述问题有两种潜在的解决方案: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新执行协定,明确缔约方负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门性义务;对既有国际法律规范进行解释和完善。但是,这两种方案各自面临着制定共识难以达成、气候变化应对义务和海洋环境保护义务混同的挑战。中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环境国际法律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之决定的指引下,可考虑通过国内参照性模范立法,以及向国际社会提出既有国际法律规范完善和解释的中国方案,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环境国际法律治理的良性发展。

行业管理与“综散结合”:中国海洋管理与执法体制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海洋管理与执法体制有着自身独特的运行逻辑。通过分析2018年国家及中央涉海部门改革方案与实践后发现:与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相比,此次改革后的海洋管理与执法体制呈现出新的运行特征与逻辑取向,即海洋管理由推动综合管理转为强化行业管理,海洋执法由“统一海上执法”转向“综散结合”的复合型执法。行业性的管理体制与“综散结合”的执法体制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统一体,在理论上能够较好地平衡管理权与执法权、集中性与分散性之间的张力,但在实践上应着重加强合作机制以及协调机构建设,避免出现碎片化的海洋管理与“综散不合”的执法困局。

浅谈中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

2018年,国务院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决定撤销国家海洋局,组建自然资源部,同时对外保留国家海洋局牌子。文章试图梳理中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并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发现海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存在运行不畅、管理范畴与职能定位不清、“双头领导”下的中国海警局以及国家海洋委员会隐身等问题,通过本次机构改革,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使海洋综合管理由集中管理走向分散管理、海域陆域统筹管理,至此中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了分散管理、统一执法,决策与执行部门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局面。

“中国海洋安全的现状与前景展望”笔谈

在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中,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是必然的产物,但中美战略竞争主要在海空竞技场、能力和利益的非对称、博弈环境的透明化、战略文化差异和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等方面具有特殊性。中美在安全领域的竞争场域之一为南海区域的南海问题,美国不仅改变了先前针对南海问题的中立政策,已由有限介入转为积极介入甚至干预,并采用多种手段包括政治外交、安全机制等予以遏制,南海问题呈现国际化、军事化、集团化和规则化、法律化等特点。为维护中国海洋权益包括南海权益,我国通过正常立法程序,制定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以规范涉外维权执法机构中国海警局的职权,确保国家的海洋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国海洋治理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与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海洋治理体系建设几经变迁,不断调整和完善。从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设立、撤销、合并,海洋行业管理的进与退,海洋执法的分与合,可以洞悉我国海洋治理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统筹陆海治理的内在关系是建设的核心,化解综合与行业的内在张力是建设的重点,平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是建设的基础,行政体制改革是建设的抓手。

规制政策视角下中国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的协调度测算

当前我国的海洋环境规制政策日趋严苛,这些严苛的规制政策毫无疑问在改善海洋环境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否也反制了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整理并利用《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发布的数据,选取6个典型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的海洋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基于熵变方程法对海洋环境和海洋经济的协调度进行测算,结论是:部分年份海洋环境质量与海洋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负相关,但更多年份以及总体趋势而言是基本协调的,意味着严格的海洋环境规制政策未必是海洋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可能因刺激了新技术、新产业的快速成长从而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同向变动。尽管近些年海洋环境质量总体呈现震荡上升趋势,但与海洋经济协调程度仍有待加强,重视海洋环境规制同时应注重其对于海洋经济的推动力与牵制力。

中国海洋法制度与若干问题概论

中国的海洋法制度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法律制度均具有不同的特征,它们对确保中国的海洋安全、推进改革开放、履行国际义务和形成中国海洋法制度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海洋法制度的成形离不开一些重要海洋政策的互相结合和运用,其为中国海洋争议问题的稳固和解决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尽管我国依据习惯海洋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本形成了中国海洋法制度体系,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外国军舰在领海内无害通过的事先批准或事先通知的规定,对毗连区内的安全事项的管制和处罚的规定,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的限制性实践,对一些重要问题和术语的模糊性等,受到他国的法律挑战。实际上,这些问题均是国际社会中有争议性的问题,因为无法就这些问题达成妥协和共识,所以只能采取模糊性和折衷性的规定,从而引发不同甚至对立的国家实践。要解决这些分歧和冲突,不仅需要各国对相关问题的丰富实践并修改国内海洋法制度,也需要通过双边和国际层面的努力以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国际海洋法体系,以实现"依法治海"的目标。为此,中国需要自发和自觉地转换角色和定位,审议和研究国内海洋法制度,并为构筑符合时代要求的国际海洋法新制度做出持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洋战略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海洋战略主要经历了海洋防御战略、海洋经济发展战略、海洋国际合作战略、海洋强国战略四个阶段的历史变迁。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来看,我国海洋战略演进主要呈现出渐进的层叠变迁状态,推动海洋战略变迁的制度动力分为内外部动力,“海洋需求层次”是推动海洋战略变迁的根本内部动力,国际形势变幻、国内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战略理念更新共同构成推动我国海洋战略变迁的外部动力;同时,海洋战略在高昂的制度退出成本、制度学习效应与协同效应的影响下,路径依赖表现为海洋战略价值导向、变革力量和战略体系自身的稳定性。在未来,我国现行的海洋强国战略应该继续保持与宏观制度环境的匹配度,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也要增强海洋强国战略对各类海洋需求的满足度,协调各类用海需求。

数字赋能:中国海洋综合执法创新面临的挑战与优化路径

数字赋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为中国海洋综合执法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数字赋能海洋综合执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有效突破地域、科层、部门相对分化障碍,聚焦智慧化、科学化海洋综合执法决策,助力海洋综合执法迈向高层次协同阶段。2018年以来,中国海洋综合执法在体制、机制和数字赋能方面进行创新实验。但总体而言,上述体制机制创新仍是传统意义上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综合,具有一定的物理空间局限性。海洋综合执法的理想化效能遭遇阻滞,亟需借助数字赋能超越当前局限。然而,数字时代的中国海洋综合执法创新仍面临传统路径依赖、数字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数据壁垒、数据安全等挑战,尚需数字赋能的体制机制路径优化。

中国沿海省区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格局评价研究

评价我国沿海省区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现状,探讨提升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方法对策,促进我国沿海省区海洋可持续协调发展,对于我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套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格局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我国沿海省区近十年来的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格局特征,并据此提出了提升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针对性对策和建议。

中国海洋高等教育之源流述略——基于20世纪上半叶海洋学科产生的考察

中国海洋高等教育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史,其源起有三源与三线,即20世纪上半叶国立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之源与线、厦门大学之源与线和复旦大学之源与线,首次梳理了复旦大学之源与线。“三源与三线”的形成凸显了在民国时期一批教育家与海洋科学家推动建设的主导作用。随着新中国的建立,1949-1952年海洋高等教育出现三源合流与三线归一的流向与归并,具体线索与路径有复旦大学海洋学组的学生与厦门大学海洋系的师生流向与合并到山东大学线路上,特别是复旦大学学生的流向与流动则开启了我国“院系调整”的先河,致使“三线归一”的“一”的学科特征更为显著,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至今我国海洋高等教育实现了由“一”到多的发展与繁荣。

中国海洋油气资源政策分析(2018—2020)

党的十九大以来,海洋总政策变化叠加行政机构改革,使海洋油气资源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政策将共同体的认同或支持转化为政府权威,政府权威将政策共同体组织起来,使政策共同体的行动能力转化为政府正确行动的能力,即权力。政策传递着信息,转化着能力,形成一个政治生态。鉴于此,中国海洋油气资源政策主体与政策类型的离散匹配状态,表明政策对权力与权威的转化,亟需科学、公正、合理的行政级别、行政权力与行动能力配置。政策文本的时效与继承等也是当前需要关注与处理的问题;而政策文本的汇编与整理、政策文种的规范化与制度化、政策内容的体系化与精准化、政策主体与政策类型的协调、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匹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益尝试。

生态文明视域下中国海洋空间规划研究

海洋空间规划是实现人海和谐的重要工具,通过空间思维的运用,合理布局和利用海洋资源,从而促进海洋保护性开发,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本文基于生态文明视角,分析了中国现行海洋空间规划的现状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深入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对中国海洋空间规划的适用性,分别从海洋空间规划的编制、区划分类体系的调整、区划保障体系的完善等方面阐述了中国海洋空间规划的优化路径,从而不断完善中国海洋空间规划体系,维护中国海洋生态安全,促进中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强国梦”的实现。

我国海洋牧场用海管理对策研究

海洋牧场是实现近岸渔业资源保护和恢复的有效途径。随着全国各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建立,我国海洋牧场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人工鱼礁用海需求不断增加。但是,我国海洋牧场建设仍停留在初级阶段,在生境保护、统筹布局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文章通过对我国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建设现状进行梳理,对近年来我国海洋牧场用海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陆海统筹、完善有关政策、集约节约利用、强化风险管控四方面提出完善我国海洋牧场用海管理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