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和就业竞争压力下大学生社会心态特征——基于2023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大学生群体是我国青年人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的境遇状况及其社会心态关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基于2023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从政治信念、社会态度、学业竞争意识、就业取向、焦虑心态和网络情绪宣泄等方面了解“00后”大学生的社会心态特征。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在政治价值取向方面高度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对于一些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与其生活境遇紧密相关、事关其个人发展前景的问题感到迷茫困惑。同时,学业和就业竞争“内卷化”导致大学生群体产生集体焦虑心态,他们往往通过夸张的、娱乐化的网络情绪宣泄,消解竞争压力与心理焦虑。新发展阶段培育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面临诸多挑战,如何使党和政府倡导的“远大理想”和“使命担当”与大学生面临的学业和就业选择之间建立有效链接,实现落地化的有效转换,既需要高校教育创新“大思政课”理念、模式、视野和内容,更需要多角度出发、多部门联动、顶层设计思维,提出切实可行、落地有效的政策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智能时代我国社会结构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对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产生颠覆性影响。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类似于历史上蒸汽机、电力等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通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正将人类社会带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结构呈现智能现代化特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特征为新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契机,新质生产力也为破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西方现代化百年来,始终难以克服的弊病,也被带入了智能化时代,在“数字鸿沟”之后,“智能鸿沟”也在西方社会逐步形成。智能时代的中国社会结构,展示出新型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特征,表现出优于西方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新形态,成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从二元社会结构视角看地方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以陕西省猕猴桃产业为例

近年来,乡村产业振兴备受重视,许多地方都在致力于推动当地特色农业产业转型与升级,希望从区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但是现实中却发现很多地区特色农业产业的转型与升级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那如何才能推动区域特色农业产业实现转型与升级,将区域特色农业产业推向全国呢?从二元社会结构视角,采用“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这一对概念,对陕西省猕猴桃产业发展历程进行阶段上的划分,详细分析了不同阶段官方“伞式社会”和民间“蜂窝式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不同阶段两种力量结构和功能的动态演变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每一阶段,找到官方“伞式社会”和民间“蜂窝式社会”二者发挥作用的结合点非常重要,双方都是可以发挥强大作用的主体,但是任何一方的单打独斗都无法在如今完成本区域农业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只有二者“高程度、高默契”的协同才能完成一个区域农业产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实现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从而实现从“区域到全国性”的跨越。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慈善与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的机制、类型及路径

慈善与社会工作融合发展不仅是理论追求,也是实践所需,推动两者融合发展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慈善与社会工作的融合既指两种活动之间的紧密结合、相互支撑,也指两个主体的协同联动和两项事业的共生互融,它们受到内部与外部驱动机制的共同作用。基于主体地位与联结强度两个维度,可以将二者关系类型划分为主导–紧密型、主导–松散型、平等–紧密型和平等–松散型四种。在应对慈善与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的现实挑战的同时,应特别注重实务运作、行业组织和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并以社区慈善为创新载体,助推慈善与社会工作的深度融合达到互惠共生的目标形态。

中国青年社会心理复杂性的时空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时空压缩场景中,作为时代与社会的主体表征之一的社会心理,呈现出更加敏锐和细微的复杂性,而对于社会变迁赋有敏感天性的青年世代,其社会心理复杂性则更加超前和鲜明。对于这些复杂性症候及其发生机制的诊断,晚近社会科学中兴起的时空分析理论视角和方法工具为其提供了一种新颖独特的洞见。就探究当今中国青年社会心理复杂性的样态及其原因而言,时空分析这一研究进路的选择仍然需要以契合时代背景下国情生态和青年特质作为前提,并作出具有一定创新性理论和方法建构的努力来加以有效应用。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介绍及应用说明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大型纵贯调查。从2006年开始,CSS项目组至今已开展过9期调查,向公众开放了8期调查数据,为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高质量数据库。为了让用户更加深入地了解和使用CSS数据,本文从研究设计、抽样设计、调查过程、基本变量含义说明、数据开放和获取等五个方面对CSS调查进行具体的介绍。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新范式的涌现

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影响虽刚刚开始,但已引发了诸多的关注和讨论,未来将更加热烈。从对学术体系的影响来看,在理论上,GAI推动了机器心理学、行为学和伦理学发展,推动智能社会科学进入新阶段;在方法上,GAI成为重要的数据分析工具;在数据上,GAI不仅能进行数据采集,其生成内容也能成为研究数据。从对学科体系的影响来看,在学术评价上,研究数据可得性更高,开展验证性研究更具可能;在人才培养上,研究者更为技术均等化、知识普及化和学习自主化,也要求其更具创新精神、智能思维。从对话语体系的影响来看,在公众话语上,学术权威部分被消解;在国家话语上,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使命更加重大;在国际话语上,哲学社会科学引领全球的机遇显现。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笔谈

主持人按语: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全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

论以社工站为基石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建设

随着民政部于2020年部署在全国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进入本土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建设的关键阶段,本文将其总结为以社工站为基石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建设阶段。其中“社工站制度”是该制度体系的基石,而社工站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围绕面向城乡社区居民生产、传递和提供普遍可及的基本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相关配套制度。社工站服务提供制度的核心又是“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提供制度”。为保障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服务制度体系的有效建设和可持续运行,相应的社工站人才队伍制度建设应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理性选择与社会分化

本文基于对“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讨当前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并从优绩主义、风险社会、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教育决策理性行动的理论视角,解释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同构因素和分化因素。本文发现,大学生就业选择出现了四个方面的趋同化,即推迟就业而选择继续升学、体制内就业意愿不断高涨、“逃离北上广深”倾向不断发展以及慢就业接纳度越来越高,这些反映出大学生面对激化的劳动力市场竞争,采取持续和延续人力资本投资的对应策略以及规避市场风险和追求安全感的心态特征。与此同时,大学生个体理性选择的具体就业决策行动又深受个人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制约。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体制资本和城市化资本对大学生就业选择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显示了大学生就业选择的社会分化特征。本文的研究发现说明,当前大学生就业选择深受同构因素和分化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并存。

多措并举构建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格局

持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新时代,为应对数字社会、老龄社会的到来和新兴领域的迅速发展,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发挥党委领导的关键作用,协调好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力量,形成党委领导下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序社会有机统一的共同体治理格局,并将民主协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撑贯穿在社会治理全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与区域结构变迁

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仍较为突出,城乡与区域结构的现代化转型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特征。城乡结构方面,伴随人口流动的普遍化,中国正从“农民-市民”二元城乡结构走向“农民-流动人口-市民”多元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方面,既有的东中西梯度发展格局尚未改变,与此同时“东北振兴”问题日益迫切,南北差距也呈现扩大趋势。消弭空间发展不均衡、实现中国城乡与区域结构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关系到乡村振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乃至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对此,需要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县域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发展路径依赖,以及人情、面子等传统关系文化的“双重路径依赖”,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破解中国城乡与区域不均衡问题也至关重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特色民族学“三大体系”建设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重要使命,其关键在于坚持国家立场,树立大局意识。首先,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重新定位民族学,提升学科的整合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民族研究双重转型契机,拓展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在民族学中国学派创建中打造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的第五大传统。其次,学术体系建设方面,以“国家—民族”关系为核心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以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为指引,夯实其学理基础;以跨学科和新技术为动力,推动其研究方法的创新。最后,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紧紧围绕“四个自信”,用中国概念讲好中国故事,建构起具有本土智慧的民族学话语体系,提升其国际话语权。

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联动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联动是为提供优质社会服务、改善社会福利体系而进行的重要探索。深入研究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联动实践样态,探索有效的合作模式和协同效应,成为当前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领域的重要课题。文章首先探讨了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联动的历史背景、现实需求和理论支撑,揭示出它们之间的价值关联、动力生成和共生互融,从而解读了这一联动合作现象背后的三重逻辑。其次,对社会工作、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社会工作机构、慈善组织和乡镇(街道)社工站开展调研,对其联动运行机制展开剖析,揭示了现存的一些困境与挑战,包括联动动力不足、联动权责不清和联动质量不高等。为应对这些挑战,笔者提出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应通过编织联动网络、明确联动责任和延伸联动触角,实现互惠共生的发展之路。

我国大型社会调查的经验与反思

大型社会调查既为社会变迁的现状和趋势分析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又为教学、科研和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21世纪以来,大型社会调查在抽样技术、管理模式、访问执行和数据分析等方面不断积累经验,为数据使用者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库。本文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从测量的视角进行反思,以跨情境效度、概念规范性、比照权威统计为切入点,以典型概念的测量和数据分析为例子,从调查方法层面总结调查研究如何推动社会议题的发展。

以社会救助推进共同富裕:逻辑、效能、问题与对策

社会救助制度如何充分发挥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背景推进改革优化应当考虑的根本性问题。与西方国家社会救助实践不同,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逻辑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救助理念坚持兜底和补短原则,救助申请坚持向全民开放,救助资金坚持政府主责,救助资源坚持社会协作,救助方式坚持分类多样。针对新形势下社会救助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研究立足强化社会救助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这一视角,提出了四条主要建议:提升社会救助对象识别精准度,真正让共同富裕惠及低收入群体;拓展非商品化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让低收入群体在有人情、有温度、有效果的服务类救助中真实享受共同富裕带来的成果;形成多元主体共促高效的社会救助资源供给机制,最大化扩大社会救助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运用智能化、数字化技术优势,为社会救助促进共同富裕夯实技术基础。

连结—团结—行动:社会工作助力村庄发展的逻辑机理分析——基于北京城郊Z村的实践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要实现村庄集体发展,村庄团结是打破个体化、原子化离散趋势,凝聚村民关系的有效途径。本文对北京城郊Z村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探究社会工作助力村庄发展的逻辑和机理。研究发现,村民过往的集体生活记忆是村庄发展的历史基础,乡村振兴是村庄发展的现实动力。在村两委的领导下,当地以社会工作提供的社会性服务为切入点,形成村庄内个体、群体、整体间的交互连结,在此基础上,通过公共活动增进村民之间的社会团结。同时,Z村基于公共意识,为谋求村庄发展采取集体行动,形成由连结、团结到行动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村庄共同体,为村庄发展提供集体动力。

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山地农村生态治理的社会机制——基于云南诺村案例

农村生态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治理农村的环境问题需要从居民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促进农村社区或居民成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生活环境主义基于生活者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并通过激发生活者的智慧以解决问题,为农村环境问题提供了治理方向。以该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云南诺村建立水源林历程的分析发现:诺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地方环境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生态治理是在村民小组层面的共同体行动;水与森林资源具有公共性,为村民共同占有、使用,从而赋予村民参与治理的权利与身份;村民会议是整合村民不同利益诉求、“说法”的平台,村民通过博弈达成保护环境的共识;在实践层面,诺村基于生活常识而形成治理规则,并依托村社共同体进行监督和制裁。以农村社区为主体、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生态治理,可为我国西部山地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及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从助老到助己:社会工作者情绪劳动中的共情疲劳研究——基于养老机构社工服务的观察

作为特殊的助人职业,情绪的接纳以及控制是社会工作者进行专业服务的前提,共情所带来的亲和效果能够快速打破情感壁垒,但此过程会接触服务对象的负面情绪,引发职业疲劳、倦怠以及替代性创伤体验,造成共情疲劳问题。研究发现,源于助老过程中的不良共情反应以及服务特殊性所引发的残余共情压力是导致老年社会工作者产生共情疲劳的主要因素,如果不能及时纾解会对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不利,产生社会工作者脱离状态的功能失调性重构与职业停滞状态的丧失性重构结果。作为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社会工作职业的专业性与队伍的稳定性对养老高质量服务具有重要的影响。理论研究与干预应该关注共情疲劳带来的负面效应,保护与增进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健康和福祉,推进我国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