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的拉动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随着中国与拉美经贸合作跨越式发展,中国对拉美经济的积极影响日益加深。有鉴于此,测度和分析中国最终需求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对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在世界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上,使用OEC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测度了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对拉美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效应。研究认为:第一,1995—2018年,拉动率增长显著,中国最终需求每增长1%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由0.001 4%提升至0.025 3%,提升了17倍,且2018年中国的拉动率在拉美所有外部经济体中仅次于美国;第二,中国对拉美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中价值链依存度整体较高,上升趋势明显,在2000年之后始终保持在80%以上;第三,中国最终需求是中国对拉美经济增长拉动效应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将通过内循环到外循环有效拉动拉美经济增长。

2023年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

2023年12月1日,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举行“2023年国际形势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以及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机构的1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与会专家围绕2023年度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地区安全格局的演进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世纪疫情“后遗症”影响、地区冲突和大国竞争加剧,按下了国际地区格局变化的快进键,令世界更加分化和彷徨。2023年,全球经济在艰难跛行中继续分化,高通胀、低增长成为困扰各国经济的通病。美国为维护其霸权优势地位,固守冷战思维,在地区大搞阵营对抗,持续强化对华的战略围堵和“规锁”;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将中国正当的国家发展和经贸行为政治化污名化,为其对内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外以“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方式遏阻中国发展的政策背书。胶着近两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血腥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背后是长期累积的地缘政治、民族、宗教等矛盾的大爆发,冲突的延宕正在引发一系列更加复杂深远的连锁变化。与会专家学者一致指出,越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越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坚决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用“发展”消解地区纷争之厄,用“合作”打开战略互疑之结,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与和平稳定。

理解经济增长的源泉:基于一个简约的生产函数

文章尝试将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国际关系和制度因素有机整合入一个统一的简约生产函数,重点从全要素生产率和制度两个维度来理解经济增长的源泉。概言之,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和良好的国际关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制度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要素效能产生系统性的促进作用。出于清晰表达的目的,模型对主要变量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简化的独立分析,但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国际关系和制度等因素之间往往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作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正在引发知识扩散方式和企业创新模式的深刻变革。利用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专利数量和被引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整体看,数字经济促进了企业创新;分行业看,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差异明显,对高技术制造业及技术型服务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低技术制造业及其他行业的影响较弱甚至有负向影响。数字经济影响创新过程中,企业创新积累发挥重要作用,较之高积累和低积累企业,数字经济对中等创新积累企业创新增长的提升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溢出是数字经济影响创新的重要机制,并且流向竞争对手的知识溢出同样有利于企业创新,但其溢出份额对创新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最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发现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面临下行压力,而企业数据管理能力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红利,促进其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政治经济学逻辑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将发展拓展到全球视野,将开放发展和共同发展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实现了内向维度现代化与外向维度现代化的有机统一。这既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必然结果,也为构建开放条件下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现实基础。在开放条件下,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发展进程,还是包含合作与治理的国家间互动进程。根据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开放条件下国家现代化主要可分为发展导向型现代化和发展—合作—治理型现代化两种模式。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国家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会实现从发展导向型现代化向发展—合作—治理型现代化的跃升。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践行开放发展理念,立足商品要素型开放奠定的基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体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以及自立自强与自主开放的互补互促。从学科建设和研究议程拓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政治—经济互动可以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开放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奠定基础。

国际产业转移、技术创新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考察国际产业转移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一般规律对于发展中国家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OECD-TiVA(2021)数据库,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1995—2018年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转移规模,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检验国际产业转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和东盟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呈倒“U”型关系,目前大部分制造业未跨越拐点,处于国际产业转移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适度区间”,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倒“U”形关系依然成立;②技术创新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显著,会弱化两者间的倒“U”型关系,促使国际产业转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倒“U”型曲线较基准回归结果更平缓;③扩展分析发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会弱化国际产业转移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倒“U”型关系,而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则会强化这种“低端锁定”效应;④最终产品国际产业转移与制造业GVC地位倒“U”型曲线较中间产品国际产业转移更陡峭。

中美博弈下的中国香港双重转型

中国香港经历了从西方世界与内地物资交流主要通道向内外资交流合作枢纽的转型,背靠祖国是中国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因素。美对港政策与其在港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更多服从与服务于其对华战略。美国对华政策从“遏制+接触”战略已经转向“遏制+竞争”战略,对中国香港曾经的“西式民主橱窗”和“经济金融桥梁”的定位也随之转向“遏制中国前线”定位。这种定位转型,意味着中国香港历史的特殊性红利基础动摇,利益固化藩篱所导致的各种结构性社会撕裂将进一步凸显。拥有全球最大实体经济的中国将以更大开放应对美国的选择性对华“脱钩”,这就要求中国香港在全球化秩序的重新洗牌和重构进程中,尽快找准自己的新定位,将联通世界和融入祖国有机结合,积极有效地推动自我转型。

“全球南方”重塑国际传播格局

当前,“全球南方”概念具有模糊性、广泛性和竞争性等特征,因此概念内涵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全球南方”谋求国际话语权首先应立足于“全球南方”概念的话语权,并打破西方的话语壁垒,不断寻求增加在国际制度中的代表权。但也要注意到,“全球南方”在国际传播话语权上仍面临现有国际传播体系的约束、发达国家传播技术与手段的垄断以及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为此,“全球南方”要积极引领国际传播格局演进和变革方向,积极推动构建平等、多元、均衡的国际传播格局。

经济合作50年节点的日本对东盟峰会外交

日本对东盟外交具有政策的连续性与经济外交优先性的鲜明特点。日本与东盟设立“合成橡胶论坛”成为日本重视对东盟经济外交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023年是论坛成立50周年纪念节点,日本邀请东盟各国领导人参加在东京举办的特别领导人会议,希望以此为契机推进与东盟各国在经济、安保合作、人员往来在内的广泛领域的双边合作。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日本高调纪念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希望拉近与东盟关系以配合推进其“印太战略”,并为未来的双边关系提供方向指引。日本与东盟关系的走势对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关系乃至中国东盟关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全球氢能竞赛的驱动因素、当前格局及经济地理效应

氢能是国家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世界各国逐渐加大部署氢能的力度并形成了全球氢能竞赛态势,其本质是各国受能源安全与脱碳压力的二维驱动,进而在全球氢价值链中寻求有利的分工位置。各国依据资源禀赋和技术优势形成不同导向的国家氢能战略,主要有大规模进口氢、大规模出口氢和自给自足氢并加以规模化工业应用这三种类型。各国差异化导向的氢能战略有助于构建全球氢经济地理新格局。各国政府逐渐将氢外交纳入国家经济外交议程,积极发展与氢相关的投资及贸易关系。全球南方国家应借助全球氢能发展浪潮,加快完善国内基础设施并开发多应用场景,以氢能为抓手促进经济起飞。

从斯托雷平到高尔察克——21世纪以来俄罗斯社会思想变迁

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是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关注较多且给予了重新评价的两个历史人物。从“刽子手”和“匪帮首领”到“最优秀的政府首脑”和“无畏上将”,他们的历史叙事与苏联史被改写是一脉相承的,既有还原历史的成分,也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因素。重评反映出当下的俄罗斯人更加重视本国政治传统与改革经验,从而对当代政治人物和大国走向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向父辈回归”,俄罗斯在国家治理上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政治上强力维稳,建立法律秩序,形成牢固统一的国家,不容分裂;经济上坚决改革,推行财产私有化,走向市场经济;思想上回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提倡爱国主义,协调各方势力;发展军力,反抗霸权,恢复大国地位。社会思潮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在21世纪的俄罗斯政治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中国在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中所处地位与优势塑造

人工智能自诞生之日起带给人类和国际社会的就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人工智能目前与国际竞争密切相关,开发下一代人工智能的竞赛不仅发生在谷歌、微软、百度、腾讯等科技公司之间,而且发生在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均在大力发展各自的人工智能技术。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工智能企业,融资规模全球第一,并且在人才储备和商业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欧盟非常重视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符合法律和伦理原则;日本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以实现智能社会生活作为重点。中国在大数据、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开发方面具备明显优势,近年来正在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未来中国应该从优化人工智能发展的创新生态、搭建共享包容的数字经济平台、提升人工智能标准制定话语权、健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体系、塑造协同均衡的国际治理规范等方面入手,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风险挑战,在人工智能的国际竞争中占领制高点。

西方大国推行“负和博弈”下的国际秩序变革

当前,美国单边霸权松动。与此同时,中西方基于各自文明特征的发展和治理模式碰撞加剧,这加速了霸权国开启“负和博弈”战略模式。美国开始破坏基于开放、多边规则的全球化秩序,将经济作为武器不惜以自伤为代价打压对手发展,逼迫盟友和中小国家选边站队,试图让世界重新回归俱乐部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集团化状态。大国间“负和博弈”给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带来消极影响,导致更多国家出现连锁性政治动荡和社会治理困境,加剧地区安全形势紧张,全球及地区产业链也因此遭受剧烈冲击,使世界经济复苏和广大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雪上加霜。中国应更多将战略重心和关注点放在与广大非西方国家建立协同发展模式上,同时将中美的直接竞争转化为对多数国家吸引力和对世界贡献度的间接竞争。这是中国超越大国“负和博弈”、避免陷入军事联盟和集团政治对抗,成功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

“边缘国家”何以成功塑造国际规范?——基于拉美国家经验的分析

当代国际秩序主要由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美欧国家主导和塑造。但是,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并非完全是西方规范的接受者,其也主动参与国际规范秩序的塑造。本文通过明晰规范塑造中的道义逻辑和权力逻辑,探究“边缘国家”成功塑造国际规范的条件,并具体考察作为典型“边缘国家”的拉美国家参与塑造可持续发展目标规范、粮食主权规范以及毒品治理规范的案例,回答弱势方如何成功倡导规范并参与国际秩序塑造。研究发现,“边缘国家”能否提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共鸣的规范内容,并激活规范的道义逻辑,对于国际规范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心国家”的态度对国际规范效力的强弱具有调节性作用。“边缘国家”也可在国际组织中积极推动规则创新,借助学习机制促使“中心国家”改变其既有理念。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

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有着重要影响,而我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效率低是制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2011—2022年主板、创业板以及新三板上市制造业企业的数据,深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揭示其背后的作用路径: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增强商业信用,为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有力支持。此外,金融监管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正向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持续深化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断优化金融服务体系;倡导并鼓励制造业企业深入参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与发展;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力度,确保其合规运营并控制潜在风险。

欧盟区域经济绿色转型:政策、路径与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欧盟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政策实践经验,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6年)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第二阶段(2007—2018年)以具体目标为导向,建立了系统性的政策框架;第三阶段(2019年至今)以更宏大的愿景为引领,更加注重公平转型和区域协同发展。欧盟的区域绿色转型政策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一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为区域绿色发展指明方向;二是政策协同配套,覆盖经济和社会的不同领域和维度。三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导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领域流动;四是统筹效率与公平,完善公平转型保障机制。中国应借鉴欧盟成功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加以灵活运用。首先,应从国家层面统筹谋划,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其次,应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建立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再次,应加快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制定符合地方实际智慧化创新工具;最后,应在加快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同时,健全公平转型机制。

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背景下,中国贸易结构变化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2020年的新冠疫情造成全球价值链中断及疫情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速度不均衡,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倾向将价值链“区域化”“本土化”。在面对全球价值链调整及发达国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变化使得我国的资源类产品、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等产品面临进出口额下降等问题,我国可以尝试建立以本国为核心、亚洲国家或地区为次核心、其他国家为边缘的阶梯状贸易网络结构。该贸易结构将充分利用亚洲各国优势、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带动亚洲区域经济发展。

以中国特色执政党自我监督保障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以中国特色执政党自我监督保障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矢志不渝推进管党治党的重大创见,凝结着对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深刻洞察。中国特色执政党自我监督内涵丰富,包括“惩戒、执纪、警示”为内核的“不敢腐”自我监督体系、以“责任、制度、格局”为内核的“不能腐”自我监督体系和以“教育、激励、文化”为内核的“不想腐”自我监督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强化从源头到末梢的自我监督体制机制,以系统思维持续提升中国特色执政党自我监督的反腐败质效。

第十五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暨“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化”学术研讨会简讯

2024年9月21日,第十五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暨“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云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主办,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经济金融学院承办,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工作站、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和国际关系学院科研管理处协办。

安全资产短缺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正在进行重大转型,房地产市场调整对我国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产生一定外溢影响。本文从国内安全资产短缺问题出发,以房地产作为中介渠道,探究安全资产短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安全资产短缺程度的提高会直接抬升系统性金融风险,此外还会通过房地产市场繁荣程度来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房地产仅仅是一种“准安全资产”,市场主体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在安全资产短缺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提高安全资产供给、防止房地产市场“硬着陆”、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前瞻性监测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