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和就业竞争压力下大学生社会心态特征——基于2023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大学生群体是我国青年人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的境遇状况及其社会心态关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基于2023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从政治信念、社会态度、学业竞争意识、就业取向、焦虑心态和网络情绪宣泄等方面了解“00后”大学生的社会心态特征。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在政治价值取向方面高度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对于一些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与其生活境遇紧密相关、事关其个人发展前景的问题感到迷茫困惑。同时,学业和就业竞争“内卷化”导致大学生群体产生集体焦虑心态,他们往往通过夸张的、娱乐化的网络情绪宣泄,消解竞争压力与心理焦虑。新发展阶段培育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面临诸多挑战,如何使党和政府倡导的“远大理想”和“使命担当”与大学生面临的学业和就业选择之间建立有效链接,实现落地化的有效转换,既需要高校教育创新“大思政课”理念、模式、视野和内容,更需要多角度出发、多部门联动、顶层设计思维,提出切实可行、落地有效的政策方案。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智能时代我国社会结构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对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产生颠覆性影响。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类似于历史上蒸汽机、电力等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通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正将人类社会带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结构呈现智能现代化特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特征为新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契机,新质生产力也为破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西方现代化百年来,始终难以克服的弊病,也被带入了智能化时代,在“数字鸿沟”之后,“智能鸿沟”也在西方社会逐步形成。智能时代的中国社会结构,展示出新型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特征,表现出优于西方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新形态,成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介绍及应用说明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大型纵贯调查。从2006年开始,CSS项目组至今已开展过9期调查,向公众开放了8期调查数据,为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高质量数据库。为了让用户更加深入地了解和使用CSS数据,本文从研究设计、抽样设计、调查过程、基本变量含义说明、数据开放和获取等五个方面对CSS调查进行具体的介绍。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新范式的涌现

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影响虽刚刚开始,但已引发了诸多的关注和讨论,未来将更加热烈。从对学术体系的影响来看,在理论上,GAI推动了机器心理学、行为学和伦理学发展,推动智能社会科学进入新阶段;在方法上,GAI成为重要的数据分析工具;在数据上,GAI不仅能进行数据采集,其生成内容也能成为研究数据。从对学科体系的影响来看,在学术评价上,研究数据可得性更高,开展验证性研究更具可能;在人才培养上,研究者更为技术均等化、知识普及化和学习自主化,也要求其更具创新精神、智能思维。从对话语体系的影响来看,在公众话语上,学术权威部分被消解;在国家话语上,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使命更加重大;在国际话语上,哲学社会科学引领全球的机遇显现。

论以社工站为基石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建设

随着民政部于2020年部署在全国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进入本土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建设的关键阶段,本文将其总结为以社工站为基石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建设阶段。其中“社工站制度”是该制度体系的基石,而社工站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围绕面向城乡社区居民生产、传递和提供普遍可及的基本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相关配套制度。社工站服务提供制度的核心又是“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提供制度”。为保障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服务制度体系的有效建设和可持续运行,相应的社工站人才队伍制度建设应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理性选择与社会分化

本文基于对“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讨当前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并从优绩主义、风险社会、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教育决策理性行动的理论视角,解释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同构因素和分化因素。本文发现,大学生就业选择出现了四个方面的趋同化,即推迟就业而选择继续升学、体制内就业意愿不断高涨、“逃离北上广深”倾向不断发展以及慢就业接纳度越来越高,这些反映出大学生面对激化的劳动力市场竞争,采取持续和延续人力资本投资的对应策略以及规避市场风险和追求安全感的心态特征。与此同时,大学生个体理性选择的具体就业决策行动又深受个人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制约。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体制资本和城市化资本对大学生就业选择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显示了大学生就业选择的社会分化特征。本文的研究发现说明,当前大学生就业选择深受同构因素和分化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并存。

我国大型社会调查的经验与反思

大型社会调查既为社会变迁的现状和趋势分析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又为教学、科研和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21世纪以来,大型社会调查在抽样技术、管理模式、访问执行和数据分析等方面不断积累经验,为数据使用者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库。本文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从测量的视角进行反思,以跨情境效度、概念规范性、比照权威统计为切入点,以典型概念的测量和数据分析为例子,从调查方法层面总结调查研究如何推动社会议题的发展。

以社会救助推进共同富裕:逻辑、效能、问题与对策

社会救助制度如何充分发挥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背景推进改革优化应当考虑的根本性问题。与西方国家社会救助实践不同,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逻辑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救助理念坚持兜底和补短原则,救助申请坚持向全民开放,救助资金坚持政府主责,救助资源坚持社会协作,救助方式坚持分类多样。针对新形势下社会救助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研究立足强化社会救助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这一视角,提出了四条主要建议:提升社会救助对象识别精准度,真正让共同富裕惠及低收入群体;拓展非商品化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让低收入群体在有人情、有温度、有效果的服务类救助中真实享受共同富裕带来的成果;形成多元主体共促高效的社会救助资源供给机制,最大化扩大社会救助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运用智能化、数字化技术优势,为社会救助促进共同富裕夯实技术基础。

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联动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联动是为提供优质社会服务、改善社会福利体系而进行的重要探索。深入研究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联动实践样态,探索有效的合作模式和协同效应,成为当前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领域的重要课题。文章首先探讨了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联动的历史背景、现实需求和理论支撑,揭示出它们之间的价值关联、动力生成和共生互融,从而解读了这一联动合作现象背后的三重逻辑。其次,对社会工作、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社会工作机构、慈善组织和乡镇(街道)社工站开展调研,对其联动运行机制展开剖析,揭示了现存的一些困境与挑战,包括联动动力不足、联动权责不清和联动质量不高等。为应对这些挑战,笔者提出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应通过编织联动网络、明确联动责任和延伸联动触角,实现互惠共生的发展之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特色民族学“三大体系”建设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重要使命,其关键在于坚持国家立场,树立大局意识。首先,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重新定位民族学,提升学科的整合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民族研究双重转型契机,拓展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在民族学中国学派创建中打造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的第五大传统。其次,学术体系建设方面,以“国家—民族”关系为核心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以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为指引,夯实其学理基础;以跨学科和新技术为动力,推动其研究方法的创新。最后,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紧紧围绕“四个自信”,用中国概念讲好中国故事,建构起具有本土智慧的民族学话语体系,提升其国际话语权。

连结—团结—行动:社会工作助力村庄发展的逻辑机理分析——基于北京城郊Z村的实践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实现村庄集体发展,村庄团结是打破个体化、原子化离散趋势,凝聚村民关系的有效途径。本文对北京城郊Z村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探究社会工作助力村庄发展的逻辑和机理。研究发现,村民过往的集体生活记忆是村庄发展的历史基础,乡村振兴是村庄发展的现实动力。在村两委的领导下,当地以社会工作提供的社会性服务为切入点,形成村庄内个体、群体、整体间的交互连结,在此基础上,通过公共活动增进村民之间的社会团结。同时,Z村基于公共意识,为谋求村庄发展采取集体行动,形成由连结、团结到行动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村庄共同体,为村庄发展提供集体动力。

普通高校双语教学困境的实践回应与启示——以“社会学概论”为例

普通高校尤其是一般本科院校的双语课程建设一直受到师生英语能力偏低的制约,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状况下不适宜开设双语课程。通过双语课程实践和问卷调查发现,虽然学生的英语能力对专业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有影响,但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学习积极性对课程效果的影响更大。因此,依据师生实际情况,通过教师组成、教学方式、学习方式、教材使用和语言使用比例的调整和改进,一般本科院校依然可以较为有效地开展双语教学并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社会治理视角下个人极端案件的风险防范

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是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的必由之路。这就必须增强识别与防范各类安全事件的能力。个人极端案件,尤其是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犯罪现象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个体的犯罪对象存在任意性并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应建立这类犯罪案件数据库、犯罪预警及干预系统,规范新闻媒体的报道,建立顺畅的民意表达机制,完善教育理念与心理救援,加强对相关案件的防范。

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山地农村生态治理的社会机制——基于云南诺村案例

农村生态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治理农村的环境问题需要从居民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促进农村社区或居民成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生活环境主义基于生活者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并通过激发生活者的智慧以解决问题,为农村环境问题提供了治理方向。以该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云南诺村建立水源林历程的分析发现:诺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地方环境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生态治理是在村民小组层面的共同体行动;水与森林资源具有公共性,为村民共同占有、使用,从而赋予村民参与治理的权利与身份;村民会议是整合村民不同利益诉求、“说法”的平台,村民通过博弈达成保护环境的共识;在实践层面,诺村基于生活常识而形成治理规则,并依托村社共同体进行监督和制裁。以农村社区为主体、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生态治理,可为我国西部山地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及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从助老到助己:社会工作者情绪劳动中的共情疲劳研究——基于养老机构社工服务的观察

作为特殊的助人职业,情绪的接纳以及控制是社会工作者进行专业服务的前提,共情所带来的亲和效果能够快速打破情感壁垒,但此过程会接触服务对象的负面情绪,引发职业疲劳、倦怠以及替代性创伤体验,造成共情疲劳问题。研究发现,源于助老过程中的不良共情反应以及服务特殊性所引发的残余共情压力是导致老年社会工作者产生共情疲劳的主要因素,如果不能及时纾解会对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不利,产生社会工作者脱离状态的功能失调性重构与职业停滞状态的丧失性重构结果。作为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社会工作职业的专业性与队伍的稳定性对养老高质量服务具有重要的影响。理论研究与干预应该关注共情疲劳带来的负面效应,保护与增进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健康和福祉,推进我国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

医务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状况及支持策略研究——基于抗逆力的整合分析

作为助人行业,社会工作的服务过程充盈着同情、共情、移情等要素,需要感受特定的规则约束并向场域中的主体表达适当的情感。研究发现,在医院的特殊场域中,病患的负面情感以及创伤事件等危险性因素影响着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心理健康,二者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情感累积,会以情感疲劳或者工作倦怠感的体验进而外化为具体行为。基于抗逆力与情绪劳动的整合模型,社会工作者利用自身心理弹性机制进行自我调节的同时,仍需强化保护性因素以寻求情感调适与支持,实现医院结构性条件与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实践的协调互构,避免因情感能量损耗危及正常服务或者继续职业化进程。

名称·社会形态·交往交流:唐代大贺氏契丹研究述评

唐代大贺氏契丹时期是契丹早期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因而自20世纪50年代始,学者们对其加以研究,成果颇丰。细致梳理上述研究成果发现,以往学者主要关注唐代大贺氏契丹之名称、社会形态、唐契交往交流三方面内容。关于唐代大贺氏契丹之名称,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其所指为氏族名、部落名、官名及李姓契丹等;唐代大贺氏契丹社会形态主要有“部落联盟”“部族联盟”“酋邦”三种学术观点;唐契交往交流,主要体现在双方和亲、唐置松漠都督府,以及大贺氏契丹向唐朝贡等。

专业赋能是社会服务机构有效参与儿童保护服务的关键

儿童社会服务机构是指参与一线儿童保护服务的社会福利组织,既包括政府兴办的儿童福利院和未成年保护中心,也包括从事以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志愿性、公益性组织和民办社工服务机构。绝大多数社会服务机构是社会组织。专业赋能是这些社会服务机构有效参与儿童保护的关键。

社会学视角下的侨易学:中国智慧的新呈现

侨易学以《易经》中的“易”为核心,以因“侨”而致“易”为基本理念切入被现代性割裂的碎片化世界,关照现实世界中侨易主体的“变”与“常”,在对“变”之关注以及“变”之发生、过程与内在机制分析的意义上,与社会学有内在的呼应。通过阐述社会学与侨易学之间的内在呼应,试图表明侨易学的理论可以为社会学的一些经典主题提供饶有新意的视角,即侨易学以“变化”与“如何变化”为关注点,以流变之下“不易”之“大道”为支撑,以微观为起点,涵盖中观、直指宏观历史巨流;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学的具体研究亦可对侨易学的理论与方法建设有所启发、有所推动,藉此有助于侨易学与一般社会学研究之间的交流、互动和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